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与夷夏之防：清朝为何无法推行缠足禁令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人谈缠足，多是将其当成一种旧时的陋习。但实际上，缠足的历史远非如此简单，将其搁置在不同的语境下，能够反映出不同层面的问题。那么，如果把目光投向明清易代之际，又会有什么发现呢？

        

“男降女不降”：剃发令与缠足禁令的不同遭遇

众所周知，清朝官方对缠足始终报以否定的态度。清朝最早的缠足禁令，始见于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严禁汉人女子梳头、缠脚；崇德三年（1638），后金官方进一步约束女子缠足，甚至将视为叛国行为，“是身在大清国而心仍在他国也”，“若裹足，则砍足杀之”。

这两道禁令的出台都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清太宗时期，女真部落的国家化使汉人逐渐被纳入到后金的统治秩序内，皇太极还建立起汉军八旗（ujen cooha）制度治理境内的汉人，要求他们遵从女真人的习俗，以此消除明朝的文化符号，迅速地与女真（或满人）融为一体。

与此同时，尽管皇太极重用汉官，崇尚文治，却始终对满人沾染汉俗保持危机意识，惟恐重蹈金朝的覆辙，丧失战斗意志。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例如《万历武功录》的作者，明代官员瞿九思就提出过缠足御虏的设想：

虏之所以轻离故土远来侵掠者，因朔方无美人也。制驭北虏，惟有使朔方多美人，令其男子惑溺于女色。我当教以缠足，使效中土服妆，柳腰莲步，娇弱可怜之态。虏惑于美人，必失其凶悍之性。

很有意思的是，缠足居然被当时的明人视作“中国法”，成为区别夷、夏，区别“我们”和“他者”（the other）的文化标志。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清朝则打出为明复仇的旗号，挥师山海关。清军占领北京后，相继推行了剃发、衣冠和禁缠足的政策，这三者目的一致：男子剃发，女子放足，衣冠改从清制，即从身体外观上消除了“夷夏之防”。顺治元年（1644），孝庄太后谕：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顺治二年（1645），“凡是时所生女子，严禁缠足”；顺治十七年（1660），规定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

在剃发令推广的过程中，遭到汉人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并为之付出残酷的代价，“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均以悲剧收场，汉人男子不得已遵从清制。

然而，缠足禁令的推行结果，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康熙二年（1663），礼部仪制员外郎王士祯上疏，奏请“宽民间女子裹足之禁”，禁令始稍稍放宽；康熙三年（1664），朝廷重申前禁，“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若有违法裹足，其女之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家长不行稽查，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都、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

但是，这些禁令却并无多少实际效果。清人笔记《菽园赘谈》记载，“康熙元年有诏，禁妇女缠足，违者罪其父母家长。是时某大员上疏，有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时闻者传为笑柄”，据此可见士林和官场的真实态度。此外，由于诬告之风盛行，有人将他人在康熙元年以前所生之女，捏报为元年以后，牵连无辜受害，以致在康熙七年（1668）时，朝廷只好遵从左都御史王熙之请，“宽女子缠足禁”。

相较于男子的剃发易服，汉人女子保持了旧有的缠足习俗。民间居然因此出现“男禁女不禁”，“男降女不降”的赞誉之声，而隐藏在缠足表象背后的，其实是汉人身份认同的文化象征，只不过文人碍于清朝文网之禁，不便直抒胸臆罢了。

从缠足风俗到金莲崇拜

18世纪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士朴趾源于1780年时前往中国庆贺乾隆帝的七十圣寿，归国后写成《热河日记》，记载了此行的见闻。书中有一段对话颇为值得我们关注：

又曰：“贵国妇人亦缠脚否？”曰：“否也。汉女弯鞋不忍见矣，以跟踏地，行如种麦，左摇右斜，不风而靡，是何貌样！”鹄汀曰：“献贼京观，可徵世运。前明时，至罪其父母。本朝禁令至，严终禁他不得，盖男顺而女不顺也。”余曰：“貌样不雅，行步不便，何故若是？”鹄汀曰：“耻混鞑女。”即抹去，又曰：“抵死不变也。”

鹄汀是一位与朴趾源交往的王姓举人的号。两人的对话提到缠足的问题，朴趾源觉得缠足难看且不便，便问他为何汉女仍然要缠足，王举人畏惧文字狱之祸，不敢清楚言明，就用手写了“耻混鞑女”四字，随即抹去，以防被人撞破，然后表明自己就算死也不会改变缠足之习。

王举人还追溯道：“南唐时张宵娘，俘入宋宫，宋宫人争效其小脚尖尖，勒帛紧缠，遂成风俗。故元时汉女，以小脚弯鞋，自为标异。”原来，女人的小脚承载着一段深刻的历史记忆，不仅是男性情欲的宣泄，也代表汉文化精髓的理想寄托与抵抗意识。

汉族文人墨客对小脚之美歌颂也就不可避免，这些赞歌致使缠足的风气愈演愈烈，并涌现出一批“金莲学家”，开始从美学的角度对女子缠足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例如清人方绚的《香莲品藻》，甚至将缠足推向一种极致的浪漫化，缠足这一文化现象俨然发展为病态的金莲崇拜。

另外，在缠足的地区中，“足之小者，莫如燕赵齐鲁秦晋之间”；反过来，“岭南妇女多不缠足，其或大家富室围阁则缠之，妇婢俱赤脚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缠足则皆诟厉之，以为良贱之别”，换句话说，缠足与否有时还与妇女的地位有关。

        

缠足被社会赋予了时尚意味，也影响到旗人的穿着打扮。乾隆就屡次下旨，禁止旗女仿效缠足。嘉庆九年（1804）时，镶黄旗汉军应选秀女中，缠足者竟有十九人之多。这种现象或许也与八旗内部的差异性有关，满洲女子对汉女缠足之习嗤之以鼻，“以为诲淫”，而汉军则更能接受汉人的习俗。在反映旗人日常生活的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里，安太太言道：“我们虽说是汉军旗人，那驻防的屯居的多有汉装，就连我们现在的本家亲戚里头，也有好几个裹脚的呢。”

旗人妇女缠足与晚清排满风潮

值得注意的是，京城内外的部分民女，也在旗女的影响下改成天足。福格《听雨丛谈》卷七记载：“八旗女子，例不缠足，京师内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乡间不裹足者十居三四。”这说明文化的影响往往不是单向的。

清季以来，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围绕缠足的相关论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女人的小脚，从美丽的象征，变成耻辱和落后的标志。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主张女子天足的维新派或革命派人士们，如何看待八旗女性的脚？

近现代反缠足的话语与国族、种族等宏大叙事纠缠不清，“今缠足之妇，气血赢弱则生子不壮。跬步伶仃则教子者鲜。幼学荒废，嗣续式微，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女人的小脚影响到中国男子与西方列强间的国家争斗。

随着强国保种、母强则国强的口号此起彼伏，民间和官方开始推行各种反缠足运动，对妇女的身体进行改造。例如，1895年康有为在广州成立“粤中不裹足会”，并通过报纸宣传，不缠足运动开始影响到全国各省；戊戌变法时期，他还奏请光绪帝下令禁止妇女缠足。1902年，清廷颁示劝诫缠足的上谕后，“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

国族、种族叙事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社会强烈的排满风气，“驱逐鞑虏”和“光复革命”的口号也随着强国保种思想得以传播。革命派们想要通过驱逐清朝统治者“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然何谓“中国”？用邹容在《革命军》中的话说，“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与斯之地乎”，其中“十八省”即所谓的“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也就是除东三省、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内地。晚清革命派的“中国”论述显然不包括满人。

所以，满人的命运必然发生重大改变。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革命的浪潮随即席卷全国，清朝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而就在辛亥革命期间，各省驻防的八旗士兵及眷属，纷纷遭到革命党人的迫害甚至杀戮。以西安为例，10月22日，革命军起义；25日，西安满城被攻破后，革命军展开了对旗人的搜捕，整个牺牲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是被杀，要么自杀”。尽管有一些旗人试图逃走，他们却很快发现这种行为是徒劳的，特别是对于旗人妇女而言，“不缠脚是一个致命的区别。她们的头饰和衣服或许可以改变，但却没法掩饰他们天然的大脚”。

在西安满城的屠杀之后，太原、镇江、福州和南京等地的满城，也相继遭到革命党人的清洗。旗人女性的天足，使她们很容易被分辨出来。例如，《南京光复见闻琐忆》记载：

南京旗城里的一般满族人都很恐慌，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族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舖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

        

这张1911年10月《时报》刊载的漫画，描绘的就是上述旗人妇女匆忙换下旗装，将天足裹成小脚，以此尝试混进汉人队伍的场面。如果与方兴未艾的反缠足运动进行比较，不得不说，此举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缠足是中华民族过去的耻辱吗？这不仅涉及对缠足的历史评价，还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定位中华民族？举例来说，直到1930年代，清朝已经灭亡20多年时，在云南的多民族杂居地区，有些汉人娶媳妇时，都要“先问是否小脚，如果是大脚，便以为是猓猡之流”，不肯娶亲。无论是对满人还是其他，缠足都承担着区别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重任。

由此可见思维的断裂：缠足既是汉族自傲的文化符号，贯穿于夷夏之防的始末；同时，缠足也是中华民族痛苦的历史，代表着对女性的折磨与国耻。前者将少数民族囊括其中，后者将他们排斥在外，而论述的矛盾也正是清末民初以来国族构建的复杂关系交织的体现。（本文不否认文化涵化现象，只强调历史论述问题。）故而，缠足不只是封建糟粕的代表，透过这一现象，实则能够窥测出更为丰富的历史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