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起，廖静文的一生都充满徐悲鸿的烙印

        2015年6月16日晚，经徐悲鸿之子徐庆平证实，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在北京辞世，享年92岁。而廖静文的一生自从遇见徐悲鸿起，就充满了“徐悲鸿”。

        在徐悲鸿去世60多年后，2015年6月16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证实，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2岁。据身边人士回忆，就在一天前，廖静文女士还在鉴定徐悲鸿先生的作品，神情非常高兴。

        从遇见徐悲鸿的一刻起，廖静文的一生都充满了徐悲鸿的烙印。1939年，16岁的廖静文第一次从湖南远行来到桂林，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模样，穿着蓝布旗袍，梳着没有烫过的短发。她看到重庆美术学院的筹备处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准备去试一下，在口试的考场，第一次见到了年长28岁的徐悲鸿。

        “他有一点未老先衰。当时他才40多岁，但是已经有两鬓如霜的感觉。他的白头发很多，面色有点憔悴苍白，但是他的脸的轮廓非常美。”廖先生曾经如此清晰地回忆，一如初见。徐悲鸿和蒋碧薇解除婚姻关系后，1946年1月，廖静文与徐悲鸿结婚。同年8月，徐悲鸿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偕她北上居住在北平。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患脑溢血病逝。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她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幅作品，及徐悲鸿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1000余幅、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国家文化部，并捐出了北京的一套寓所以建立徐悲鸿纪念馆。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完整的个人捐赠之一。

        廖静文和徐悲鸿在一起生活了仅仅7年多的时间，感情却十分深厚。廖静文曾经回忆，和徐悲鸿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是在成都，“我考上大学在金陵女大念书，每个礼拜天都可以和他一起出去。四川的青城山，是一个很幽静的地方。他在那里画画，我在那里温习我的功课。每天晚上我们都出去散步，踩着月光，看着萤火虫飞来飞去，有时候还可以听见啄木鸟的叫声，很美，很安静，很幸福的夜晚。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刻。后来他生病了，我请假去照顾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孤身一人住在他朋友那里。我那时预备他好了以后再回学校。但是他回重庆以后病得很重，我就再也没有回学校了。我把我的大学梦放弃了。在重庆，他住在嘉陵江北岸的一个山坡上，没有电灯，没有水，住的是木板房子，晚上点的是煤油灯或者是蜡烛，喝的是泥塘里的水啊，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

        2009年，徐悲鸿艺术学院从中国人大迁到上海，落户上海海事大学，由艺术家乐震文兼职院长。廖静文先生任名誉院长。乐震文回忆，徐悲鸿艺术学院开设有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两个系，开创徐悲鸿所从事的油画国画事业，与上海衔接，与上海产生更紧密的关系。打造一个纯艺术教学的理念。“我们在这里唯一的工作就是沿着徐悲鸿的路一直走下去。学院里的一些教师也是在廖静文的关心下调入的。”乐震文说。

        上海画家汪志杰先生是徐悲鸿最后面见的几个学生之一，徐悲鸿先生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后来几个学生就常常到他家里去求教，基本都是师母廖静文接待的。徐悲鸿过世的前一天，还把汪志杰叫到自己家，汪志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时徐悲鸿先生躺在躺椅上，告诉我说‘一个好画家，一生当中要画一万张素描。’我明白，其实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廖先生很客气地给我炸了一盘龙虾片。五十年代初，物质匮乏，这已经是非常热情的招待了。”

        后来汪志杰因 “画家职业化”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平反后，廖先生到上海来，召集几位学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写一些自己的情况，汪志杰有些负气有些玩笑地写了“我是无业游民”。廖先生看了之后说：“你不能这样称呼自己，你是一个很好的画家。”言语虽不多，对汪志杰而言，却是莫大的安慰。

        廖静文曾经说过：“我现在最盼望中国人说的‘地下黄泉’，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要在那里相见。我希望我死了以后，可以和悲鸿在‘地下黄泉’相见。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再看见他。再看见他的时候，我会靠在他的胸脯上，向他诉说我这几十年来是怎么度过的，是怎么样想念他的。我要把我的痛苦都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