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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术民工:马歇尔计划也不是撒了钱就行的
近日,娜塔莉•波特曼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朋友圈里疯传,获赞无数。作为一流学府,哈佛每年的毕业典礼演讲总能引起大量关注,但能称得上是“改变历史”的却少之又少。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学第286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算得上一次——那天,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作为演讲嘉宾介绍了“欧洲复兴计划”,也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
二战之后,西欧经济由短暂复苏滑向停滞边缘。1945-1947年,欧洲战后重建,拉动了经济的复苏,但这一势头1947年走到了尽头——西欧本身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融资来源几近枯竭,各国的重建物资大量依赖外部进口,但外汇储备却所剩无几。外部融资也受到限制,美国的银行家们吸取了一战后的教训,不愿意借钱给欧洲。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西欧经济如同大量失血的士兵正在慢慢死去。
马歇尔计划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1948-1951年,该计划为西欧提供了超过132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数千亿美元)的援助,如同新鲜的血液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欧,成功消除了战后复苏的增长瓶颈。大部分西欧国家在马歇尔计划期间实现了中高速增长。以英国、法国和西德为例,其人均GDP在1951年就已经超出了二战前水平的10%。
这样看来,是马歇尔计划的金钱拯救了西欧。然而,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布拉德福德•德龙和巴里•艾肯格林这两位经济学家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
他们的研究认为,马歇尔计划的输血作用不大,对解决西欧经济增长的投融资瓶颈作用相当有限。援助计划资金规模大约为这些受援国国民收入的3%,不到他们总体投资的1/5;而从资金使用方向来看,直接与固定资本形成相关的也不到资金总规模的1/5。综合计算,占国民收入3%的援助计划带来1%的投资增加,1%的投资增加又会进一步促进0.5%的经济增长。1948-1951年间,投资渠道带来的总体经济增长幅度仅为两个百分点,这与西欧战后经济复苏的奇迹差距太大。
马歇尔计划另一广受关注的作用渠道是帮助西欧重建基础设施,并为之提供融资。然而,实际情况是,二战后西欧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恢复非常快,1946年末铁路运力就恢复到战前水平。战争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持续性,对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也就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迫切。
那么,问题来了——马歇尔计划究竟是怎样帮助西欧复苏的呢?魔鬼在细节中,要理解马歇尔计划的成功,需要仔细研究它的机制设计——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美国要求受援国家做出一系列承诺,以确保证市场机制的充分运转。这些承诺包括:放松价格管制、平衡政府预算、保持金融稳定、保持汇率在合理水平、降低和消除配额和其他贸易管制。西欧长期的战时经济管制对战后影响深远,各种管制在战后艰难复苏的过程中并未消减,反而有滑落至各利益集团进行无止境的“消耗战”的风险。“马歇尔计划”要求受援国作出更加市场化的承诺,从外部约束的角度帮助西欧国家降低了这一风险,为西欧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基础。
尽管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不到受援国国民收入的3%,且不到GDP的2.5%,但这一资金规模在恢复西欧国家市场化机制的过程中却非常有用,换句话说,钱都用在了刀刃上。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西欧国家想要实现收支平衡和价格平稳,就极有可能付出政治上的代价。各个利益集团都将遭受损失——消费者要忍受价格的上涨,生产者要降低需求以提升利润,纳税人面临额外税负,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等等;其结果往往是各利益集团难以妥协,政府最终选择货币化债务,制造隐性或显性通胀,甚至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
当然,马歇尔计划无法消除各利益集团所遭受的损失。但它能够有效减少这些损失。如果说市场化在西欧造成了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约占GDP 5%-7.5%的缺口,那么马歇尔计划以其占GDP2.5%的规模,可以帮助消除其中1/3到1/2的缺口,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美国还要求受援国每接受1美元的援助,就要在对应的账户中存入相应规模的本币,而这个账户的资金,用途是由美国政府说了算。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每1美元的援助,都有可供支配的2美元真实资源。这种干预真实存在。如1948年美国拒绝法国动用这一对应账户,直到法国新任政府承诺预算平衡措施。又如西德政府发现账户资金被延期使用,直至他们降低了国有铁路支出以匹配利润。如此,这一措施不仅放大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杠杆,更保证了推行市场机制的持续有效。
由此可见,在拯救战后西欧经济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更多的不是砸钱给西欧输血,而是帮助西欧恢复造血功能,其核心是通过一系列举措使欧洲从战时管制再度走向市场主导的经济,为之后西欧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成就了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而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将成为一次伟大的演讲,因为它似乎不振聋发聩,也未震撼人心。也难怪时至今日仍没多少人看穿,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恰恰说明: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却远远不是万能的。
注:本文主要参考J. Bradford De Long and Barry Eichengreen (1991), The Marshall Plan: History’s Most Success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NBER Working Paper No. 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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