杨焄｜赵景深致谭正璧书札发微

樊昕编注《谭正璧友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由樊昕编注的《谭正璧友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共收录四百余通中外学人的来信，或考较艺文，或臧否人物，或评议世风，往往放言无忌，足资谈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编注者替信函中涉及的大量琐屑细节做了要言不烦的笺释，颇便读者寻绎覆按。但毋庸讳言，由于人事丛脞，头绪纷繁，仍不免偶有疏漏失考之处。

与谭正璧书札往还最为频密的赵景深，在1957年11月7日的来信中提到了一位声名未彰的“张心逸”，称赞他编纂的《元明戏曲词语汇释》“花了相当的心血”“颇有不少发现”，并已经和古典文学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很希望老朋友能够拨冗为其删订润色书稿。想来谭氏在回信时拒绝了这一请求，所以赵景深在当月25日又发一函，再次恳请谭对张施以援手，直言“倘此事不成，对他精神上和经济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信中还转达张氏的意见，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将起初拟定的约请谭氏帮助“校改”改为由谭、张两人“合编”，并说定谭对书稿有“有增删之权”，对此张“绝无异言”，稿费分配也从原先“以百分之二十奉酬”转为双方“对分”，几乎拱手转让了决定权。只是这部书稿此后并未付梓，以致《书札》编注者未能依循出版信息去沿波讨源，对张心逸的生平行迹和文章著述只能暂付阙如。此事虽属情有可原而无可厚非，却难免激发起读者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谭正璧

张心逸

其实仔细蒐集整合相关文献，还是可以勾勒出张心逸的一些基本情况。据其生前诸多亲故的回忆，可知他生于1908年，卒于1986年，原籍浙江桐乡石门，本名聿，初字逸心。因自觉“良心要放在中间”，乃改为“心逸”（丰一吟《全靠张星逸先生》，收入张星逸著、桐乡市档案局编《星逸文稿》，嘉兴吴越电子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五十岁后深感“人生恰如行星之翔逸太空耳”，便又以“星逸”之名行世（叶瑜荪《寂寞星光——张星逸先生晚年记》，载《星逸文稿》；又收入叶著《漫话丰子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其部分论著在身后结集，就径直题名为《星逸文稿》。由此可见，《谭正璧友朋书札》中另有赵景深在1972年6月11日的一封来信，提到“张星逸送我一本叶德辉刻的线装薄本”，编注者依照他先前数通书札里的行文习惯，将“星”校改为“心”，其实大可不必。

张星逸《星逸文稿》

赵景深

张心逸早年追随同乡前辈丰子恺研习过日语和绘画，其后数十年间两人过从甚密。抗战爆发前数月，丰子恺以鲁迅小说为蓝本，“曾作漫画《阿Q正传》。同乡张生逸心持原稿去制锌板，托上海南市某工厂印刷”（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序言》，开明书店，1939年），可惜突遭日军炮火袭击，画稿不幸化为灰烬。1949年初，丰子恺举家从厦门返回上海，一时举目无亲，据其幼女丰一吟追忆，“没有地方可住，便在爸爸的学生张逸心家中落脚”（丰一吟口述、周峥嵘撰稿《丰一吟口述历史》第五章《定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受到热情周到的照顾。稍后不久，丰子恺誊录弘一法师剃度前所作部分诗词，“上海解放后，学生张心逸将余钞稿持去制版”（丰子恺《前尘影事集·序》，康乐书店，1949年），最终顺利刊印流布，总算了却他多年来的一桩心事。由此种种，不难想见师生情谊之笃深。五十年代中期，张心逸经过反复斟酌，毅然放弃在工厂里的固定工作，决意集中精力研究元曲，“要老师丰子恺先生帮他介绍此方面的师友”（张康洺《忆父亲》，收入《星逸文稿》），于是丰子恺“就介绍了他去见赵景深教授”（丰一吟《全靠张星逸先生》），继而才会有赵景深再将他引荐给谭正璧的后话。

为了向谭正璧证明张心逸确实术有专攻，赵景深在信中还相继提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评朱居易稿（《戏剧论丛》）的材料，大部分是他供给的”，说的是赵本人以笔名“邹啸”发表在《戏剧论丛》第二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上的一篇《读〈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刚出版不久的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商务印书馆，1956年）旨在“以曲证曲，间及话本小说以资旁证”（见该书《凡例》），总共考释了一千余则出现在元杂剧中的疑难词汇，旁搜远绍，钩沉索隐，用功极深。赵景深的书评却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每每从上下文来猜想其意义，有时连最普通的词语也解释错了”，对部分词语的释义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全文举证翔实，考订细密，颇能令人信从。赵氏毕生专注于小说、戏曲研究，尽管非常注重发掘史料，却并不以语词考释见长。从信中所述可知，他撰作此文曾得到张心逸的大力襄助，对后者而言，这毋庸赘言是一件驾轻就熟的小事。

赵景深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凌景埏《刘知远诸宫调》的疑难，张心逸替他解决，他认为很对。这方面他有创获，我们俩也都承认的”。凌景埏自1956年开始校注《刘知远诸宫调》，因为仅存的金刊本残卷先前一直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所以只能辗转依凭郑振铎整理校订的《刘知远传（诸宫调）》（收入郑振铎编《世界文库》第2册，生活书店，1935年），以及根据原书照片勾描翻印的《金本诸宫调刘知远》（来薰阁书店，1937年）。1959年凌氏因车祸猝然离世，所撰校注尚未最终定稿。数年之后，张心逸利用更为清晰的珂罗版影印本《刘知远诸宫调》（文物出版社，1958年），并参考青木正儿、郑振铎、内田道夫等中外学者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载《江海学刊》1964年第1期，署名“星逸”）和《补〈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载《中国语文》1965年第5期，署名“张星逸”）。在前一篇的引言里还专门提到了凌景埏的遗稿，称“凌氏生前花了很大力气，征询友好，从事校勘，终以俗体简写夹着摹本的以讹传讹，存疑的竟至无法辨明”。联系赵景深的来信，可知张氏的研究成果在正式发表前，就已经通过他转呈给凌氏参考，而且得到了凌、赵两人的充分肯定。赵景深早年编有《弹词选》（商务印书馆，1938年），在上卷《渊源编》里就节选过《刘知远诸宫调》，不过仅是迻录郑振铎的整理本，并未另外施加校勘注释。对张心逸此番提出的校注意见，他自然会格外关注，无疑也具备评骘得失的能力。《谭正璧友朋书札》中另有凌景埏在1957年10月15日的来函，同样可资比勘参证。信中向谭氏请教在校注《刘知远诸宫调》时遇到的疑难，坦言“有多处不明其义”，其中一处出自卷二刘知远与李三娘分别时所唱的“这烦恼浑如《孝经序》”。而张心逸在论文中也讨论过这一句的涵义，他根据唐太宗《孝经序》所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云云，推测“俗或因此而作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打诨语”，恰好可以替凌氏解惑释疑。数十年后，凌景埏的校注遗稿经过谢伯阳的修订增补，汇集为《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年），在注释该句时也引录唐太宗所言，认为“俗以左右不是，心中莫决，比之《孝经序》”。两相对照，显然借鉴过张氏的见解，只是格于体例，未能予以说明罢了。

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残卷

星逸（张心逸）《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

除了深入研讨《刘知远诸宫调》，在此前后短短数年间，张心逸还另发表了《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载《中国语文》1959年第4期）、《古剧词汇答问》（载《文汇报》1961年10月18日）、《新发现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载《江海学刊》1961年12月）以及《〈元曲选释〉补证》（连载于1959年至1962年《横滨市立大学论丛》）等多篇论文，以语词的考索释证为主，兼及版本的调查勘验，同样得到不少同行专家的褒扬称引。

明清以降出现过大量《西厢记》评注本，可张心逸在《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里强调，“古人的笺注只能给我们一种启发与参考，并不见得绝对正确可信”，由此指摘王季思的新校注本虽以精博见称，“也有不少使人感到不妥。主要的也是被古人的笺注所眩惑，而粗枝大叶地不加考索所造成的”。如剧中第四本第一折里有一句唱词“不良会把人禁害”，王季思在早年所撰《西厢五剧注》（龙吟书社，1944年）中认为“‘良会’二字连用”，所谓“不良会”就是“有本领之意”。此后他相继出版过《集评校注西厢记》（开明书店，1949年）、《西厢记》校注本（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等，内容多有删订增益，这条注释则一直相沿未改。张心逸对其句读和释义均不以为然，参酌元代杂剧、套数中的用例，指出“不良”后当逗断，“‘不良’为‘没良心’，意即‘狠心’”，是“曲语中习见的男女间爱极相詈的反语”。王季思晚年又有《西厢记》校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和《集评校注西厢记》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与张人和合作），就转而依照张氏的建议，修正了承袭多年的讹谬。在批评王注本的同时，张心逸对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作家出版社，1954年）也多持异议。如第一本第二折中的“莫不演撒你个老洁郎”，吴注将“演撒”释为“挑逗、勾引”，张氏直斥其说“不过拘泥古解而加敷演，并没有做到切合词意的分析”。他从《西游记》中又找到类似的用例，将“演”解作“迷惑”，并强调“撒”为元代惯用的“语尾助词，并无意义”。吴晓铃对其评议当即予以回应，非但坦承自己诠解有误，称扬张氏发现“撒”字用作词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更进而表彰“张心逸同志是一位极为勤奋的元代词汇研究工作者”，“我们欢迎他的努力和他所取得的成就”（《〈“乳口”和“钩窗”〉和〈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读后》，载《中国语文》1959年第4期）。能够得到王、吴两位的一致首肯，足见他在这方面研精覃思而深造自得。

张心逸《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

《西厢记》的版本递传也极其错综繁复，上海古籍书店在五十年代末搜求到明万历末年何璧校刻的《北西厢记》，就因为历来未经著录而鲜为人知。张心逸在《新发现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里，分别从“宾白的改动”“曲文的增删”“曲文的订正”及“何本的讹文”入手，条分缕析，详细考校了这一新见孤本的文献价值。此前上海古籍书店筹划影印该书，已经专门约请赵景深撰写说明，对何璧的生平经历、底本来源、校改情况乃至插图特色都做了相当深入的调研分析（见《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张氏在论文中也明确交代，“这里所谈的是赵景深先生跋文中所没有提到，并为各本所从未发现的异文”。而在看似题无剩义的情况下，他依然发现了不少新问题。尤其是从遣词用语的角度着眼，认为何本“在曲文和对白上的艺术修饰，确有高于别本的特色，可以肯定它是接近原文的明刊善本”，这与赵景深推断何璧主要是以隆庆年间刘龙田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为据进行校刻，由此认定“在恢复《西厢记》最早的古本这意义上来看，何本并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无疑判然有别。而据多年以后蒋星煜在《何璧与〈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载《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又收入其《〈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中介绍，赵景深后来转变意见，“认为何璧校本不一定和刘龙田刊本有关”；蒋氏对此又做了更为细致的考察，“怀疑何璧很可能在校对时虽然曾参考多种版本，但并没有选定一种为底本，同时自己又作了一些改动和删削”，足见张氏所言确实不无可取之处。赵景深的那篇跋语此后略经删改，收入其《戏曲笔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他在该书《后记》中补充说，“《〈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跋》是应古籍书店之请而写的。后来张心逸先生又在《江海学刊》上详细地评介了这部书”，郑重提醒读者留意参考，也说明张文确有所见，绝非率尔操觚之作。

何璧校本《北西厢记》

张心逸《新发现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

至于《〈元曲选释〉补证》一文，则专为匡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入矢义高、田中谦二与中国学者魏敷训合作撰著的《元曲选释》第一、二两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1952年）。《选释》历经多年集体商讨才陆续印行，综揽全局的吉川幸次郎曾凭借《元杂剧研究》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参与其事的其余几位也各有所长，堪称一时之选。吉川在《元曲选释序》中自诩“句梳字栉，不作无证直言”，“凡直语之书，莫不参考”，在感慨辛劳繁重之余，更显得踌躇满志。杨联陞在书评中也认为，“以详密精确而论《元曲选释》，实在有许多突越前人的地方”，“不但广引群书，而且多就元曲互相比较，所以注释往往精当不移”（《吉川幸次郎等：〈元曲选释〉》，收入《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张心逸从赵景深处借得此书，仔细研读后却“发现讲解不妥及误释之处甚多”，所撰《补证》后由赵氏转交给另一位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在其主持的《横滨市立大学论丛》上分期连载（参见叶瑜荪《寂寞星光——张星逸先生晚年记》）。日本学人对其研究也称赏有加，波多野太郎认为“根据张氏那样出色的文献作为基础来研究，就能够正确地理解古典小说戏曲”，盐谷温更是推许他“学问赅博，考证精核”（两文均收入《星逸文稿》），即便是受到批评的吉川幸次郎也主动寄赠著作，与其缔交。

吉川幸次郎（善之居士）寄赠给张心逸的《元明诗概说》

在专注于研究的同时，张心逸也转益多师，向不少学者求教请益。王佩诤应约为其著作撰序，述及“近以所著《〈元曲选释〉补证》示余”，“深佩其考据之精当”（《元明戏曲小说词语辞典序》，收入《星逸文稿》，该文撰于1958年）。任半塘在追溯唐代戏剧的源头时，也征引过《〈元曲选释〉补证》，认为其说“甚是”（《唐戏弄》第一章《总说》，作家出版社，1958年）。夏承焘在日记中提到“发张心逸浦东复，谢其寄近著《金元曲文著字研究》”，又说起“上午张心逸来，以其在日本所印之《〈元曲选释〉补证》见赠”（《天风阁学词日记》1960年9月10日、1961年8月12日条，收入《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补证》一文尽管在海外发表，倒也由此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知晓。

他的辛勤耕耘不仅得到词曲专家的揄扬，也引起了训诂学者的关注。蒋礼鸿在《读〈刘知远诸宫调〉》（载《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又收入《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评述过张心逸等人的研究，认为“比之郑振铎先生的校点，现在是进步了不少”；随后在《训诂学基本知识》（载《汉语散论》，《汉语大词典》浙江省编写办公室，1979年；修订后又改题为《训诂学略说》，收入《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里介绍元代戏剧语词的研究状况，也着重提到“张星逸有《〈元曲选释〉补证》”，“可惜国内流布不广”。郭在贻在《训诂学参考文献简目》（收入《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列入《〈元曲选释〉补证》，在《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收入《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里又悉数收录《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补〈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和《谈〈西厢记〉里的词语解释》，将这些论文视为指引后学窥其门径的重要参考。

因为精通日语，与海外学人也时有交流，张心逸还藉此为其他学者提供各种便利。任半塘为了调查静嘉堂文库所藏清钞本《教坊记》，就“曾因浦东张心逸先生，转恳横滨大学教授波多野太郎博士代查此书”（《教坊记版本考略》，收入《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任氏又深入探究了唐代声诗的演变，借鉴过日本学者岸边成雄的名著《唐代音乐之历史研究》，依据的也是“张星逸译本”（《唐声诗》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郭在贻在研读敦煌变文时参考了蒋礼鸿手抄的《敦煌变文钩沉三种》，据他转述蒋氏的回忆，这批文献原本藏于苏联科学院，“一九六二年李福清赠张心逸，心逸转赠任半塘，任寄胡宛春，宛公见眎，因得迻录”（《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记》，载1984年《文献》第21辑；又收入《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身为知名汉学家的李福清专攻小说、戏曲，想来为研究之需而结识了张心逸，而他馈赠的礼物迭经辗转，无意中又推动了蒋、郭两位的变文研究。赵景深晚年着手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做笺注，也曾经“写信给张星逸，询问盐谷温的生平”，不久之后“写了一条盐谷温，是据张星逸提供的资料写的”（《赵景深日记》1976年9月10日、9月22日，新星出版社，2014年）。今检赵著《〈中国小说史略〉旁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题记》里说的“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等等，有过一段简明扼要的注释，日记所述当即指此而言。

长期没有固定工作的张心逸，总算在1961年与谭正璧一起被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特约编辑；那部《元明戏曲词语汇释》书稿的修订计划，虽然没能得到谭正璧的慨允，但经过他本人不断增删，最终易名为《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并约请到王佩诤、波多野太郎、盐谷温等中外学人为此书撰序。他在《自序》中回顾了多年来的研治历程，感叹“典籍浩瀚，管窥蠡测，难免疏陋之失，尚恳海内贤哲垂教焉”（《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自序》，收入《星逸文稿》），期待着出版后能够得到更多切磋商讨的机会。然而时移世易，这样的愿望注定是要破灭的。数年之后，他甚至还失去了出版社的兼职，只能将家人暂置上海，孤身回到故乡石门，依靠做油漆工来谋取衣食。年逾耳顺依然痴迷学术的他，又将兴趣逐渐转移至《诗经》。可惜既乏书籍可供参考，又无师友以资砥砺，所撰《诗经新话》虽被丰子恺推许为“说理精当，观点正确”（丰氏识语见《星逸文稿》），实则无所发明，乏善可陈，远不及其考释戏剧语词来得当行出色。

丰子恺题张心逸《诗经新话》识语

关于《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此后的下落，还有些误会有必要稍作考辨。据其哲嗣张康洺《忆父亲》所述，张心逸在“文革”结束后曾携书稿至上海古籍出版社谋求出版，“社方领导在肯定文稿价值的同时，一无根据地否定文稿出自我父亲之手，要我父亲在‘出卖版权’和‘退稿’两个方案之间作一选择”，最终无奈以一千元的代价“选择了出卖版权”，但求书稿能够早日问世。只是事与愿违，出版事宜此后并无下文。他追记此事当然意在展现其父“淡泊名利的襟怀”，对出版社的颟顸专断显然也深怀愤慨。然而仔细推想起来，出版社之所以会做如此揣测，或许和张心逸当初曾提议与谭正璧联名合编此书不无关系。而他在该书《自序》里也说过，“辱荷吾师景深先生予以勖勉，频加指析，改讹解惑，获益良多”，对赵景深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深致谢忱，大概也容易滋生误解。好在彼时谭正璧、赵景深等当事人俱在，澄清这些事实应该并不困难。更何况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情于理恐怕都不会对曾在此兼职的特约编辑提出如此无据的猜疑和过分的要求。所谓“出卖版权”的那一千元费用，似乎更有可能是出版社补发的自“文革”开始就突然暂停的特约编辑薪酬，否则岂有购下版权后还任由作者将书稿带回自行处置，从此不闻不问的道理？至于这部书稿最终没能正式付梓，主要还是因为出版社已经先后印行了陆澹安所撰《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和《戏曲词语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在百废待兴、资源紧张的时候，当然不会再考虑同类选题。好在张心逸生前就已将这部多达八十万字的《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手稿捐赠给了在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尽管日后仍未必会有出版的机缘，但其毕生心血所凝，也当如“行星之翔逸太空”，终究不会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