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子们如何庆祝自己的毕业季？

每年的6-7月，都是学生们毕业的日子。学子毕业，代表着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昭示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启。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古代学子的毕业标准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古代学子们并没有明确的毕业期限。夏商时期的学校制度无史料可考，西周“官学”——国学的学制，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有记载，当时的学生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艺”，十五岁入“大学”，培育道德素养、学习“修齐治平”之道。至于学子们何时毕业，《近思录》中说：“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这些学子们需经过长达25年的学习生涯，直到四十岁才能踏入仕途，但这并不意味着25年就是固定的毕业期限，因为并非所有“大学”学子都能够步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没有入仕的学子，即使学习的时间足够，也不能算是“毕业”。

西汉武帝时，在都城设立“太学”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立“五经博士”为教官，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太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由太常进行选拔，《汉书·儒林传》载：“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各郡县地方高级官员推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学子经荐举进入太学后，每年参加固定的考试，成绩优异者即可取得做官的资格，“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从而顺利“毕业”。结合西周官学与汉代太学不难看出，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在政府官学学习的学子们不论年龄长幼，亦不论学习时间长短，从学校毕业的唯一标准就是入仕为官。

隋唐以降，随着科举制度兴起，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唐代有六大官学，皆隶属于国子监，对所招收的学生有年龄规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针对学习不同儒家经典的学子，官学也规定了不同的修习年限，如果学生没有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将被除名。对于在官学或地方私学就读的广大学子来说，科举是他们进入官场的必由之路。此时，他们毕业的标准由“入仕”转为“及第”，而每一届科举考试也就成为了这些学子们的“毕业考试”。

宋承唐制，在唐代科举的基础上增设殿试一级，学子们只有通过殿试才能真正称之为毕业。明清时期，基本延续了这个标准，而又有其时代特点。此时，考中进士仍是学子“毕业”的正途，但因国子监监生的地位提高，学子们即使没有考中进士，只要进入国子监继续读书并通过考核，也能够取得做官的资格。清代还开设博学鸿词、孝廉方正等制科，作为选拔“非常之才”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但不变的是，学子们的毕业标准仍是入朝为官。

古代学子的毕业礼什么样？

中国古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科举中式、入朝为官，成为学子们的毕业标准。对于古代学子而言，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这才算真正“毕业”，是登科学子人生之大事，从学子到学校、官府都视之为举足轻重的大事而欢庆。那么古代学子的毕业礼都包含着哪些庆祝活动呢？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设以来，至明清时期，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逐步成型，中国古代学子们的毕业礼也就围绕着这些重要节点展开。

序曲：为举人而设的“鹿鸣宴”。自隋唐到明清，按照科举体制，中国古代学子们通过解试（即乡试）成为举人，并于次年赴京参加省试（明清时称为会试）。在解试放榜后，地方官员便会为这些举子们举行盛大的“鹿鸣宴”，庆贺他们通过解试，同时也预祝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省试中“高中”。“鹿鸣宴”是脱胎于周代“乡饮酒礼”的一种宴会形式，这类宴会多演奏《诗经·鹿鸣》以助兴，“鹿鸣宴”之名由此而来。比起传统的、并不十分规范的“乡饮酒礼”，“鹿鸣宴”增加了《诗经》的演奏环节，更具文化品位和“敬老”“尊贤”的文化功能。不过，规模不小的“鹿鸣宴”只是古代学子毕业礼的序曲，重头戏要到会试结束后的放榜之日才拉开帷幕。

正礼：从谢恩、拜谒礼到朝谢、“簪花”。古代进士的“正礼”，近似于今天的毕业典礼，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唐代，在会试放榜后，新科进士要结队拜谢会试主考官以感谢其拔擢之恩。五代人王定保编纂的《唐摭言》记载了初始的唐代学子们谢恩的情形，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拜谢流程：首先，由新科状元带领及第的进士们前往礼部列队而立，报上姓名，等待谢恩。接着，状元在主事的引导下与主司（即主考官）互相行礼并致谢辞，随后学子们依次向主司行拜谢礼。三日后，再行一次拜谢礼，这次主司可以和进士们交谈，并一一指出他对进士们的引荐之处，进士们则对其提携表达感谢之情。新科进士们等到皇帝的敕命下来，就要前往中书省，完成拜见宰相的仪式——过堂。面见宰相的流程与拜谢主考官类似，仍由状元致辞感谢宰相的栽培，随后状元以下的进士们一一报上姓名并致谢意。

宋代，殿试正式成为科举建制。学子们在会试之后还要经过殿试才能正式成为进士。为了防止结党营私，宋代明令禁止新科进士向主考官和宰相谢恩，所有进士及第者均为“天子门生”，此前流行的“谢恩”“过堂”等礼仪也都变为由新科状元率领及第进士上谢恩表，朝谢皇帝。元明清三代基本延续了这一礼仪。明清两代又在进士中选取优良者点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清代，新科进士们先行朝谢，之后前往国子监拜谒祭酒和司业，国子监祭酒和司业则在“彝伦堂”为这些新科进士们举行“簪花”仪式，可视为清代学子的毕业典礼。这与今天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时的“拨穗”仪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盛宴：种类繁多的宴会礼。在正式、严肃、繁琐的正礼之外，新登科的学子们还会参加同年进士之间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毕业”宴集。一是曲江宴。它是一种泛称，唐代有相当多的宴会均在曲江岸边举办，各地均有曲江亭，进士们就在亭中举行宴会，其中又以“闻喜宴”和“关宴”最为出名。闻喜宴，是学子们在听闻及第的喜讯后，所举办的庆贺宴会。唐代，闻喜宴主要是及第进士们的私下聚餐，属于民间性质的宴会。但到了五代时期，朝廷开始出资举办闻喜宴。宋代延续了朝廷出资办闻喜宴并予新科进士钱财赏赐的做法。“关宴”则是新科进士在参加最后的“关试”后举办的宴会，也是同年登科的学子之间的告别宴会，蕴含各奔前程的离别之意，故亦称“离宴”，这与现代的毕业宴会有相同之处。

二是琼林宴。宋代出现的“琼林宴”，是专为新科进士们举办的宴会，从“闻喜宴”演变而来。与唐代闻喜宴不同的是，“琼林宴”的规格更高，是皇帝亲自参与的“国宴”，因赐宴在著名的“琼林苑”而得名。在“琼林宴”上，新科进士们会将各自的籍贯、三代等情况记录下来，形成类似今日简历一样的档案进行保存。明清时期，多将“琼林宴”称之为“恩荣宴”，其仪式内容基本不变，“琼林宴”的形式得以传承下来。

三是鹰扬宴与会武宴。武举乡试发榜后，会举办与“鹿鸣宴”对应的“鹰扬宴”；武举殿试发榜后，则会为新科武进士举办“会武宴”。“鹰扬宴”的得名，出自《诗经·大雅》“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称颂姜太公在牧野战场上威武善战，如雄鹰展翅，“鹰扬宴”以此为名，来勉励新科武举人们。清代还设立“重宴鹰扬”制度，规定武举人中举满六十年，再逢武举乡试，准与新科武举人一同赴鹰扬宴。朝廷赏给花红表里，赐以武衔，以表彰武将们常年戍守边疆的功绩。“会武宴”是专为武进士所设，一般在武举殿试发榜后举行。《吾学录》中记载：“《通礼》武殿试传胪后，燕有事各官暨诸进士于兵部，曰会武燕。既入席，和声署升歌兔罝之章，余仪与荣恩燕同。”“会武宴”上，武进士们一齐咏唱《周南·兔罝》这首格调雄壮而奔放的诗篇，抒发报国之情。“会武宴”的规模、气派远超“鹰扬宴”，其宏大场面可与“琼林宴”媲美。

畅游：远足与踏青。除去宴会，新科进士们结伴游览京城名胜也是毕业礼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唐代，进士放榜多在春季，因此及第的进士们多选择在长安附近踏青。他们通过当时专门办理这类事务的民间组织——“进士团”安排出游活动，最常见的去处就是长安周边的曲江，游览之余还可在曲江之滨举行宴会。唐代的进士还偏爱游览长安郊外的慈恩寺大雁塔，进行“雁塔题名”。在雁塔之下，同年的新科进士们推举擅长题字者进行题名，如果题名者日后成为朝中高官，就需要用朱笔将其重写一遍，以示尊荣。此外，唐代的进士们在曲江宴后，又会“移饮于杏园，行探花之举。”所谓探花，就是在同科进士中选择年纪较轻者作为“两街探花使”，骑马采摘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大园林的名花。宋代一度延续了“探花”活动，但神宗熙宁年间还是以“以厚风俗”的理由废止了宴席“探花”的传统。

学子毕业礼：历史、现在与未来

古代毕业礼重拜谒师长，体现了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这一传统延续到今日的毕业典礼上，仍保留了毕业生向教师“献花”、举办“谢师宴”等诸多“谢师”的传统，学子们对师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师生互道未来珍重，展现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古代学子毕业畅游的传统也沿承了下来，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今天毕业活动重要组成的毕业旅行，对学子开阔眼界、体验多样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古代毕业标准和毕业礼中存在的弊端。古代学子对皇帝的朝谢、对师长的拜谒，流程极其繁琐复杂，这是中国古代礼制以礼仪定人之等差的表现，入朝为官、进士及第者不仅可得隆重表彰、享受盛大的毕业礼，更可获得政治地位，保持世袭门第，形成利益团体、阶层固化，桎梏学子视科举为一切，扭曲学子的人格，产生“范进中举”一类闹剧、悲剧。而且，古代学子毕业礼中的各类宴集讲究排场，极尽奢华，也影响到今天毕业宴会的铺张浪费，都是不可取的。总而言之，从古到今，学子毕业礼虽有变化，但毕业生对师长的感激、对人生未来的憧憬之情传承至今。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6月下

原标题 | 中国古代学子的毕业与毕业礼

作者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邱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赵鸿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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