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课︱戴燕讲三国志：曹操临碣石，观沧海，征乌丸

        六        

        乌丸有打起仗来“如摧枯折腐”的骑兵，常使中国头痛，也常为中国所需。汉代掌宿卫禁兵的有长水校尉，据说他手下就领有乌丸七百余骑。王莽征匈奴，亦曾募集乌丸、丁零士兵，还要将他们的妻子家人扣为人质。公孙瓒率幽州乌丸突骑征韩遂，乌丸人不愿从命，以“牢圃逋悬”也就是军粮不足为由，纷纷叛逃。因此，汉末的中山太守张纯就说：“乌桓数被征发，死亡略尽，今不堪命，皆愿作乱。”这又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乌丸人在中国的艰难处境。

        乌丸人虽不曾建立匈奴式的草原帝国，也未像后来的鲜卑建立起北魏王朝，但在它昙花一现般的短暂强盛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个匈奴冒顿式的英雄人物，就是蹋顿。

        蹋顿是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的侄子，丘力居死后，他先是代立大人，总摄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三郡乌丸，等丘力居之子楼班长大为单于，他又称王，以“武略”、“骁武”闻名于世。据陈寿说，“边长老皆比之冒顿”。

        建安初，袁绍据有河北、山西、河南黄河以北及山东胶州半岛，已得“天下六分之五”，他向曹操宣誓，表示靠着自己播名海内的声誉，即可“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所谓“兼戎狄之众”，指的就是他有办法调动乌丸、匈奴等游牧民族。

        当此时，三郡乌丸在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兵强马壮，势力也达至顶峰。袁绍凭借他与南匈奴交往的经验，先假借汉献帝之名，封乌丸三王蹋顿、苏仆延、乌延为单于，“皆安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又派汉人女性与他们通婚，以取得三郡乌丸的全力支持。在这三郡乌丸中，数辽西的蹋顿最强，袁绍对蹋顿也就格外重视，并在蹋顿的协助下，击败了公孙瓒。而公孙瓒也与袁绍刚好策略相反，他主张“胡夷难御，当因不宾而讨之”，粗糙而强硬的态度，容易引发乌丸等游牧民族的对立，因而袁绍在讨伐他的檄文中，就写有“众叛亲离，孑然无党”之句，又讽刺他说：“乌丸、濊貊，皆足下同州，仆与之殊俗，各奋迅激怒，争为锋锐；又东西鲜卑，举踵来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驱而致之也！”而由于同乌丸的良好关系，官渡之战后，袁绍吐血而死，袁谭亦被斩，剩下袁尚、袁熙，便带领幽冀十余万户吏民投奔三郡乌丸。

        建安十一年，曹操征讨袁绍外甥、并州刺史高幹，高幹逃往匈奴求救，而匈奴不敢接纳，可是，蹋顿却毫不犹豫地收留了袁尚、袁熙，这让刚刚将袁绍打得一败涂地的曹操忍无可忍，于是他下定决心征讨三郡乌丸。        

        七        

        稍早前，在乌丸准备出骑兵帮助袁谭的时候，建安九年，曹操就派了牵招去柳城（今辽宁朝阳）见辽东乌丸单于苏仆延，即峭王。牵招过去在袁绍手下兼领过乌丸突骑，与乌丸相熟。他去见峭王时，恰好有辽东太守公孙康派遣的使者，也带着授给单于的印绶在座。

        峭王对这种你来我往的情形很是不解，疑惑地问牵招：

        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

        牵招一番解释，当然是说明袁绍如何失当，曹操如何改正，“辽东下郡”则是根本没有封单于的资格，最后说服峭王“敬受敕教”。牵招义正词严，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可是乌丸人对这种颠三倒四的假拜显然有疑心，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国内政治局势的怀疑、对各种政治力量之强弱的判断。郭嘉就分析过，在此情形之下，蹋顿难免也受到“胡人一动，民夷俱应”的舆论鼓舞，而对中原产生觊觎之心。这一形势，也促使曹操下决心征讨乌丸。

        曹操显然是将乌丸视为强敌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首先听从董昭建议，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将滹沱河、泒水、沟河、潞河、滦河五条河流，从河北饶阳到乐亭联系起来，作为运粮的通道（据张博泉考证）。但听说要打乌丸，曹操手下将帅都不赞成，他们认为“夷狄贪而无亲”，乌丸人实际的本性，必使他们不为“亡虏”袁尚所用，真正要防备的，不如说是可能偷袭许昌的刘表。只有“汝颍奇士”郭嘉的意见不同。郭嘉对袁绍，早有“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的评价，建安初归于曹操，一直是最重要的谋臣，他不但支持曹操征乌丸，以防蹋顿坐大，更建议要在“胡恃其远，必不设备”的情况下，“卒然击之”。事实也正如郭嘉所料，“坐谈客”刘表并未抓住阻击曹操的最后机会，而当曹操进军到易县时，郭嘉再次提醒他兵贵神速，千里袭人，应该要“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三国演义》小说讲到这一节，定其回目为“郭嘉遗计定辽东”，就是强调郭嘉在这一战役中起的作用很重要。

        出征前，曹操又招来田畴。田畴是无终（今河北蓟县）人，汉末有名的义士，他曾冒着寇虏纵横、道路阻绝的危险，穿山越岭，代刘虞到长安上表献衷。刘虞死后，他率宗族等五千余家避乱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北），约法制礼兴学校，远近闻名。乌丸、鲜卑尊敬他，“并各遣译使致贡遗”，与之友好往来。袁绍父子意欲笼络他，却为他拒绝。但他的苦恼在于，乌丸不时侵扰，杀害知名人士及官员，他都无能为力。因此曹操的使节一到，他便应声而去。

        建安十二年（207）夏天，暴雨不断，道路泞滞不通，乌丸又占据了要道，前进无路。熟悉地形又熟知乌丸的田畴自告奋勇为向导，选择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从卢龙口（右北平郡治，今河北喜峰口附近），过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平冈（今辽宁凌源附近），直扑乌丸蹋顿所在地柳城（今辽宁朝阳）。待蹋顿、袁尚惊觉，仓皇迎战，却为时已晚。蹋顿措手不及，当场被杀，袁尚、袁熙逃往辽东后，也被公孙康斩首。

        这一场胜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在《魏书》中有很多记载，见于《武帝纪》、《田畴传》、《郭嘉传》、《乌丸传》等，而以《武帝纪》最为详细。其中说田畴：

        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煕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煕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

        《田畴传》写曹操见道路难行，问计于田畴，田畴提出“尚有微径可从”：

        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骑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太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觉，单于身自临阵，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

        这里增加了一个佯装撤退、迷惑敌人的细节。而战后论功行赏，曹操亦以“王旅出塞，途由山中九百余里，畴帅兵五百，启道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为理由，封田畴亭侯（裴注引《先贤行状》）。

        《郭嘉传》写郭嘉反复提醒曹操轻兵以出，掩其不备：

        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煕走辽东。

        但自柳城归来，三十八岁的郭嘉便一病不起。曹操上表请追赠加封，里面说到他“逾越险塞，荡定乌丸”，可与霍去病相比。

        《乌丸传》写的则是：

        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兵马甚盛。太祖登高望虏阵，抑军未进，观其小动，乃击破其众，临阵斩蹋顿首，死者被野。

        上述描写，详加对照，在时间、地点等细节上并不一致，过去有人已经解释可能是由于它们各有不同的史料来源。这里不惮繁琐，一一引录，要说明的是不管怎么来写，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写出了如郭嘉所说“兵贵神速”的节奏，同时在乌丸“虏众大崩”、“惶怖合战”的映衬下，曹操“登高望虏阵”，从容指挥战役的形象，也被烘托得愈加高大。在以“实录”见长的《三国志》里，不能不说这表现出陈寿亦有一支传神的妙笔。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后来范晔在《后汉书·乌桓传》中所写：

        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

        这样一笔带过，未免太过平淡。        

        八        

        有“（建安）七子之冠冕”称号的王粲避乱荆州时，曾劝刘琮归曹操，他说当此“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只有曹操“雄略冠时，智谋出世”，其“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的战绩，足以证明他的杰出，非常人可比。“破乌丸”、消灭袁绍残部，在曹操立足中原的道路上，显然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一仗，从五月打到十月，当时就传说万般艰苦，凯旋途中天寒且旱，杀马数千为粮、掘地三十余丈取水。现存曹操所写《步出夏门行》四首乐歌，包括《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和《神龟虽寿》，据说就是写在北征乌丸的时候，从北征军驻扎到碣石（今河北昌黎），诸将领意见犹有分歧，“不知当复何从”开始，到“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道出自己的壮志为止。其中写到“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的秋冬天气，在北方，“乡土不同，河朔隆寒”，因为河水为冰所封冻，“舟船行难”，又因为地上冻得锥子都扎不进去，根本找不到食物，战士们只得在厚厚的冰面上艰难跋涉。不过在这四首乐歌里，还是充满了“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亦即不为大自然屈服的豪气，尤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这一首，更以其“企首奇壮”（钟惺评语），历来被人称道，如清代学者陈廷敬就曾以此而对曹操有很高的敬意，他有诗写道：

        东临碣石观沧海，终古曹公一世雄。汝在辽西怀往迹，振衣飘渺对天风。（《过永平怀故观察守荔裳》二首之一）

        “东临碣石观沧海，终古曹公一世雄”，征乌丸这一年，曹操五十三岁。

        平定柳城，战果累累，且不说收缴财物无数，据说曹操把它们都分赠与人，如“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毛）玠”，更重要的是，有“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其中就包括后来随他转战南北、享有“天下名骑”之美誉的三郡乌丸。而回到易县以后，又有代郡、上郡的乌丸单于前来祝贺，幽州、并州的乌丸一万余落也随即移居内地，使中国军队实力大增。

        翌年春，曹操返回邺都，六月升为丞相，七月南征刘表，九月在当阳长坂坡追击刘备，一鼓作气，势不可挡。十一月在赤壁，方为周瑜所阻。

        三国缪袭曾奉命创作一套鼓吹曲，以曹魏建国的历史为素材，其中有一首《屠柳城曲》（其七），就是专门歌颂曹操北征乌丸。歌中唱道：

        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路漫漫。北逾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慹海外，永无北顾患。        

        九        

        南宋的李弥逊有过议论说：

        魏武行三郡如归市，致（袁）熙、（袁）尚如拉枯，可谓英武矣。然天下未定，勒兵远掠，深入它人之境，乘危攻坚，侥幸一胜，亦兵家之所忌，有德者所不为也。（《魏武征三郡乌丸》）

        他以为北征乌丸，是曹操仓促行事，侥幸获胜。巴菲尔德也曾以此论定，曹操是比游牧民族首领更大的冒险者（《危险的边疆》）。这些“事后诸葛”对曹操攻打乌丸，都不是那么肯定。过去史学界因为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将征乌丸说成是“反侵略性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引发对于这场战争性质的讨论，有学者反对郭沫若的看法，认为这“纯粹是一个国内争夺政权的问题”（马长寿《乌桓与鲜卑》）。这些争论，重点在于讲曹操征乌丸是不是合理、正义的问题，大多忽略了令曹操作出这一决策的，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乌丸卷入了汉末中国的群雄争霸，当“（袁）尚欲凭其兵力，以安北边”时，曹操便无法不将他们与袁尚视为一体，征乌丸，也就成为他最终夺得中原的必有之战。而另一方面，他看待乌丸，与中国人历来看待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立场一致，视之为“夷狄”，为劲敌，没有什么改变，战争也是早已规定好的一个选项。

        班固曾总结汉代对付匈奴的办法：“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尊卑交替、文武兼擅，相当灵活，也相当细腻，略等于今天的“武力打击”与“和平外交”两种对外政策的弹性运用。而据说这是周朝起就有的外交原则，在汉魏之际，中国对乌丸的态度，亦不妨以此来概括。

        柳城之战后，乌丸元气大伤，散落在中国北方边境，再也无机会恢复其完整势力，不过曹操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据王沉《魏书》记载，建安二十年（215），他布置骑督太原乌桓王鲁昔驻守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以防卢水胡南下，但鲁昔的妻子，却被放在晋阳。两年后，鲁昔因思念爱妻，擅自率五百骑兵回到并州，单骑入晋阳“盗取其妻”，因为他善于骑射，无人敢拦阻，后来还是靠鲜卑人快马追击，才将他射死。而曹操听到鲁昔叛变，起初怕他为乱一方，也是提心吊胆，听到他死讯后，才长出一口气。

        也是在建安二十年前后，代郡乌丸中有单于自立，让曹操颇不放心，派裴潜率精兵去镇压。裴潜不愿激化矛盾，单车到郡，以怀柔之术，使代郡保持了三年的平静，不过在他离任几十天后，乌丸又开始造反。曹操再派他有志于像卫青、霍去病那样“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的儿子曹彰北征。曹彰在这一战中，奋力搏杀，“铠中数箭，意气益厉”，大破敌阵，“斩首获生以千数”，不仅给乌丸以致命的打击，也给虎视眈眈的鲜卑以教训，据《魏书·任城王曹彰传》说，当时鲜卑首领轲比能率数万骑观战，“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这让曹操格外欣喜，表扬载誉而归的曹彰：“黄须儿竟大奇也！”

        在曹操，这便是“修文和亲”失效后的“用武克伐”以及“有威服而臣畜之”，对乌丸，他也有两手。

        本文发表于2015年6月《书城》，原标题为《东临碣石观沧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