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书市：马恩列著作少了，还有哪些政治读物可以看？

        知识分子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出书难。关于“改革”、“新思维”、“空白点”等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的图书已是明日黄花，读者不关心，书市上很难找到。出版社找能赢利的书稿出版。学术著作，特别是社会科学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社。原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已改名为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其研究人员整理了很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已在出版社压了一年多。问题不完全在出版社身上，它们资金缺乏，财政困难，开不出稿费，怎敢做赔本生意。新闻出版社想出一个高招，把来稿的书目先送到德国去征订，如德国人感兴趣，先译成德文出版，作者有了用马克支付的稿酬，就可以用以补贴在俄国出版的费用。但此类书毕竟有限，并不能使俄国的出版界走出困境。

        莫斯科人依旧爱读书，在公共汽车上、地铁车厢里，都可以看到手捧书卷阅读的人，甚至在地铁的上下行电梯上也可以看到有人打开书本读书——莫斯科的地铁由于深入地下的电梯很长，尽管速度较快，也还有时间看上几行。

        书店的外表一如既往。特维尔大街（原高尔基大街）上的书店的橱窗玻璃上仍然写着各类图书的广告，包括马恩列著作，书店内马列像依旧挂着，但马恩列的著作已经少见了。谈改革的著作一度是热门书，现在书店里也难看到了，改革已经渐行渐远，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这类书只在街头、地铁的书摊上能够看到，都不太贵，大概因为人们已经不关心这个话题了，贵了更没有买主了。

        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个书摊上竟然看到斯大林的一本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是地球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书的封面上印着“Памятник Эпохи”（“时代的纪念碑”或“时代的墓碑”），颇有创意。历史上的各种书籍，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其中的观点，只要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应当让它保存下来，供人们阅读和研究，禁书不是办法。这样的版本确实值得收藏，无奈此书家中已经有多种版本，担心书架“爆满”，其他图书无藏身之地，只好割爱。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补天而无力回天，这是他的悲剧。书摊上评论戈氏改革的书不时可以看到，此类书往往都是戈氏的战友、同事撰写的，带有检讨、批评的性质，如原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的《改革：背叛的历史》，新闻出版社1992年出版，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了。还可以看到雅柯夫列夫、索布恰克等人的著作。这两天《独立报》连载卢基杨科夫的《铁窗内的访谈》。总体上看，都是在反思过去。

        西方克里姆林宫学专家B.索罗维耶夫和E.科列尼科夫合著的《鲍里斯·叶利钦》，也是1992年的新书。这是克里姆林宫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其他两部是《尤里·安德罗波夫：走向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历程》和《在克里姆林宫：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作者自称，这三部曲都是反克里姆林宫的。

        一些过去难以见到，更难以买到的历史性著作现在纷纷重印，如《路标》、施略普尼柯夫的《1917年前夕 1917年》。

        苏联解体前后，出现过布哈林热，后来又出现托洛茨基热。因为最早挺身而出反对斯大林的是托洛茨基，并且一反到底，始终不渝，被俄国史家认定是苏联最早争取党内民主的斗士。

        近年来论述托洛茨基的论文相当多，但专著不多见，毕竟写一部书需要更多的时间。直到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才见到两部俄国人撰写的托洛茨基传。一部是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著的两卷本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这是作者撰写的三部曲之一，此前已经出版了《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其实此书名译作《凯歌与悲剧》更为贴切），稍后又出了《列宁——政治肖像》。书摊上还有历史学博士Н.А.瓦谢茨基撰写的《托洛茨基政治传记习作》。这两部书都是在1992年1月签署付印的。与此配套的还有瓦谢茨基编的托洛茨基的《论俄国革命史》，其中收进俄国读者以往根本看不到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引发党内争论的《新方针》《十月的教训》《论列宁》等文章。这是二十年代以后首次在俄国重新出版的托洛茨基的著作。苏联历史学家撰写了大量批判托洛茨基的著作，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作者都没有见过托洛茨基著作本身，只是根据党的决议、斯大林的著作中所引用的片言只语来加以演绎。我接触到的一些历史学家都对瓦谢茨基的著作表示“不感冒”，原因是他在马列研究院工作时，写过不少激烈批判托洛茨基的论著，现在不免有赶浪潮之嫌。其实，由于在马列研究院工作，他是最早能够接触到有关托洛茨基档案的少数学者之一。我没有读过此书，不敢妄评。不过不管怎么说，托洛茨基问题总算在俄国解禁了，可以公开议论了，说好说坏再也不受限制了，这是好事。

        （本文原载2015年6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俄国书市上的政治读物》，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