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植华北傀儡政权，前线日军和东京中央为何矛盾重重

华北方面军的初期政策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为集中对中国北方实施侵略，日军参谋本部于8月31日上午正式下达了《临参命第82号》命令，要求组建华北方面军（日称北支那方面军），并指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占据平津地区及附近要地并负责确保此等地区之安定，为挫敌战斗意志并争取结束战局之机，尽速歼灭河北中部之敌。”这实际意味着该军在最初被赋予的任务并非急追猛进扩大战果，而是有两套方案：(1)在冀中地区组织大规模会战打击中国抗日信心,并窥伺迫使南京屈服的机会；(2)南京若不屈服则有限度地展开攻势,并注意巩固后方占领区的统治。

立足于这一任务，华北方面军在战争初期的政策目标势必将包括如下三点：组织大规模正面会战、扫除后方残余抵抗力量、尽速确立占领区行政。而根据华北方面军当时的乐观估计，由于军事实力占据较大优势，完成前两项任务几乎是板上钉钉之事。实际上急需尽快着手的，应是最后一项工作。也就是说，日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毕竟兵力有限而只能控制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等点线范围，要实现对华北的完全控制，势必要将“点线占领”扩展为“面占领”。为了尽快解决兵力不足与“面占领”的相互矛盾，他们首先能够考虑的有效方法就是效仿先例，即按九一八事变期间在中国东北的做法，树立亲日的傀儡政权并组建伪军，以借其之手节省兵力。可以说，在当时的华北方面军看来，树立傀儡的工作乃是其初期侵略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个军官的秘密会议

事实上，树立傀儡的工作早在华北方面军创设之初就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就在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到任的当天，该军司令部便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筹建伪政权的机构：特务部。

由该部长官牵头，经过一系列方案的构思草拟，相关工作在一个月后便进入了实际研究的阶段。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现存的机密文件《关于华北政权第一次研究》记载，10月22日上午九点，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司令部要员根本博、真方勋、驻北平陆军专职武官今井武夫四人曾在北平召开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了具体方案（由真方负责会议记录）。会上，根本博先后提出了若干议题供各位讨议。对此，与会四人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研究。最终以今井武夫的意见为基础，他们私下做出决定：(1)今后将要扶植的政权应是脱离蒋介石南京政府主权范围的“独立政府”；(2)期待该政权最终发展成为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而与日方展开“合作”；(3)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应暂以民主制为妥；(4)且这种民主制，可先以委员制的形式来“广纳人才”，并在随后发展为总统制以便日方展开实际操纵统治。

依照这一研究结论，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在喜多的指示下，于11月14日未经陆军中央和内阁成员的批准直接确定了《华北政务指导计划案》。该文件现存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或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日方扶植华北傀儡政权时最早的正式方案，内称：“华北政务指导，实际上就是皇军对占领区行使主权……其前提首先在于实施各项政策以确保占领区之治安并尽速树立新政权。该政权不是华北一地方政权，而是与我国确定关系后将要取代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权。故，亦将对华中方面有所施策。在华北的政务指导，将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指示为基础，由特务部具体负责……新政权的政体暂定民主制，最初将以委员制筹建并尽快向总统制过渡，新政权之权力中心乃大总统，同时亦将设置行政府使其成为我方能够左右之机构。”臭名昭著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议政委员长汤尔和，司法委员长董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7年12月14日正式成立的。

与东京中央的政策龃龉

可以看到，华北傀儡政权的性质和形态就在四个军官的秘密讨论中被擅自决定下来了。它与华北人民的意愿和信念无半点关系，完全是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而被匆忙搭起的幌子。且因为喜多、今井等人始终依照自己此前在关东军的任职经历展开工作，该政权的树立无非就是伪满洲国在华北的重现而已。即可认为所谓的“第二满洲国化”政策早在事变爆发之初就已经开始形成并付诸实施了，它是华北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政策核心。

然而，这一政策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东京方面的赞许，尤其在对华北占领区的统治方式及伪政权的性质等问题上，该军的主张与东京方面是颇显龃龉的。可以说，身处大陆前线的华北方面军已在此时开始呈现出脱离东京中央控制的趋向了。

就在根本、真方、喜多、今井四人召开秘密会议之后不久，1937年11月6日，日本内阁在首相之下新设了“内阁第三委员会”。该会的任务，乃是负责审议战争期间对华政治经济相关的各项重要事项。其实际参与制定计划的人员包括：外务省东亚局第一科科长、大藏省（即财务省）理财局外事科科长、陆军省军务局军务科科长、海军省军务局第一科科长，以及“对满事务局”的庶务科科长等人。

据当时内务省官僚武部六藏在日记中的记载，他们曾于12月上旬召开干事会制定议案确定：在华北方面要确保东京的发言权和指导权，既不能让前线军人参与政治，也不能让关东军的势力延伸到华北，不可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要让全体国民一同接收“战果”。也就是说，其用意在于：要避免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架空日本内阁和陆军中央，擅自介入伪满行政和经济掠夺的情况出现，禁止华北方面军仿照先例自行树立傀儡政权并横加干预，要设法加强东京在占领区的发言权和实际支配，以压制华北方面军开始呈现的“脱离中央控制”趋向。显然是想与前线军队争抢“胜利果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方面对该军扶植傀儡政权的政策，尤其是要求将其发展成为“能够取代国民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则更是无法接受了。1937年12月15日，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的次日，陆军省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便随即指责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临时政府使用‘中华民国’这样的称呼，违反了先前就已经提醒过的‘不可带有中央意味’的原则！”表达了想暂时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央政府，以便继续推进诱降工作的意思。但冈部却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于是，梅津又在次年的1月6日授意陆军省军事科专门以公文的形式向该军下达了《陆军次官关于政务指导与华北方面军之联络事项》。其中要求：“关于华北政权指导的问题，终究应尊重中方主权及其国家颜面，消除细节上之干涉；对于华北政权改称中央政权的时机，应充分慎重，不可不考虑其实力而过早进行；关于（日本）帝国正式承认中央政府的时间问题，目前虽难以明言，但中央政府成立之际，帝国未必将在同时予以正式承认”，并对特务部与参谋部幕僚、司令官与驻华大使的关系反复加以叮嘱。同时为加紧督促，梅津又在第二天以“视察前线”为名直接动身赶赴华北。

两者的磨合与矛盾缓和

1月10日，梅津到达华北。在其赴前线视察之前，华北方面军高层在天津私下拜访了随行的陆军省军务局军务科科长柴山兼四郎以探听实情。柴山坦言，陆军中央与“内阁第三委员会”的主张实际上也并非完全一致，目前考虑的是：“若蒋政权愿意屈服投降，那么就公开承认华北新政权是有力之地方政权；若蒋政权不愿投降，则将承认华北政权是中央政权，并在其实力逐渐增强后将其作为正式政府。”同时，“为了避免华北方面军与关东军发生摩擦，察蒙地区将考虑暂时作为独立地区，但将来应该会划入华北统治的范畴”，等等。因为在当时看来，“诱降南京”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故探得陆军中央的这一真实想法之后，华北方面军终于放下了心来。1月16日，该军司令部向梅津和军事科发去了书面回复，内称：“我方并非不同意指示，而是需要展开一定程度的内面监视，并实施强有力的控制，认为凭借中央政府之名义可促进其发展……故（若华北政权果真能成为中央政府），应尽快予以承认。”

显然，华北方面军通过柴山这一渠道摸清了陆军中央的心思，“心领神会”地与其达成了默契。梅津见此，亦心满意足地在次日便结束了视察，并通过柴山表示：“东京方面此前甚至一度传言前线兵团长官欲使皇军占领之地直接变成我国领土，且因其与中央方针相异而担心中央与前线无法协调，尤其首相颇为担心。然直接面谈之结果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前线兵团长官能理解中央之想法，实在令人安心。”如此一来，在梅津、柴山等陆军中央高官的积极活动之下，两者之间的矛盾摩擦才终于告一段落。

然而在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华北方面军与东京中央虽然在初期的侵华政策，尤其是伪政权的性质及统辖范围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归根结底不过是在方法和手段上有所差异而已。两者在是否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任何对立，在实施对华侵略的大目标上也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双方最终达成相互妥协亦实属必然。

真方勋笔记：《关于华北政权第一次研究》，1937年10月22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缩微胶卷

陆军省军事科：《次官关于政务指导与华北方面军之联络事项》，1938年1月6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缩微胶卷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对此意见要旨》，1938年1月16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缩微胶卷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随同陆军次官渡华之柴山军务科长谈话》，1938年1月，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缩微胶卷

加藤阳子：《从军事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