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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新城离职《新周刊》,加盟黎瑞刚华人文化基金
又一位传媒“大佬”离职了。
6月18日,《新周刊》前执行主编封新城在微博上晒出手写离职信,宣布全面退出《新周刊》。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过渡,本人现已全面退出《新周刊》,并加盟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人文化),出任运营合伙人兼首席内容官,主管内容生产及视频发展业务。” 封新城在微博中这样写道。
2014年12月13日,在2014中国年度新锐榜颁奖典礼上,封新城就已宣布卸任执行总编一职,改任《新周刊》顾问。如今,他和《新周刊》虽已没了身份上的牵绊,却可以拓展另一种关系。
“我相信,我会从华人文化的角度去寻找和《新周刊》的深度合作。”
18日,封新城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己从来没想过会离开,很不舍与《新周刊》的感情,但是视频、影视领域的工作对自己吸引力更大,更想尝试新的内容,只能忍痛挥别。
1996年,《新周刊》诞生于中国南方广州,封新城出任执行总编。
这本以新锐、话题为成功标签的杂志,深深烙印着封新城的痕迹。他在创立“观点供应商、视觉开发商、资讯整合商、传媒运营商”等一系列全新办刊理念的同时,更独创“飘一代”、“她世纪”、“第四城”、“生活家”等影响深远的新锐概念,并开发培育了“大盘点”、“中国年度新锐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城市魅力榜”、“年度语录”等传媒延伸品牌。
在当时媒体市场化大潮中,《新周刊》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之一。
而在创办《新周刊》之前的12年,封新城干的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电台工作,与名嘴窦文涛是同事。他俩同年离开体制,选择了自由发展。
31年间,从电台到杂志,再从杂志到网络,追随着时代的脚步,封新城面对未来充满期待,“我的离开,是有更新的追求。”
提起退出《新周刊》,封新城哽咽了。@新周刊 微博图对话封新城:很多传媒界老朋友都来到视频领域
澎湃新闻:去年年底你已卸任《新周刊》执行总编,可时隔半年后才全面退出,这是为什么?
封新城:去年宣布卸任时,大家会猜我会去干嘛,那时我没说,其实已经在准备。
那时想,一方面可以把担子交给更年轻的人,这半年我一直在做交接工作,帮他们过渡一下;另一方面,按我的性格,我喜欢做新的事情,于是也开始紧锣密鼓操办新动向,主要方向就是往互联网发展。
澎湃新闻:你在《新周刊》倾注了许多心血,怎么舍得离开?
封新城:推了半年,离职两次,还能引起大家兴趣,可能也与我和《新周刊》的关系有关。由于杂志特殊的媒体属性,《新周刊》有着我非常鲜明的风格特质,可能因此我的离开令大家不敢相信。很多人会问,你怎么会舍得?
6月12日,在正式和《新周刊》员工说明时,我说,最不可能和最不该离开的应该是我,最热爱《新周刊》、熟悉《新周刊》的是我,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要离开了。
原本以我一贯嘻嘻哈哈、乐乐呵呵的风格,以为能把事情说过去,没想到那天没做到,我说到一半就哽咽了,只能让社长接着说,很多同事也哭了。
潜意识里,我不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因为在《新周刊》有一种企业文化,很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有一帮志趣相投的人做着这样一件事儿,大家感情很深。
虽然有这么多感伤和不舍,但我还是觉得前面的事情更吸引我。现在,我参与华人文化的内容建设、生产,特别是视频领域。这和在《新周刊》的工作有相通之处。
事实上,《新周刊》是非常有视觉思维的杂志,甚至选题本身就是一个片子。《新周刊》和我一直有着视觉思维,我曾和记者聊过,如果不做杂志,我肯定会去做电视、制片。
之前我做了12年广播工作,之后杂志工作又使我个人的东西得到充分发展。现在,媒体出现更迭换代的变化,如果我有机会进入新媒体,那我的思维方式、看世界的视角和方法也可以运用开来。和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黎瑞刚多次聊天后,我俩一直想合作做点事情。可若不在法律上解决好身份关系,施展不开,只能我自己忍痛了断。
我称之为家人的兄弟姐妹,虽然少了一个当家老大哥,但也多了一个社会上的好朋友。不在《新周刊》一起吃饭做事,但资源还是可以共享的。我相信,我会从华人文化的角度去寻找和《新周刊》的深度合作,这也是一种拓展。
封新城在朋友圈剖析心路历程。澎湃新闻:视觉、视频领域一直是你希望尝试的?
封新城:没错,我有时还吹牛,让我去搞部片子,没准能行。这都与总体思维方式相关,很多东西都是通的。我对相通的东西,之间的关联、互动很感兴趣。
只是说,我做这本杂志的时间长了,容易和我自身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一个人的潜能还有很多.我还有这个机会,也愿意去尝试。
澎湃新闻:从何时开始发现自己着迷视觉、视频领域?
封新城:在大学时代,我会写诗,写诗让我有语感。因此,这对《新周刊》工作也有帮助,很多封面专题、标题都很有语感。
做广播工作使我有对象感。那时我坐在话筒前,当时的同事窦文涛和我一起,要对着听众说话的。这些道理是通的。
当然,做《新周刊》使我形成了一语中的的发现能力、命名能力,这个状态做到比较极致。但从传播上来说,作为传媒人,我非常愿意把身上更多潜能发挥出来。视频、影视这些都有很多可开拓的空间,甚至可能把我不知道的潜能爆发出来。
澎湃新闻: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走出这一步很难,是什么事情触发你走出来?
封新城:到现在也可以说,我其实没有想到会离开,可这一天还是来了,是许多事情促成的。
一方面,想让年轻人成长,那我就得放手,一直扶着马,马怎么跑得快?周围和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甚至我认为,我的存在都成为了一种障碍,即天花板效应,有时使得他们很难最大化发挥。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存在。最重要的是,《新周刊》其实是一个方法论,就是用思维方式看问题,这个特质已经深入骨髓、进入每一个人血液了,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他们的才能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让大家迸发一下。
我的继任者今年42岁,正值年富力强。另外,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当年不一样。我们那时刚兴起媒体市场化大潮,且是一个向上趋势。现在的媒体有往下滑的趋势,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同,接受信息和阅读的习惯也变了,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未来。这不是一个定数,是变化中的东西。
另外,我不把身份解决清楚,怎么获得更明确的天地?总是模糊的,合作方也会不知道怎么下手。
当然,也要对自己有自信。在整个传统媒体都被唱衰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本事、勇气踏入新媒体领域?虽然今年我52岁了,但我不怕,我愿意去闯一闯。
可能对我来说,重要的抉择不在于是否有勇气出去,而是,是否真的敢于放弃。我放弃了,不过不是离开了一个行业,而是离开了一帮兄弟姐妹。
其实,我的离开,倒不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行业衰落了,按照《新周刊》特点来看,并不完全是做新闻的,它是做现象、趋势、话题、策划的,所以反而受到的冲击没有报纸和新闻性强的杂志那么大。
澎湃新闻:从何时开始有这个新追求的意向?
封新城:应该是从去年准备放下执行总编这个位置时,我和黎瑞刚一起聊过,能否合作新的事情。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与其这样身份不明地谈,不如勇敢地走出《新周刊》,黎瑞刚也欢迎我。他在电视领域的成就不言自明,他也有新的布局,比如在视频领域要做一些前瞻的事情,这和我一拍即合。
大概用一天想明白的。其实,这就是敢不敢放弃《新周刊》的问题。实际上,花费的时间阶段是半年。可一旦你有了做新事情的冲动和准备后,自然会和原来的母体脱落。我想明白的那一天,就是瓜熟落地的结果。
封新城与同事聚餐话别,开启新的征程。@新周刊 微博图澎湃新闻:对《新周刊》有没有遗憾?
封新城:最难放下的是对兄弟姐妹的情感。其实我还在广州,大家还能见到。
很多人会问你,最好的19年花在这里,如果《新周刊》某一天有了更多利益,你分不到会不会可惜?我觉得不会,当大家这么议论时,我已经收到它的好。但你不去做这种决断,你做不成新事,这个权衡很清楚。
澎湃新闻:为何选择今天宣布全面退出《新周刊》?
封新城:选在今天宣布也没什么特别。原来准备在6月18日做“2015生活方式创意榜”颁奖礼时,邀请大家来广州,我再宣布。后来我觉得太劳民伤财,决定送奖上门。运用网络思维,在网上发布颁奖。原来办颁奖礼的预算要350多万元,现在我只是出一次差就可以把奖给颁了,省了很多钱,还运用“互联网+”颁奖礼,做了个实验。
有趣的是,在孟非小面店里给孟非颁奖时,排队吃小面的人全涌上来拍照,这比在礼堂里办颁奖还好看。
实际上,黎瑞刚很早就说要颠覆传统电视,他是能看到行业未来格局的一个人。所以,他和我的重点都在于往前看,看到了视频这块市场之大,而内容之缺,为未来做共同开发。事实上,我很多传媒界的老朋友也在这个领域,比如新浪前总编陈彤,现在负责小米的内容投资和运营。
澎湃新闻:去华人文化后,你主要负责什么工作,还会参与一线新闻视频制作吗?
封新城:都有可能,但我更多还是策划、业务管理和开发的工作。参与一线新闻可以作为一个视频单位来开发,不是最大的热点。重要的是,我能把很多在《新周刊》积累的资源,在影视平台盘活。也许会有很多可能,比如和姚晨做一个节目等。这是全新的。
澎湃新闻:在华人文化的工作上手了吗?
封新城:还没有完全上手,因为《新周刊》收尾工作做了不少。很多人今天看我的微信、微博都懵了,因为我前两天还在南京、北京做颁奖工作,刚从上海回到广州。
澎湃新闻:工作变动后,收入起浮大么?
封新城:估计会有提高吧,不过这个事我不谈。在《新周刊》时,孙冕曾写过一段关于我的话,我是一个不问工资多少、就是来干活的人。我认为,钱是可以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在那个位置自然而然有相应安排,谈钱不是我的风格。只谈事情,谈我能做什么。
澎湃新闻:在华人文化的工作是否有明确方向和项目了?
封新城:明确的方向是更多地面对年轻人,在年轻人中发掘视频生产和创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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