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掌故︱当“不要脸”的里根碰上好莱坞“红色”黑名单

1950年的6月22日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公布“红色渠道”黑名单

        苏联首次核弹实验成功后，美国政府上下乱作一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全面针对有左翼倾向的演员、制片人和作家。1947年“委员会”传唤了多位剧作家，问他们是否加入过共产党，其中十位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为名拒绝回答。他们被判藐视国会，入狱一年。这就是著名的“好莱坞十君子”。电影公司老板不但不支持员工，反而将十人解雇，永不录用。

        三年后的这一天，“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出版了一份“红色渠道”黑名单，预示了一场更大范围的传唤和听证，乔斯·费雷、奥森·威尔斯、亚瑟·米勒都在被传唤之列。时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的里根没有履行工会职责，反而支持设立黑名单清洗同行。十几年后他竟然不要脸地给《花花公子》的主编海夫纳写信，完全否认有黑名单这回事。里根的史迹可是相当辉煌，连任过加州州长和美国总统。

        

1922年的6月25日   艾略特给律师朋友、赞助人约翰·奎因写信说自己写了一首“约四百五十行的长诗”

        在信中，艾略特写道：“大部分内容是我去年冬天在洛桑疗养时写的。”若是加上注释，他觉得可以变成一本三四十页的小书。“我认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庞德也这么觉得。”这诗一开始题为《他用不同腔调扮警察》，最后改成了《荒原》。

        从一开始就有三条线在这首展示摩登时代朽败的长诗周围交织：作者精神上的抑郁（所以需要疗养）；用脚注帮助读者理解诗中许多文学用典；需要另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者庞德的支持。

        事实上庞德是《荒原》的接生婆，他不仅介绍艾略特结识了奎因，而且从一开始就力捧艾略特的作品，甚至还尝试过筹款帮助艾略特摆脱在伦敦银行的劳碌工作。他非常积极地编辑艾略特的诗歌草稿，这一点被后来的评论家过分强调，其实庞德的修改都是小地方，不过判断极为精准。

        

        庞德似乎想要减少诗歌语调中的暂时性，艾略特的打印稿里让“尤金尼德斯先生”（士麦那的同性恋商人）邀请诗人“去肯家街酒店午饭/或许再去都市酒店过个周末”，庞德在旁边写道：去掉“或许”。于是“或许”消失了。

        至于脚注，艾略特觉得读者需要读，因为我们作为现代朽败的一部分，显然已经不会去研读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韦伯斯特的《白魔》，或是《奥义书》。

1939年的6月26日  “作家中的作家”在法国多维尔去世

        他写了近八十本书，包括诗歌、评论、文学和文化史、传记、旅行文学和打破俗套的小说。他创建了《英语评论》（The English Review）和《跨大西洋评论》（The Transatlantic Review）。他几乎和英美文化圈的所有人都是好朋友，从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到庞德、D.H.劳伦斯、乔伊斯、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艾伦·泰特、罗伯特·洛威尔等等。虽然他的小说一直在重印，但很少被大学英语教材选入，更不会进入经典读物。

        

        他是谁？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名字一直在变，从最早的福特·赫曼·许弗到H.福特·许弗到福特·马多克斯·许弗，最后终于安稳叫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因为一战爆发后，英国王室决定和德国王姓Saxe-Coburg and Gothas说再见，毅然改姓温莎，福特也毅然丢掉了赫曼、许弗这些个德国名姓（他父亲可是德国人呐）。

        福特的生活和姓名一样变化多端，他结过许多次婚，在一战中两次受伤，住过伦敦、巴黎、普罗旺斯、苏塞克斯和纽约，不停写啊写。据说他每天早晨一起床就要先写上一两千字。

        庞德曾撰文称赞福特的诗有口语的韵律直觉，而今天福特为人所知主要是作为小说家，尤其是1916年的《好兵》，开篇是那句著名的：“这是我听过最悲伤的故事。”很快读者会发现，叙述者约翰·多维尔不仅听说了故事，他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多维尔很不可靠，他在故事里跳来跳去，不停改变时态和语态，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全新时态：不可能态。“假设你应该过来和我们一起聚聚。”说这话时小说人物已经不可能过来。有评论认为这叙述的飘忽不定之感甚至超越了亨利·詹姆斯，也预示了六年后的乔伊斯和《尤利西斯》。

        

1969年的6月27日  约翰·福尔斯绝望得太早了

        乔纳森·凯普出版社于1969年6月12日出版了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福尔斯尚未成名，但传奇出版人汤姆·麦奇勒慧眼相中他，看完手稿就拍了一封电报：无与伦比。

        可惜英国评论界反应冷淡。《泰晤士报》登了负面短评，《卫报》不喜“这本冗长而令人费解的书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污迹”。福尔斯的传记里说他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出版几周后一直情绪低落，“不停抱怨各种身体不适、尼古丁上瘾、病怏怏地没精神……他一直有一种失败感。1969年6月27日他开始写一本小说，暂定名《徒劳》”。

        

        不过这小说没有机会写完。1969年秋天《法国中尉的女人》在美国问世时掀起了一波巨澜，福尔斯被盛赞为“比贝娄、罗斯和厄普代克更明亮的新星”；在去美国巡回签售途中，福尔斯发现他的小说已经取代《蝇王》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六十年代校园必读书。即便他之前被英国评论家贬得一文不值的《魔法师》也成了热门。

        兴高采烈的福尔斯再也没有了徒劳感，他甚至一鼓作气戒掉了烟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