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先生那种风雅，原本是情趣而非成就，是生活而非技艺

【编者按】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于2015年美国东岸时间6月17日下午一时（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一点）在美国纽黑文去世，享年102岁。

        正如本文作者所说，张充和先生身上那种我们称之为“风雅”的东西，在今天实在已是空谷足音。作诗填词、临池点染、临风度曲，本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反映的并非“成就”，而是“情趣”。然而如今，这却俨然成了一种值得标榜的技艺。

        由于艺术史的特殊性，每一部艺术通史的作者，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个人在通史中的地位？不论把艺术史写成什么样，都不能不面对这个抉择，因为通史的篇幅有限，而艺术家却数如恒沙。        

        可以想象，史家们最终选择的往往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例如，对黑格尔的拥趸来说，就是那些“引领时代精神”的大师；对贡布里希而言，则是那些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行动家们。        

        很明显，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必然放弃了许多个例。例如，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之后，南宗正传之说一时统领天下，为人们津津乐道。天下士人好像一边倒地都学了南派山水，个个俨然林泉高士。而当时与后来的艺术史著作也乐得花不少精力去探讨这些人，只留下有限的篇幅给北派画家们。读这样的艺术史，端的是纲举目张，明心见性；但有时也不免想问，当时追摹北派画法的艺术家真的这么少，而他们的成就也当真相形见绌吗？还是因为他们没站对队伍，因此被舆论淹没，也被艺术史放弃了呢？        

        按这个道理想一想，总会惕然心惊。在材料、技法、科学知识日益丰富的时代，艺术家们的作品苟日新，日日新，连书法国画也撒开大步奔向了综合艺术与先锋实验的怀抱。当代艺术史简直是一部声光电热异彩纷呈的奇书。        

        短歌微吟，覃思凝腕，也总有这样的人吧。可是，谁还记得旧情怀？

        自《合肥四姊妹》问世以来，对张家的四位女公子，大家都更熟悉了。其余三位俱已仙去，空留下照片上温凉并济的眼神；而张充和已近期颐，依然遐寿清健。她不算是艺术史中人，却以百年身世，悠游俯仰，写出了一部个人的艺术史。        

        尽管实属老生常谈，仍不免重提苏州九如巷张家的来历，那里住的是晚清名臣张树声的后裔。虽然家道中落，君子之泽却未见摧折；充和的父亲张冀牖是位著名的教育家，创办新学，功莫大焉。不过充和小时被过继与养祖母，从小生长在安徽，受的倒是道地的传统训练。正经正史，书法诗词，我们听起来要敛衽致敬的东西，于她却是私塾里的旧相识。长成之后，她回苏州上学，又考入北大国文系。从此以后，家世芬泽成了淳厚的底色，而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充和已是独自前行。至于与傅汉思缔缘后远居美国，虽然故家风雨，乔木梦萦，却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幸运了。        

        对中国古代文人艺术的研究，常比美术通史好看得多。它是风格、趣味与交游的历史，或者也竟是对一种情怀志趣的侧写。张充和始终是吹花嚼蕊的仕女，我们也正该循着这条路去读她的艺术人生。

        论及风格（尤其是书画艺术方面），首先真该对本书编者白谦慎先生再三致意。以书法史家的眼光来选择作品，又大致按照时间先后排列顺序，已为不得其门而入的读者提供了很大便利。而在介绍页中不只述及创作背景，更时时加以短而精的形式分析，或者提要钩玄，指出妙谛所在；读者得此，真如入宝山而得了引路人。再谈张先生的书法，几乎无从置喙，只愿聊作补白。        

        书法风格随时间发展而生变化，这在书中已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不过假如横向地来看，或许可以另有所见——根据不同的内容来选择书风，乃至取势谋篇、布局定稿，本是书学的常识；然而张充和做得尤其好，而且，也不刻意。这大概真可以称得上是天分吧。        

        于“诗”之一部中，作者以九秩高龄自书诗词。其中《题蒋风白双鱼图》一首，实际是一阕《临江仙》。此调有数种格律，她选用了较少见的七、七、七、五、五一体。抄写这首词时，作者并不按照寻常写法顶格写起，而是上下两片，均以起手两七字句作一行，中间七字句一行，末两个五字句作一行。（按填词的规矩，前两句本是一句话；五五两句或顺接，或对偶，也是不可分的。）我以为这么做或许并非仅为追求画面错落之美，而是因为一件书法就好比一段朗诵。在她笔下，原作韵律几乎朗吟而出。        

        又如为沈从文作品题写的一系列书名。张充和小楷虽间架挺正，却常以提按撇折取势，故多欹侧顾盼之态。然而为沈先生所题的字并不如此。整套《沈从文别集》的题签，矫饰之态一一洗尽。锋芒虽少了，作者的表现力却凝聚在每一个具体的笔画之中，白先生已指出这些运笔与古代书法作品的具体联系。沈从文修直温润的气息流淌于一片温润墨光里，我们也真可以“见字如面”了。        

        摹仿是风格史中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通常来说，“摹”与“仿”散文则通，对文则异。前者像是古籍中的“覆刻”，但愿丝毫不爽；而后者更像“翻刻”，允许意到笔不到。可是我们在美术史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挂羊头卖狗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明明说是仿某人笔意之作，看上去却怎么都不大像。另一种情况则是闷头不响地偷师，以至于有时候冒出一个艺术家，从文献上几乎找不到他的师承。去看他的画儿，倒是亦步亦趋地像着某位大师——啊，自学成才。        

        巧的是，这两种情形，在张充和书画中都有所体现。于前者是两件临书，于后者是自绘册页。《临虞世南破邪论序》，白先生已有了精微的分析；《临苏轼黄州寒食帖》还可略述几句。对比临本与原本，苏轼写得很“放”，而张临本简直是非常克制的。尤其是从“自我来黄州”到“泥污胭脂雪”几行，一个字一个字对过去，会发现无论哪一种笔画，运力行笔的方式与原作都并不很相同。在我看来，这倒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得以分析她无可磨洗的个人特色——例如总是平直有力的横画。        

        至于绘画，看得出作者寄畅怡情的旨趣。如以海绵作画，与《沙漠小景》近于水彩画的意态等，均是。但细读她的山水册页，会发现大多设法严谨，秀峭妩媚。即使有时点画不很明确，构图取景却都渊源有自。或者说，有严妆肃服的资质，方能荆钗布裙而不掩丽色；即使在示范作画时所画的一枝梅花，也是如此。画面极简，主干只有一笔，梢头花朵欹侧回头；几乎是近于实验的大胆，却令人一望而想起八大山人的《梅花图》。尽管笔意与情感殊非同途，而对浓墨与留白的运用，到底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篇幅不会太长，仍想做一回三家村老儒，说说张充和的诗词。过去无缘多读，一见之下几乎惊艳。规行矩步、四平八稳地写几句律绝，从前文人几乎谁都来得。若是那样，不免枉担虚名之讥。而她的诗除却应酬之作外，难得都凛然有英气，并不作昵昵儿女语。        

        如题陶光《独往集》的一首七律，后半云“致命狷狂终不悔，与生哀怨未全埋。簷冰炉火从今歇，莫遣沉忧到夜台”。悼祭如此，真是沉郁顿挫。又如和罗忼烈的一阕《浣溪沙》，题为“秋兴”。和诗的传统这里不及展开，单言下阕三句：“孰系年光添画稿，休将颜色着霜姿，万红飞尽雪花飞。”对子平平说出，但以清刚取胜；而结句一语宕开，却端然词家的当行本色。至于以“万红”点“秋兴”，以“雪花”带出岁云暮矣的言外之思，那已是四两拨千斤的境界了。        

        附带提一句，她的白话文也写得好。书末两篇写人纪事的文字，口齿清历，直如面谈。尤其并没有老人讲古的衰飒之气，抚今追昔，伤感也稍纵即敛——所谓“知常”，正是难得的智慧。

        我们称之为“风雅”的东西，在今天实在已是空谷足音。作诗填词、临池点染、临风度曲，本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反映的并非“成就”，而是“情趣”。然而如今，这却俨然成了一种值得标榜的技艺。有时我想，“民国才女”大行其道，或者也反射出今人几乎不正常的企羡来。老辈凋零，盛事无复，正是这种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昔人兼擅多能，且以此为清娱的，并不在少。而一种志趣的形成和发扬，也正与所交所游密切相关。如果作张充和的交游考，大约也能证成此说。战争年间，她先后辗转于昆明、重庆，两地均是战时的文化中心。在这种气氛中，大家寄情书画、吟咏诗词，无形中竟是莫大的慰藉，尽管身在其中者未必自知。那幅颠沛流离而有神物护持的《仕女图》，正是这种情谊最好的证明。        

        在步履维艰的近代中国，艺术担上了太多社会责任。江关摇落，人心潦草，张充和与朋友们却坚持着与古为徒。尽管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换个角度说，却未必不可敬。如若没有他们为传承所作出的点滴努力，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或将更深更重。而她远渡美国之后还为传播书画昆曲辛劳工作，就算本属无心插柳，日就月将，也是深厚功德。        

        她到异邦以后，故友难逢，与余英时先生的友谊因此显得格外珍贵。余先生给本书写的序为文人艺术探寻心理源头，实在非常精彩。不过我以为，最见相知的还是他说张先生那一句“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什么志啊”——研究中国文人艺术，实在不该事先抱着对“志向”的信仰，此意如今真是“更与何人说”了。        

        张充和与另一位学者饶宗颐先生也有精彩的合作。选堂先生次韵周邦彦的词集《晞周集》，全文均由张先生手书。略有古典文学和古籍知识的读者恐怕很容易联想起古已有之的实例。南宋有三家和清真词，而在中国版刻史上，清代的精抄本与写刻本也都令人艳称。尽管对两位作者而言，将之影印出版或许未必有太多深意，但这部精美的书籍实际上正继承着这两个传统，它本身也是书籍作为艺术品的典范。文人在在处处都为艺术增色，这不经意间延续的传统，足令晚辈怀想咨嗟。

        前些时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孙康宜主政的《曲人鸿爪》与《古色今香》，其中《曲人鸿爪》里也写到陶光。拈出这一处来，只想见出编者的性情不同：在孙康宜那本书中，打头就是“陶光先生是一位终生爱慕充和的人，在曲人的圈子里这已不是秘密”；而白先生只写一句“由于张充和在书法与诗词上造诣深湛，陶光对她很是倾慕，彼此引为知音”。陶光泉下有知，不知会愿意后人怎样写他；可是在我的私心里，对白先生的温柔蕴藉倒是着实亲近了几分。

        相比于那两部时有小疵的书，《张充和诗书画选》堪称精严。很遗憾仍遇到一处微瑕，就借着纸尾顺便一提吧——那是在《仕女图》的录文页。按姚鹓雏所题的词，其调实寄《谒金门》。那么“玉柱初调炉篆细”一句，中间就不当断开。此外，词押的是“四纸五尾……”一部，末句本作“春风柔绕指”，原图并不误。而录文写作“春风绕指柔”，却叫它生生落了一韵呵。■

        本文发表于2010年8月《上海书评》，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