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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丝路④|中国需直面五大挑战,推动中亚积极参与“一带”
中亚地区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下称“一带”)建设的 “核心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促进中亚国家参与“一带”建设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基础与优势已做了大量的论述,然而,对于其中面临的诸多挑战,由于各种原因,深入分析者不多。笔者认为,促进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建设至少面临五个方面的重要挑战。
国内中亚研究潜力不足
当前,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政界也的确希望相关区域研究能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然而,目前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体现在中亚研究上,国内的研究依旧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研究主题的单一,这主要体现在国内学者过多地关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与各国政局走势,而对各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宗教、公共卫生、交通等问题的关注严重不足。
以1996年至2011年间中国与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这16年里,美国共授予了259篇关于中亚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39篇。而就研究内容来看,美国授予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涉及的研究议题极其丰富,涵盖了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从高级政治到低级政治等领域的一系列议题。而中国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政策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较少涉及文化、教育、卫生、宗教、历史等方面的议题。
尽管不能从中美授予博士论文的多寡直接得出中国的中亚研究无法为“一带”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结论,但可以预料,如果中亚研究者不拓宽自己的研究范围,那么,这一判断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部分中亚专家与公民对中国心存疑虑
相对于独立之初,经过20多年的互动,中亚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得到极大的缓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形象已经非常积极。从横向来看,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和影响力存在不小差距。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间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舆论调查显示,在1223名受访的哈公民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仅为311人,占样本数的25.2%,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为234人,占样本数的19%;而与此相对,对俄罗斯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为843人,占样本总数的68.5%,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仅为34人,占样本总数的2.8%。
再如吉尔吉斯斯坦。根据2008年吉一家重要媒体对俄、美、中三国在吉的影响力所做的调查显示,90%的吉公民认为俄罗斯对吉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美国。而对于未来哪个国家会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军事、人文领域产生更大影响的排序上,中国在三个领域均排名最末。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中国要改善在中亚地区形象和增加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仍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在“一带”构想提出之后,部分中亚专家与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如有中亚学者与媒体善意提醒中国,需要尊重中亚人民的利益,同时希望中国加强对该地区的了解甚至研究,以真正实现中国与该地区人民的“民心相通”。另有中亚专家指出,希望强国在对待中亚小国方面改变自己的“傲慢政策”,将这些小国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这些观点说明,中亚国家对“一带”建设的支持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如何促进它们对“一带”建设的参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从中得到的利益的多寡,以及是否得到了中国的尊重。
中国西部发展水平成“瓶颈”
中国致力于通过“一带”建设推进改革的深化与进一步对外开放,而向中亚地区的开放首先必须依托中国西部,而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的现状,为促进中亚国家对“一带”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西两端连接着东亚和欧洲,基本上属于发达经济区,但发展空间小,资源不足;而其辽阔狭长的中间地带是欠发达地区,包括中国的中西部、中亚、西亚,地域辽阔,交通不够便利,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的经济圈存在巨大落差,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
不能忽视的现实是,中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区,城市密度低,人口少,自然环境状况差。甘肃省从东南到西北长达2200公里,但沿途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只有兰州市一个,从兰州到乌鲁木齐2000多公里的距离,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也有只有乌鲁木齐一个。乌鲁木齐再往西,大城市屈指可数。中亚五个国家总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0万,平均人口密度很低,而且铁路途径的很多地区是荒漠,自然地理状况很差。
这样的基本现状短期内无法改变,这也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瓶颈。如何缓解此一问题对“一带”建设构成的困扰,是亟需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亚国家间关系复杂
中亚五国原本作为加盟共和国同属苏联,然而,在获得独立之后,各国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些差异,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态势的不同,也包括外交政策取向上的分殊。而各国间原本存在的密切联系,因为客观与主观方面的原因逐渐淡化。
如有人对1992-2006年间中亚五国间政府高层访问(包括总统、总理、政府部长等层级官员的出访与到访)进行过统计,发现各国之间的高层访问数量,远低于五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高层访问数量。如在2002至2006年间,中亚五国间的双边高访次数仅为258次(占总数的4.2%),而与五国外其他邻国的互访次数为3644次(59.7%),与世界其他国家(非邻国)的互访次数为2204次(占36.1%)。
中亚五国中之间,除了哈、吉间的关系尚可外,其他国家间关系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而导致各国关系不睦的原因,主要包括各国在水资源、边界划分等问题存在的争端、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对地区领导权的争斗、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
中亚五国间的复杂关系,可能会给中亚国家参与“一带”建设造成困扰。事实上,这一问题已经有所显现。例如,2013年年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宣布退出中—吉—乌铁路的兴建,而该铁路原本可成为“一带”的旗舰性项目。吉退出该铁路的原因很复杂,但吉认为该铁路更有利乌兹别克斯坦而不是吉尔吉斯斯坦,这种情绪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中亚国家间复杂甚至不睦的关系,并未演变为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且随着近年乌哈(卡里莫夫2012年9月访哈,2013年6月纳扎尔巴耶夫访乌,2014年11月卡里莫夫再次访哈)、乌土(土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2013年11月访乌)实现了首脑访问,乌与哈、土的关系有所改善。然而,乌吉、乌塔关系依旧停滞不前,而此前关系尚可的吉、塔两国,因边界划分问题自2013年以来变得严峻。在中国尚缺乏促进中亚国家间关系改善的有效手段(上海合作组织在此问题上的作用有限)的背景下,中亚国家间关系一旦严重恶化,无疑会殃及“一带”的顺利推进。
中亚地区安全风险严峻
中亚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一直引人注目。特别是随着以美军为首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阿富汗,中亚五国担心本国的安全形势会受到阿富汗局势变化的影响,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毒品与武器走私的泛滥等。
尽管在应对方式和对外来威胁的感知程度有一定差异,中亚五国在有关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阿富汗可能给本国、本地区衍生出更多安全威胁这一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目前,已有迹象表明阿富汗恐怖势力(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加大了对阿富汗北部省份的渗透力度,部分中亚国家已遭遇了一些恐怖袭击。如乌兹别克斯坦仅在2013年年初就发生了32起边界侵犯事件;2014年2月,塔利班从阿富汗一侧进攻土阿边境地区的土方哨所,导致土边防人员丧生等。这些迹象表明,中亚国家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阿富汗存在的威胁认知并非空穴来风。
此外,部分中亚极端主义分子进入叙利亚、伊拉克参加“伊斯兰国”,也为“一带”构建提出了安全方面的难题。据2014年7月的统计,目前大约有100名哈萨克斯坦公民、100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两个乌兹别克斯坦战斗队、数百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介入到两国的冲突中。尽管这些人员并不一定全部参与了“伊斯兰国”,但部分人参与其中,没有疑问。且据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斯兰国”还获得了“乌伊运”的支持,乌伊运的军事领导人2014年10月表示可能加入“伊斯兰国”,以扩大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影响。
“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威胁虽然不是迫在眉睫的,但其影响已扩散到该地区。如据2015年5月28日的报道,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塔吉克斯坦前特警部队司令哈利莫夫在一家网站发布视频,宣布其已加入“伊斯兰国”,并宣布誓与俄罗斯和美国进行圣战。如此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宣布参与“伊斯兰国”在中亚尚属首例。受制于目前伊拉克与叙利亚局势仍未尘埃未定,参与“伊斯兰国”的中亚籍战斗人员不太可能立即回流中亚,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回流,他们将可能发起针对该地区的恐怖袭击。
为了推动“一带”建设,地区安全形势必须密切予以关注。对于“一带”的建设,地区安全威胁至少可能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牵制中亚国家的有限资源与发展精力,破坏该地区稳定,恶化投资环境;其二,恐怖分子与极端势力可能对“一带”支持的项目发动袭击,影响各国参与“一带”建设的热情;其三,与“疆独”分子勾连,影响中国新疆稳定,进而破坏“一带”建设。由此可见,与中亚国家合作,共同缓和甚至消除该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是促进中亚各国参与“一带”建设的必要条件。
上述五种挑战,涉及中国推进“一带”建设的内、外两个层面的因素。前三种的挑战,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规划与投入,而后两种挑战是中国难以掌控的。不管其性质如何,只有对这些挑战有较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有的放矢,通过采取预防性的措施尽力加以应对。既然中亚国家对于推进“一带”的建设不可或缺,那么,解决上述挑战就必不可少,而直面挑战才是解决挑战的开始。
(两位作者系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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