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许宏：考古人眼中的“中国”诞生于何时？

        什么是“中国”？最早的“中国”诞生于何时？早期中国是土生土长，还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强烈影响？著名的二里头文化究竟姓夏还是姓商？这些都是历史学、考古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受邀来到上海市社联群言厅，参加“望道系列学术讲座”，并做了题为“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的精彩报告。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许宏先生讲座内容的整理摘录。

        

考古学为本位的历史书写

        关于中国诞生史，中国是怎么来的，可以有多种解读。我们一直以来存在着“文献史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

        文献史学，几千年来一直在做，现在还在做，今后仍有必要继续梳理。条分缕析、去伪存真地来做，就是文献史学为本位的研究。

        在考古学出现之后，就有一种积极的进行整合性的研究，这就是把文献中披露的信息，跟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存做比较研究，俗话说是“对号入座”，这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种研究取向。

        还有一种就是我本人持有的态度，以考古学为本位。考古人也应当而且能够以自己相对独立的身份参与写史。

        “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这两大话语系统在一开始各自发声，分别是神话传说和考古学文化，只有到了殷墟时代，甲骨文出来，就是地下文字和传世文献资料结合在一起，这两大话语系统才能够合流，才能成为信史。在此之前，所有狭义史学范畴的研究都是推论和假说。

        一般说来，我们把那些有确切文献记载时期叫做历史时期（History）；把只有零星文字，要靠后人追述的时期叫做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再往前是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Pre-history）。

        考古学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曾跟着徐苹芳和严文明先生，连续做了好几个国家社科基金委托的整个考古学科五年规划的本子。我们这个学科的自我评价是考古学在史前时期的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秦汉之后的研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越是没有文字的时代，考古学就越能彰显出它的优势。

        那么中国是何时诞生的？像我这种偏于保守，以考古学为本位的研究者，倾向于二里头文明应该是最早的中国。我那本小书《最早的中国》就是写二里头文明的崛起。但它是夏还是商？就不知道了。同时我又认为，暂时不知道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二里头文化：最早的中国

        什么是“中国”？我们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但要从二里头开始算，那只有三千七八百年的历史，这不是有问题吗？我说其实不矛盾，关键是怎么看“中国”。如果从现在的中国追溯，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文化实体，跟族群也有关系。

        我之所以说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那是从最狭义的政治实体的角度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最初的“国”就像苏秉琦先生说的那样，“满天星斗”，但那些“国”是共存的、不排他的。而只要“国”之前加上“中”，加了central这个定语的话，就具有了唯一性和排他性。从考古上学看，东亚大陆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有独一无二的核心文化？那么只能是二里头。

        

        我们熟悉的中国的自然环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盆地，西北是高原干旱区，东南是多雨的季风区，这两大板块有重大差别，也各自有特别兴盛的文化，但最后被称为“中国”的那种强力的存在，到最后还是在两大板块的交汇地带产生，所谓“杂交”出高度文明，这在生态学上叫做“边际效应”。

        我个人的中国上古史观或者说文明观可以形象地归纳为“东方先亮、西风东渐、月明星稀”。我不太认可文明单线进化论，那时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跟现在中国的东西差别几乎是一样的，中原绝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兴盛、很强大，而是东方开始很厉害，到后来中原才崛起，而这与欧亚大陆青铜潮的东渐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我说“东方先亮、西风东渐”，最后二里头出现是“月明星稀”。

        

        二里头都邑在中国历史上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是鉴于二里头处在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个结点上，所以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政治实体的最早的中国，只能上溯到二里头，再往前就是“满天星斗”了。

        二里头文化是在洛阳盆地出现的，我们知道盆地北边就是邙山，中国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讲到这里，说句题外话，我们做考古工作，其他地方如果是十墓九空，洛阳则恐怕要十墓十空。所谓“洛阳铲”就是洛阳盗墓人发明的，当地的盗墓水平极其高超。建国之初，各地的考古队就吸收了不少原来的“盗墓贼”，因为他们的水平太高，必须作为人才引进，把他们改造成新人。二里头队当时就有一位这样的资深技师，干了多年。

        

二里头的“中国之最”

        我们在二里头这样一个大都邑里，一下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包括东亚大陆从来没见过的遗迹遗物，而这些东西跟三代以后，一直到明清的古代王朝都是相关联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向后又开启先河的，二里头有好多这样的“中国之最”。

        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东亚大陆最早的车辙（双轮车的痕迹）、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宫室群、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包括最早的铸铜作坊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等。

        

宫殿区大路上的车辙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清理

        我们还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了贵族墓，那些墓葬就是埋在当时宫殿院子里面，是使用时期而不是废弃后埋葬的。贵族墓葬为什么会埋在那儿？这些建筑是什么？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念是什么？为什么有些族群会把先人埋在自己的屋里，然后在上面继续生活？这座宫室是祭祀性的宗庙吗？这些问题都有待探究。

        墓里面的随葬品，都是物以稀为贵的东西。比如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就出自这里，很有意思。上海博物馆的宋建老师认为这种原始瓷跟上海周边江浙一带的很相近，那究竟是江浙产的，还是二里头当地产的？是交流的产物还是朝贡的物品？都有待探索。

        

        去年是二里头遗址发掘55周年，我们推出了我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以来的一个集体成果——《二里头（1999-2006）》。我们挖了7年多，整理了7年多，可以说是十五年磨一剑。这套书彰显出多学科合作的理念，各个学科的作者总共达到62人，试图从二里头遗址中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

        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二里头是世界的二里头”。我们考古人由于自己的学科限制有许多研究是搞不了的，我作为考古队长，作为一个协调人和筹划人，至少可以知道哪个学科有最好的学者，可以共同做研究。这是今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大趋势。        

农民挖到中国最早的青铜钺

        二里头还出土过一件中国最早的青铜钺，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们考古人想挖什么挖不到，但农民一挖，往往挖得出来。

        大概是在2000年，那时我刚接手二里头发掘不久。某天有一位邻村的老汉拿着废报纸包着的两块残铜片来问我们是不是有用。他说的出土地点就在二里头遗址内。看铜片遍体鳞伤，我就问他，他说不知道是不是铜，他就敲了看看。收废品的人说只能给他五六块钱，他说还不够一盒烟钱，不干。那意思是说，我们给他的奖励不能低于这个数。因为考古队是不能收购文物的，但我们可以给人家奖励，否则更没人上缴文物了。现在的农民，如果遇到他认为值钱的东西，大半不会送给你了。上世纪70年代以前，农民那都是成批成批地往考古队送。

        

        我当时一看这件东西就按捺不住惊喜，知道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以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钺是二里冈文化晚期的，那要比二里头晚好多，再往前跟玉石钺接不起来。二里头这件铜钺一出土，钺的谱系就联系起来了。所以非常兴奋，最后奖励了那位农民30块钱，结果老头挺高兴，第二天就领着我们指认他挖出东西的地方，我们记录信息，又马上派专人坐软卧送这件宝贝到西安去，用意大利进口的X光机，来拍里面的内伤和花纹等等，最后公布了它的详细材料。

        所以，二里头出土点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是中国之最。

早期中国单纯土生土长？

        早期中国是单纯土生土长的吗？二里头文化究竟是酋邦（Chiefdom），还是国家（State），这些现在大家还都是争来争去的。

        我在《何以中国》这本书里引述过一个片段，2005年世界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应邀到北京做讲座，有人问他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非常好，他说这完全取决于考古学家自己的经验，例如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因此在我们这个领域，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现在许多问题都具有不可检验性，此时，证据、材料、逻辑、推导过程，这些东西才是重要的。

        从龙山时代一直到殷墟时代，除了青铜之外，我们看多墓道的大墓，包括甲骨文这些东西，都没有找到确切的本土来源，有点突兀。而像马拉车、小麦、绵羊、黄牛，还有很多东西都是东亚大陆以前没有的，甚至像二里头这样一种掌控大范围人群的能力和政治组织模式，是否就是从无到有，“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我们发掘得越多感觉问题越多，重要的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引发大家思维复杂化。现在可以说“光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整个中国史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来看，加强不同地域、不同学科间的合作，尤其寄希望于年轻人，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做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