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无里冒雨赶路，诗人马骅所置身的汉语

        【编者按】12年前，诗人马骅离开北京远赴云南德钦，在梅里雪山脚下的明永村教书、生活，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组诗《雪山短歌》。2004年6月20日，马骅随车坠入澜沧江失踪。他的诗作广泛流传至今，而他的故事则先后被改编为戏剧和电影。日前，马骅遗作《雪山短歌》单行本由世纪文景出版。

        《雪山短歌》集结了马骅在梅里生活期间撰写的组诗40首、书信7封，并附有知名诗人、学者撰写的若干评论文章。本文系诗人马骅生前好友韩博为《雪山短歌》出版而作。

马骅（右）和本文作者韩博

（一）顾左右而言他者

        2003年春节过后，马骅离开天津老家，独自前往云南与西藏边界梅里雪山脚下的明永村，在那里做起了乡村教师。就像在真正抵达之前，马骅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撒谎说要去周游世界一样，在真正完成之前，他也不愿意把自己做出如此选择的用意告诉任何人。他并不是为希望工程而去，尽管在当地，很多人都如此误读，他也懒得解释，只是带着学生们盖屋种菜学习汉语。他不从学校里拿一分钱，但这也不影响他不断地向我抱怨自己如何缺钱，无论是在雪山脚下藏族木屋里一起烤火的时候，还是远隔千里互发短信的时候。

        当年九十月间，在云南的一次见面，让我觉得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藏传佛教上。而年底的一次通信，我却惊异地发现，他仍在写诗。他寄来了《雪山短歌》，号称“选章”，却已有22首。

        这些短歌的顺序与马骅停留在明永（藏语原意：明镜台）的时间线索相契合，一路流淌而出。从《春眠》中“梦见破烂的木门就是我自己/被透明的积雪和新月来回敲打”，到《明妃舞场》中“最初跳舞的人去了罗刹土，和她的佛一起。/后来跳舞的人都回了家，带着/细竹竿、柏树枝和来世的幸福”，再到《风》中“我从风与风之间穿过，打着手电/找着黑暗里的黑”，不难看出一位诗人情感的变化，从最初的自怜自艾，逐渐变得内心空旷。

        刚到明永不久，马骅在自画像般的《乡村教师》里还惦记着“上个月那块鱼鳞云从雪山的背面/回来了，带来桃花需要的粉红，青稞需要的绿，/却没带来我需要的爱情”，而几个月过去，他的心向着更大的空间敞开了，“自我”这个曾经在马骅的诗里不可或缺的主体随着辞藻的雕饰一起淡然、消退，世界开始呈现出本来的质朴面貌：“偷睡的年轻汉子在青稞田边醒来，雪山上的花已经开了。”（《雪山上的花开了》）“湿热的白天在河谷里消散，天上也随着越来越凉。/四个年轻男人在雪山对面枯坐，等待积雪背后/秋天冰凉的满月。”（《秋月》）

        与同代人的作品相比，这是一组拥有最丰富的自然意象的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名词能够带给诗歌意外的生命感。但是如“雏鹰”、“冰崩”、“香柏”、“酥油灯”这样的词汇对于城市中的读者来说，非常容易流于猎奇的对象，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一首空灵的诗变味，甚至沦为滥情的游记。而寂寞的生活教会了马骅如何驾驭这些意象，他任其氧化，然后安插在朴素的词句间，别有一份稚拙。在句式上，他也开始尝试最简，向民间学习，但这是一种冒险，民间语言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许多诗人都曾因此而翻船，糊弄出一些平庸的打油诗或顺口溜。而马骅，他的尝试仍在摸索之中。

        《山雨》是《雪山短歌》中我最喜欢的一首，短短五行：

        从雨水里撑出一把纸伞，外面涂了松油，内面画了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通往云里的山路上。

        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

        坐在碉楼里的人看着，也没替他醒，

        索性回屋拿出另一把伞，在虚无里冒雨赶路。        

        那个旁观者，那个在虚无里冒雨赶路的人，总让我觉得就是诗人在世界的明镜/镜像中认知的自己。

（二）水库下游的写作者

        以上短文，是我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为《东方早报》文化版写的一篇诗评。当时，我有一个计划，通过这种专栏的写作，梳理出同代诗人朋友创作的大致脉络。我选择的对象，是“第三代”之后的诗人，他们大多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九十年代进入大学，成长经历中绕不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能够在相对客观的知识与经验背景下审视现代汉语的发展。可以说，这样的诗人，对于诗歌的语言责任富有一种近乎使命感的担当：语言不只是形式，更是内容，优秀的诗篇总是诗论自身。《雪山短歌》即可视为马骅作于2003年至2004年间的一种诗论。

        马骅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极善阅世，他在三十岁前已涉世极深，他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及广度，对于许多人来说，终其一生，恐怕也难以望之项背。所以，他在三十岁上，作别一般人眼里的繁华都市，前往寂寞深处，一点也不奇怪。雪山脚下的寂寞，是文化领域与个人经验领域的双重“他者”，对于“他者”的孜孜以求，其实又是不甘寂寞。

        我与马骅相识于1991年，同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新生。我们首先被送入南昌陆军学院，军政训练一年。将近十个月里，我们拎着步枪，肩并肩地站着，草地上腾起的湿气，就是虚无的具体形状。马骅当时断定：遭遇集体性挫折的一代人，皆会反弹于日后不可见的环境。

        马骅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的那批作品激励了他。然而，对于现代汉语的诗歌写作者来说，我们实际上能够支配的语言遗产并不算多，胡适开启的白话文运动为日后的写作预设了轨道，1949年之后，轨道变窄，一种说一不二的口语式文体统摄天下，白话文多元化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这也是八十年代的四川诗人提倡方言写作的深层原因，山高皇帝远的方言堪称硕果仅存的冷兵器）。

        如果说这种语言的最初一代使用者尚可承接传统文化的滋养，那么到了马骅这一代，所谓传统文化的滋养，便不过是中学课本里那几篇莫名其妙的古文了。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及其离奇的结果，就像是没头脑先生在语言的河流上游修建水库，却忽略了开闸放水的可能性，作为文化积淀的含蕴极为丰富的汉语被拦腰斩断，水库下游的写作者被迫另起炉灶，创新之路近乎无本之木式的大炼钢铁，这是所有中国当代诗人的窘境。

        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诗人，试图借由诗歌语言领域的两种极端实验寻觅出路——有人试图重拾传统汉语“素以为绚兮”的丰厚意蕴，一个跟头翻腾回水库上游，但存在知音稀疏的风险；有人则力图将口语的粗鄙无限放大，流水线似地生产语言肥皂剧，可以在短期内赢取大量读者——这两种实验自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天。

        马骅在大学期间的创作，从字词选择与结构安排来看，相对简单，不走极端，可以看得出大多数水库下游的写作者对他的影响。1998年至1999年，离开上海的马骅，尝试着在厦门开始一种江湖传奇生活，但不久即告结束，仓促折返天津老家过冬。那段日子，成就了组诗《秋兴八首》，他不再满足于水库下游的贫瘠，不再满足于继续充任一名语言遗产的无产者，他开始将杜甫的诗句与粗鄙的现实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断裂后的突兀效果，比如在“山楼粉堞隐悲笳”题下，传统的“登高”意向，竟指向“清点眼前丛生的/水泥柱，找一棵/属于自己的”。

        随后近三年的北京生活，使得马骅诗作中的现实感进一步增强。那种现实感继续掺杂江湖感，马骅自诩“盖世界浪子班头”，他混迹于被描述为一种崭新传奇的互联网产业与由水库下游的写作者构成的文化圈的汇流之处，直至深感厌倦与失落。他的诗艺是在焦虑不安中诞生的，并在北京得以进一步充实。马骅彼时的诗歌，介乎诗与生活的似与不似之间，类似现代艺术那种执意前往尚无固定价值观的模糊区域进行自我定位的努力。他写下自传一般的《迈克的真实生活》，以及名义上寄送友人，实则酬唱时代的众多诗篇。那些富于感性笔触的作品，松散而模糊，但无一例外，传递出对于自身存在的强烈窘迫之感。        

        毫无疑问，德钦地区的藏族民歌影响了马骅《雪山短歌》的创作。《雪山短歌》的形式、意象、意境、情感模型、抒情手段……都赋予了马骅的诗作一种截然不同于往昔的气象——而那往昔，不过是数月之前的北京生活。

        马骅失踪之后（2004年6月20日晚，他搭乘的吉普车，在由德钦县城返回明永村途中，坠入澜沧江，车里有粉笔，有啤酒，前者他给孩子们买的，因为他即将离开德钦，后者是藏族司机送给他的礼物），被其嵌入《我最喜爱的》一诗中的几句藏族民歌流布甚广，有人甚至误以为那便是马骅的原作——“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而实际上，那几句民歌只是马骅随手借来的他者视角，真正的用意，却是与其对话——四行引用之后，尚有一行收尾，方是马骅着墨所在：“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马骅不甘寂寞，因为他怀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始终在金庸笔下的侠客式自由，与整个西方世界赖以存在的现代性的自由之间，寻找可能交汇的一点。2003年9月下旬，我和几个朋友在中甸古城的一处客栈等待马骅，其中一位朋友希望加入藏历水羊年的转山队伍，马骅翻越白马雪山，风尘仆仆前来迎接。午后一点，马骅现身：冲锋衣，登山包，一撇小胡子，近视镜上夹着墨镜片。我们正在吃饭。马骅并不与任何人寒暄，坐下就吃。问他洗不洗手，他说，已没了那臭毛病。

        强烈的自我意识驱动的表演性，就像一枚烟幕弹，一如既往的烟幕弹，使得接近马骅的人，难以完全领悟德钦的生活对于这样一位青睐生活中的戏剧性的“浪子班头”的真实影响，亦即一处自然与神性浑然一体的巨大场域，对于一位客居于此的熟稔现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影响，更何况，他还是一位置身水库下游却依然怀有语言抱负的严肃诗人。

        没错，马骅爱开玩笑，游戏人生，但对于诗歌，他很严肃，甚至过于严肃。“盖世界浪子班头”的诗歌与远游皆出乎对于幻想的寻找，幻想需经由语言或足迹证实，方可据为己有。戒除洗手的臭毛病，便是经由足迹证实，并据以为私的一种关于他者的幻想，一种自我意识的圈地举动。而《雪山短歌》，那些干净简洁的形式感，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形式感，却是一位水库下游的诗人，为了寻求汉语诗歌的解决之道，对于作为他者的另一种文化母体，所展开的一次无可奈何的草船借箭。

        《雪山短歌》当然能够让人联想起从陶潜到王维的传统，但陶潜或王维的诗篇赖以成立的文明样式却已不复存在，那些诗句，已是历史博物馆中红外线守护的瓷器，否则马骅也没有必要动身前往遥远的他者，不仅挪借活生生的自然，也挪借活生生的神性乃至佛性：“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包括未竟稿，《雪山短歌》计有三十七首，定稿每首五行。对于马骅来说，这不是一个很高的产量，而且，《雪山短歌》的主要篇目多作于客居德钦的早期与中期。有人以“极简主义”解读《雪山短歌》，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雪山短歌》形式简单，但绝不属于祛除意义的后现代的“极简主义”，而是恰恰相反，这是一叠不乏自我意识与表象实体的质朴之歌，它向遥远的传统致敬，仅祛除粗鄙而非意义——它仅试图祛除那一种失去来源，进而失去自由的语言的粗鄙。

        《雪山短歌》本应只是马骅生命中途的一页。《雪山短歌》抵达的明澈，亦绝非这位诗人必然的终点，也许草船借箭之后，他有理由涉足更为壮阔的文明远游。

        然而，意外的失踪改变了一切。读者难免不会带有“后期作品”的期待审视这些作品。作为读者，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一任马骅撂下诗篇，抽身离去，而后与此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