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马尔克斯扒去衣服的玻利瓦尔

西蒙·玻利瓦尔。

        正如《百年孤独》那广为传诵的第一句话一样，马尔克斯发表于1989年的作品《迷宫中的将军》也有一个不寻常的开篇。伟大的自由斗士、拉丁美洲独立英雄、为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美洲的大国而耗尽心血的西蒙·玻利瓦尔，是以一丝不挂的形象首次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伺候他最久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见他光着身子、睁着眼睛泡在浴缸的草药水里，以为他已经淹死了。”

        诚然，光着身子泡在浴缸里的形象也可以表现崇高，比如法国画家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但在马尔克斯的笔下，浴缸里的玻利瓦尔并不像马拉那样线条刚劲、如沐圣光，而是一派衰样：“躺在水里那副瘫软沉迷的神态简直不像个活人。”画中的马拉已经死了，死使他更为崇高；小说开头的玻利瓦尔只是一副死样：似是死了，还没有死。“我已经不存在了。”

        在后文中，玻利瓦尔对希望他重返权力宝座的手下这么说。这句话也许是作家的虚构，其中有多少悲凉意味，自待读者去想象——对于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物，作者始终不吐露他的心迹，只以动作、神情、外在环境和极简练的对话让我们去琢磨这位英雄的想法，正如他的贴身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一再说的：“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

        马尔克斯在这篇小说中想象了玻利瓦尔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沿着马格达莱纳河一路向北，通往加勒比海的港口，也是通往死亡的旅程。“我们的生命是河流， / 最终会流向大海， / 大海就是死亡。”西班牙中世纪诗人豪尔赫·曼里克的名句在西语文学传统中构建了由川入海——从生到死的联想。

        当玻利瓦尔踏上开往加勒比海海岸的航船、意欲漂洋过海在欧洲度过余生的时候，其悲剧的结尾已经能猜到了。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将军的健康每况愈下，与之伴随的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政局的风云变幻，以及对将军的往事尤其是风流韵事的回忆。按照马尔克斯自己的讲法，玻利瓦尔的这次旅行是他一生中文献记载最少的部分，只留下三四封信，没有随行人员做过记录，也没有关于此行的回忆录，“正因为如此，我可以不受约束地大胆想象。这太妙了！我可以杜撰一切”。

        历史记录的空白给小说家提供了绝佳的想象空间，尽管马尔克斯又说，为了写作此书，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求证了一干历史学家，以免犯历史常识的错误。迷宫中的这位将军是玻利瓦尔，又不是玻利瓦尔。熟悉马尔克斯作品谱系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孤独而疲惫的老将军或多或少有作者已经成功塑造过的虚构人物的影子：或是《百年孤独》里那个经历数不清的大小战役、睡过数不清的女人却不爱任何一个人的奥雷里亚诺上校，或是《上校无人来信》中那个在绝望无聊中孤独等待的退伍上校。本来没有的人物，任你怎么虚构他都不要紧；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而且是威名和荣耀几乎不可动摇的人物，杜撰他的经历就有受指责的危险了，更何况是在故事开头就扒下了他的衣服。

        因为与其他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英雄一样，玻利瓦尔的形象已经被官方历史死死设定了。他是基座牢靠的青铜雕像，是印在纸钞上的僵硬肖像，身着帅服，挂满勋章，不容诋毁和杜撰。用加莱亚诺的话说，独立英雄已经成了拉丁美洲“被劫持的记忆”的一部分，以僵死、沉默的形象与统治者一道维持那压制自由的秩序。作家则以文学的想象让这些故去的人恢复生命和自由，从而促使今天的人更为积极也更为清醒地思考当下与未来。迷宫中的将军虽是垂垂老矣的衰样，却以这种形象反抗了官方叙事中的高大光辉的形象，反而更为可信也更为可亲——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玻利瓦尔，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地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但通过大师的手笔，我们或可感到他的灵魂在说话。

        这部小说告诉我们，玻利瓦尔在生前就已经被冻结为一尊雕像了。当他离开权力中心圣菲波哥大，朝着大海的方向渐行渐远时，他已经被盖棺论定为“解放者”了，一切有悖于这一荣誉的言行都将被过滤掉。当将军的副官把将军的一次有趣的谈话告诉一个编年史作家时，这位记史者认为不值一记，因为将军已经盖棺论定了。“凡是见到将军最后一次旅行的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看法。也许正因为如此，谁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在此，作家似是在为自己的虚构开具合法证明。

        很多时候，书中的这个虚构的玻利瓦尔像是在反抗官方记忆中的玻利瓦尔，或是简单粗暴地征服一个姑娘，或是骂一句与他的身份不相称的粗话，都是在否定那个圣徒式的玻利瓦尔。在马格达莱纳河的河面上，看到一艘漆着“解放者号”的汽船，将军自言自语道：“想想看，那就是我！”“解放者”的光荣称号成了暮年玻利瓦尔的枷锁。

        他抛弃了最高权力，不想步拿破仑后尘做独裁君主，然而现实又逼迫他一次次重新介入政治，以个人威望维护这个行将四分五裂的共和国。他不是玻利瓦尔主义者，却成为玻利瓦尔主义者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屡屡祭出的法宝。他无意玩弄权力，却被权力玩弄，沦陷在政治的迷宫中，也沦陷在这片注定将纷争不断的土地上，再也不能到达大海的另一边了。马尔克斯或许认为自己有权让将军说出他没有被允许留传下来的话，以这种方式还原玻利瓦尔，展现那远比历史记载更为多样、矛盾和复杂的个人内心世界。

        我曾听一位古典文学学者讲他怎么研究王安石。他说，就像做侦探一样，不仅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文献资料，还要尽力在想象中还原被研究者生活的时代和空间，有一度他甚至天天去南京的王安石故居周围徘徊，以便展开脑中的跨时空之旅。研究者是人，被研究者也曾是鲜活的人，要深入地理解他，需要将自己的生活与他的生活相接通。马尔克斯在尝试接近暮年玻利瓦尔的内心世界时，也将自己的人生与玻利瓦尔的人生接应起来。

        带着玻利瓦尔漂向人生终点的马格达莱纳河，是马尔克斯自幼就熟悉的河流，他是沿着与玻利瓦尔之行相反的方向，从他出生的加勒比海海岸前往首都圣菲波哥大的，沿途所见景物的印象和记忆也就部分地化成玻利瓦尔的旅行经历。玻利瓦尔也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区，这一信息有时也成为马尔克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航行指南，他会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做出判断和选择——比如玻利瓦尔的裸体问题。

        据马尔克斯说，他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文字材料中读到，当外交官来到总统府时，他看到“玻利瓦尔赤条条地坐在吊床上，用脚掌打着拍子，用口哨吹着共和国进行曲”，正是在这一刻，马尔克斯觉得他看到了真实的玻利瓦尔：“这就是玻利瓦尔，他赤条条地坐在吊床上，不停地摇晃着。我们住在海边的人都是这样。但是这种奇闻轶事是为历史学家所摒弃的。”于是，在小说的开头，玻利瓦尔就以裸体形象出现了。        

        光着身子的形象无损于理想的光辉，玻利瓦尔的理想至今还激荡着拉美政治思潮。他未实现的愿望是，如小说中所言：“创立一个疆土从墨西哥延伸到智利合恩角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统一国家。”从欧洲学来的启蒙思想，成了他建立乌托邦的行动指南。小说中记到，他年轻时“参加了共济会，高声背诵《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中他喜爱的篇章，把卢梭的这两本书长期搁在床头”。

        这或许不是马尔克斯的杜撰。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曾在他的一篇题为《堂吉诃德与玻利瓦尔》的文中写到，卢梭著作之于玻利瓦尔，正如骑士小说之于堂吉诃德。不知马尔克斯是否读过这篇文章，他笔下的玻利瓦尔确实也有点堂吉诃德的影子，无论是在偶尔精神一振的时候，还是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在马尔克斯笔下瘦得皮包骨头却仍强打精神的暮年玻利瓦尔，不正是活脱脱一个塞万提斯的“愁容骑士”吗？

        或许，吉诃德精神是内化在玻利瓦尔这个美洲西班牙人的灵魂里的。乌纳穆诺就把玻利瓦尔视为一个纯粹的西班牙人，一个堂吉诃德。他写道：“解放者最后的岁月难道不是充满了愁思的吗？他似是在重复堂吉诃德说过的那句话：‘我不知道我千辛万苦打下来的究竟是什么。’这充满悲情和沮丧的最终时刻，是所有真正的伟人所共有的。此时他感到自己是空忙活了一场，对这些他依仗利剑和信仰从西班牙手中分出去的新国家的前途毫无信心。”这就是一个被启蒙思想照亮的堂吉诃德——玻利瓦尔的悲剧，也是拉丁美洲的悲剧。

        在小说的最后，将军在临终前的清明状态中口授了自己的教训和关于美洲的预言：“美洲难以治理，干革命的人徒劳无功，这片土地必然会落到一群不知节制的人手里，之后又被形形色色但又没有区别的暴君所控制。”这是小说的文字，大体上也是拉丁美洲两百年来的真实历史。马尔克斯在想象历史也在指涉现实。玻利瓦尔眼睁睁地看着他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分崩离析，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人世。大哥伦比亚裂变成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后来又从哥伦比亚分出了巴拿马，而哥伦比亚的内战到今天还没打完。直到马尔克斯也离开人世，这个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还没有完全结束。《迷宫中的将军》终究触及了令人沉重的现实主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前一个中文版的题目就显得有些轻佻了——1990年，南海出版公司曾以相当迅疾的速度推出了该书的中文译本，取名为《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封面上印着大大的红心，红心下面是一张具有挑逗意味的吊床，引人无限遐想。如此包装的小说首先吸引你的可能是玻利瓦尔的浪漫情事，小说开头前的介绍就告诉你，将军有三十五位情妇……小说中出现的那些各有特色的女子，有的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有的则是马尔克斯的虚构。

        他是想刻画将军“博爱”的一面吗？恰恰相反。迷宫中的将军尽管床上功夫了得，也很会哄女人开心，却不会留恋任何一个情人。或许他爱过一个人，唯一的一个，把对她的爱深深埋葬在心灵的最深处，那就是他早早失去的妻子。十九岁结婚，二十岁即成鳏夫，丧妻的绝望与酝酿解放美洲、统一美洲的宏伟政治理想之间是否有微妙的联系，只待后人去想象了。乌纳穆诺说，玻利瓦尔的娇妻就是这位美洲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娅。

        任何一部历史小说都难免被严谨的历史学家挑出错误。尊重史实当然是应该的，但过于严谨就无趣了，毕竟文学不能等同于历史。作家一方面要感谢历史学家的记录和考证工作，一方面又尝试着逗一逗历史学家。历史小说似是要做到史实叙述的天衣无缝，然而有时候正是那编织中有意无意露出的一条缝，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马尔克斯在后记中说，他在朋友的帮助下纠正了小说中的几处历史错误：一个尚未出生就赢得战役的军人；一个同已故丈夫一起去欧洲的遗孀；玻利瓦尔同苏克雷在波哥大共进的一次午餐，而实际上他们当时一个在加拉加斯，另一个在基多。他觉得这后两处不改正也无妨。读到这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这位讲故事的大师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