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多了9件周代青铜器，系秦公晋侯墓遭盗掘文物

        昨日，国家文物局划拨9件周代青铜器入藏上海博物馆。该9件青铜器为美籍华人范季融、胡盈莹夫妇2009年捐赠给国家的青铜文物，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甘肃秦公墓和山西晋侯墓遭到非法盗掘后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

        据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研究员周亚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甘肃秦公墓葬和山西晋侯墓葬遭到非常惨重的非法盗掘，秦公墓葬的青铜器基本上全部被盗，仅少数几件被公安追回，晋候墓葬有部分（墓葬遗）址也几乎被盗空。此两个诸侯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流失海外情况非常严重，部分回归的主要依靠上海博物馆以及海外的一些私人藏家把它们征集、回购，1990年代初期，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曾从海外回购过一批秦公、晋侯青铜器。

        2009年，美籍华人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将其收藏的9件秦公、晋侯青铜器捐赠给国家文物局，时隔6年之后，国家文物局向上海博物馆划拨这批文物，既为尊重文物捐赠人意愿，也为丰富上海博物馆藏品体系。

        此9件周代青铜器中有3件晋侯青铜器和6件秦公青铜器，包括晋伯卣、晋侯苏鼎、秦公鼎、秦公簋等。周亚说，“从这些青铜器的器型、纹饰和铭文来看，可以分析出至少有两套或者更多套秦公鼎（存在），对我们分析秦国的随葬制度、以及当时的大堡子山到底有几个秦公墓提供珍贵实物资料。”

        相对于秦公鼎、秦公簋的资料大家了解较多，那件西周中期的晋伯卣的资料人们则知之甚少。据范季融介绍，当初它在古董商手中发现这件晋伯卣的时候，它的盖子锈住了打不开，摇晃时可听见里边有声响。古董商跟他讲，里边装的很可能是玉器，所以这件东西要卖得贵一点。“我就让他不要卖太贵，跟他承诺打开之后如果里边有玉器，就把玉器还给他。后来我把这件东西送到上海博物馆，上博专家帮忙把盖子打开之后发现里边就是一点水，没有玉器，但是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盖子上有铭文，铭文上边记载有‘晋伯’等几个字，非常重要。”

        据周亚介绍，青铜卣是一种盛酒器，用来盛一种珍贵的香酒，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周王赏赐给众臣的酒就装在青铜卣里，文献或青铜器铭文有记载“赐你秬鬯一卣”，就是说只给你一壶，不会多给。可见这种酒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晋伯卣盖子上的铭文解读出来大意是‘晋伯作其啻宗宝彝其万年永用’，可知这是一件专门在宗庙里祭祀的青铜器。铭文对了解早期晋国的礼仪制度也提供了非常重要作用。”

        “这批青铜器入藏上海博物馆之后，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上海博物馆晋国和秦国这两个方国青铜器的资料，算上原来馆藏的约20余件秦公青铜器，上海博物馆将成为收藏秦公青铜器最多的一个机构，同时也收藏了最多数量的流失在外的晋侯青铜器。”周亚说。

        范季融、胡盈莹伉俪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文物收藏家，收藏文物约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瓷器、青铜器收藏，并在纽约创建了“首阳斋”，珍藏有百余件中国古代青铜器，被视为目前此类中国文物最重要的私人收藏之一。自1991年以来，范季融、胡盈莹伉俪曾多次向国家捐赠青铜器、书画等其他珍贵文物。因他曾向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汪庆正等几任馆长请教、学习青铜器、瓷器知识，跟上海博物馆渊源较深，所以其意愿是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延伸阅读】

        作家岳南在其《晋侯墓葬的被盗与反被盗》一书中曾对晋侯墓遭到的非法盗掘有过惨烈描述：

        曲村——天马遗址在引起考古界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盗墓贼的窥伺。在地下埋藏了2000余年的遗址惨遭浩劫。20世纪80年代末，因盗掘古墓暴富、被当地百姓称为“侯百万”、“郭千万”的侯马橡胶厂下岗工人侯林山、郭秉霖，以金钱开道，纠集百余名社会闲杂人员，在当地部分高官和警务人员的掩护和纵容之下疯狂盗掘。

        他们开着挂有警方牌照的警车，手持当地警方赠送的枪支，在遗址内外耀武扬威，甚至用枪敲打着正在工地发掘的北大教授邹衡、刘绪等考古人员的额头相威胁，禁止他们加以干涉和乱说乱动，否则“就地正法”。几年之间，曲村——天马遗址被盗掘得千疮百孔，重要墓葬十之七八被盗掘毁坏，随葬器物被洗劫，大批西周和汉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走私盗运至香港、台湾，甚至远达日本和西方国家，祖国文化遗产蒙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墓地进行了数次抢救性发掘。而恶性盗掘情况直到1995年才被最终制止，以郭百万、郭千万为首的36名不法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10人被枪决。考古队的工作比战争还激烈。

        尽管历次抢救性发掘都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至2001年初，曲村——天马遗址的核心部分，已揭示随葬青铜礼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500多座，随葬青铜礼器的墓60余座，其中包括9代19座晋侯和夫人（其中一位晋侯有两位夫人）墓葬及与此相关的大批陪葬墓、车马坑、祭祀坑等。整个墓葬群出土文物总数达几万件，其中有青铜礼器、乐器、成套玉器等近万件。

        在60余座葬有青铜礼器的墓中，出土了280余件造型精美的青铜礼器，以及大批的青铜戈等兵器和车马器，近百件青铜器有铭文，如第9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镌刻了6位晋侯的名或字，这一发现，为晋侯家族世系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第七组墓葬内出土的二组14件晋侯苏编钟，共有铭文355个字，详尽记载了周历王三十三年一场由周王亲自指挥，晋侯率部参加的军事征讨，这段文字的发现，堪称20世纪后半叶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铭文资料，为国家“九五”重点学术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谱写了西周年代学光芒四射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