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张玉萍：戴季陶《日本论》在日本的影响比中国大且早

        【编者按】作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1891—1949）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现有研究跟戴季陶的地位和影响殊不相称。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张玉萍长期研究戴季陶，她的专著《戴季陶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由杨天石和村田雄二郎两位先生作序，颇受好评。澎湃新闻最近采访了现执教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张玉萍女士，请她谈谈民国时期的日本通——戴季陶。

张玉萍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哪些日本人对戴季陶的日本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张玉萍：我认为对戴季陶日本观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个日本人，一个是笕克彦，另一个是小西三七。

        笕克彦对戴季陶日本观的影响是在深度上，而小西三七则是在广度上。笕克彦（1872－1961年）是戴季陶在日本大学留学时的老师。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赴德留学归国后1903年任该大学教授，专攻宪法学、法理学、行政法，是著名的法学博士、公法学者、神道思想家。由于他是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论述开明专制论，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如陈天华、汪兆铭、胡汉民等受其影响很大。据说在1905年《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中，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双方都是使用他的法学理论进行论战。但他对戴季陶的影响并非仅限于法学理论，而最重要的则是他的神道思想。笕克彦以研究古典神学著名，倡导“神道”，主张神道国家主义，被称为“神道宪法学派”。他通过研究古神道和佛教，相信天皇的神格，认为作为现神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统率下的大日本帝国，统一并统治人类世界是理所当然的。笕克彦作为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的宪法学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部、右翼的理论支柱。

笕克彦

        据说笕克彦在大学上课时，课始及课终都要闭目合掌，向自己幻想中的“祖神”表示敬意。戴季陶上过笕克彦的课，因此感受到神道思想在日本人思想中所占据的位置。在留学归国十八年后的1927年，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介绍说：“我个人的思想上，受他〔笕克彦〕的启发不少。”这种启发就是戴季陶关注到了日本国民具有共同信仰，即神权思想这个特点，并将此特点转换成一种崭新的方式，应用在中国的国家统治上。不过这种思想也是经过几个阶段不断变化最终才得以形成的。

        戴季陶最早关注到日本具有共同信仰，是在讨袁运动期。在后来的五四运动时期，他认为这种共同信仰创造出军国主义而予以批判，但到了国民革命期，他认识到日本人的国体观念来源于神权的民族思想，神权思想是日本建国的基础，神权思想产生出信仰力和尚武精神，这是导致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个原因，给予称赞。这种认识对他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亦即，他赞赏日本人的信仰力的目的是希望中国人也能拥有一种共同信仰，此即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正是把三民主义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水平上的一种思想。

青年戴季陶 

       另一个对戴季陶日本观产生影响的是小西三七。1904年，13岁的戴季陶在成都客籍学堂因学校风波被勒令退学，在失去学习机会而陷入苦境时，得到了日本教习小西三七的帮助。小西是理学士，曾在日本中央气象台工作。来华后，成为通省师范学校的教师，并在成都客籍学堂教授物理及化学。当时，日本教习大多通过翻译上课。担任小西翻译的人留日不足三年，且未毕业，误译很多。戴季陶常为其纠正，并在其请假或迟到时，代其翻译。

        戴季陶的聪明，特别是可以用日语会话，给小西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之间开始了亲密的交往。戴季陶被勒令退学时，小西让他住在自己的书房里，并教授他物理、化学，以及日本的文化、风俗习惯、思考方式等，获得了很多有关日本的感性认识。此时，小西被聘为川北中学校理科教师，遂向该校强烈要求聘用戴季陶做自己的翻译。因此十三岁的戴季陶被正式聘为翻译，月工资为14元，在当时就连举人和进士也很难得到如此高薪。由此自信心大增的戴季陶，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憧憬，不顾一切阻力，于1905年踏上了东瀛留学之路。据说小西三七于1912年回到东京，进入了研究生院。1913年9月戴季陶亡命日本，在此期间，经常与之联系，但不到两年，小西竟病死于东京。

        澎湃新闻：戴季陶曾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那么孙中山的日本观对戴季陶的日本观有何影响？两人存在分歧时，戴季陶是如何处理的？

        张玉萍：戴季陶追随孙中山以后，一直担任孙中山的日语翻译及对日外交工作。戴季陶自己对日本有深刻的理解，而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其日本观是非常现实的。当两人存在分歧时，戴季陶采取的处理方式一般是遵从孙中山的对日策略。

        如在辛亥革命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观是敌视日本的，但在讨袁运动期，孙中山因革命需要日本支援而始终提倡日中提携，戴季陶则完全遵从了孙中山，再加上其自身与日本人士的广泛交流并得到他们的帮助，亲身目睹了日本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帮助，认识到了日本的重要性，从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提倡日中提携论。

1924年访日时的孙中山与日本友人（1924年11月25日摄于神户）前排坐者左起为大久保高明、孙中山、头山满，后排站立者左起为山田纯三郎、戴季陶、李烈钧。

        澎湃新闻：孙中山去世后，戴季陶主义出笼。那么，何谓戴季陶主义？日本元素在戴季陶主义占什么位置？

        张玉萍：孙中山逝世后，因缺乏具有绝对权威性的统治者，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对此深感忧虑的戴季陶认识到要拯救国民党必须要决定一个根本方针，即“将总理的思想和主张全部化为本党不变的信仰”，以致全党同志齐心合力加强党政。但国民党右派认为确立此政策会对共产党有利，因此强烈反对。而共产党方面“有远大见识的人”则认为，若确立一个思想为中心，国民党就会有一个独立的思想基础，这样就不能用共产主义思想同化他们，故亦要消灭这种主张。

        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迅速崛起，使戴季陶倍感威胁，故于1925年6月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为孙文主义学会及日后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即被共产党称之为的“戴季陶主义”。蒋介石对戴季陶的政治理论思想评价甚高，在多年后的1937年7月6日，即在“七七事变”前一天，还在反复阅读此书。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到：“注意一、主义战胜一切。（中略）上午季陶来谈。（中略）看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完〔即《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此书已看完十遍，实不忍掩卷也。”

        戴季陶主义实际上即是戴季陶认识到日本国民因拥有共同信仰，从而得以团结一致，实现了国家的近代化，因此希望中国人将三民主义当作一个国民共同的信仰，而将三民主义提升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水平上。        

        澎湃新闻：戴季陶主义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如何看待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介绍人戴季陶的批判？

        张玉萍：对此问题国内已有很多评论文章，无需我多谈了。

戴季陶人力车上照（1916年摄于东京）。照片左上方写着“民国5年纪念节前去寒暄之时”。藏于梅屋庄吉资料室。

        澎湃新闻：《日本论》发表后，日本政界、知识界和舆论界分别是什么态度？

        张玉萍：戴季陶的《日本论》首次出版是在1928年4月（出版社不详），第二次是在1928年5月由民智书局再版，之后经过26年之久，终于在1954年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由台北故里出版社再版。而在大陆，则要经过66个漫长春秋之后，终于在1994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不过并非单行本，而是与蒋百里（蒋方震）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合在一起的袖珍文库本（2002年再版），2005年4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插图本，2011年7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了单行本。2012年以后，因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或许是为了加深对日本人的了解，出现了《日本论》再版热潮。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9个版本，其中单行本有3个，与蒋百里等人的作品合编的有6个。

        但是，此书在日本的情形却与此迥然不同。被译成日语的《日本论》，前后共出版过12次。首先是在《北京周报》（北京燕尘社发行的日语杂志）第328～349号上，自1928年12月至1929年5月连载了由下亩荣吉（1～2）、和泉生（3～24）翻译的日译本。译者认为该书的中心内容，第一是通过分析日本是如何建国的，以此作为建设中华民国的参考资料；二是对日本进行深层剖析，并与中国进行对比，加以评论。译者深知该书具有批判日本的性质，但仍要将其介绍到日本，究其原因，即当时在日本国内，存在着一种对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强硬外交（田中外交）持批判态度的论调，而此书正好为此种论调提供了依据，以示中国人中有如此了解日本者。

        第二次是在1932年5月由藤岛健一译，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出版，主要是提供给政府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研究。1934年3月由安藤文郎译、章华社出版的《日本论》则是面向日本大众的版本。之后，八洲书房分别在1935年和1938年出版了安藤文郎的译本，1941年2月由官界情报社再次出版了安藤文郎译本。

        颇有趣味的是，在战后世界思潮社分别于1946年10月1日、15日、11月1日，即在一个月内竟然连续三次出版了由藤岛健一翻译的《日本论》。此三次出版均是从中日战争的角度上来理解《日本论》，短期内重复多次向日本民众介绍此书，实为罕见。这事实上是在向日本国民传播一种认识，即中日战争本应是可以避免或应制止的。

        其后在1968年7月至1969年3月《中国》杂志连载了市川宏译本，之后在1972年3月和1983年2月分别由社会思想社出版了市川宏译、竹内好解说的单行本和文库本。

        戴季陶的《日本论》前后被7位译者译成日文，出版多达12次，由此可知日本人对其重视程度之高。究其原因，是他们认为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国人将日本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心平气和且入木三分地对其进行深层剖析评论，故对此惊佩不已。

《日本论》，市川宏译，竹内好解说。张玉萍 图。

        澎湃新闻：您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戴季陶的日本观是基于文化角度考虑的，既承认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又重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明的亲近性，但似乎更强调中日文化的亲和性与某种程度的同质性，所以戴季陶并没有把侵略中国的日本看作“敌”人，而是视为“仇”人。在他心目中，与中国文化完全异质的苏联才是真正永远之“敌”。在这里，“敌”与“仇”的根本差异究竟是什么？对于戴季陶基于文化视角的日本“仇”人论，战时及战后的是什么态度？

        张玉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这样写道：“中国能刻苦奋发，自致富强，为亚洲作盟主，为世界进文明，则日本为中国之妃，不然，则为中国之仇，而非中国之敌也。”程天放对此解释说：此为《春秋左氏传》中“嘉耦曰妃，怨偶曰仇”两句而来。

        耦通“偶”，成对，配偶之意。嘉耦意为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的夫妻。怨耦则是第一指不和睦的夫妻，第二指结为怨仇的双方。而妃即为配偶，妻之意，尊卑通称，后来世人转指皇帝之妾，太子、王之妻。仇的一个意思是仇恨，另一个意思是匹配、配偶之意，发音为(qiú)，通“逑”。而敌的意思则有：(1) 仇也；仇敌。(2)对抗；抵拒。(3)同等；相当；匹敌之意。

        仇，并非无缘无故而成，而是因爱生恨，因恨生怨。即使成仇，但以前曾经为偶，定然曾经相爱相伴过，仇是兼好恶之词。而敌则是相等才为敌。因之相互较量、竞争才为敌。敌国是在地位力量上相等的国家。

        戴季陶认为在文化上日本曾经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且长达千年之久，故在文化上两国地位和力量是不相等的，而日本当时虽在军事上具有极大的强势，但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间，现虽结怨，但怨消终可为友，故为“仇”。而俄罗斯在历史上隶属西方文明，直至近代为止，中俄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影响、渗透远不可与日本同日而语，可谓是与中华文明相匹敌的对手，故为“敌”。戴季陶的此种想法在1933年即已产生，战时及战后从未改变。

梅屋庄吉父女与戴季陶一家（1930年，于南京戴季陶宅）。左一为戴季陶，左二为钮有恒夫人，左四为梅屋庄吉，左六为梅屋庄吉之女千世子。藏于梅屋庄吉资料室。       

        澎湃新闻：蒋介石与戴季陶关系极为密切。那么，蒋介石日记中对戴季陶的日本论有何观感，尤其是北伐以后？

        张玉萍：蒋介石对戴季陶的日本观评价很高，在很多的对日政策中采纳了戴季陶的建议。蒋介石在对日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如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式、“安内攘外政策”的实施、中日问题国际化战略、备战与抗战时期的认定、联美抗日等一系列对日措施，基本上与戴季陶的认识相同。

        澎湃新闻：与文学家周作人、军事思想家蒋方震的日本观相比，您觉得戴季陶的日本观有何特色？

        张玉萍：首先三个人在留日原因上颇不相同。戴季陶是因参加科举考试失败，进入留日预备学校，受到退学处分时得到日本教习的帮助，开启了日本留学之路。对戴季陶来说，留日是其唯一接受教育、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必然地从很早即开始对日本本身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周作人自幼感受到前近代社会的黑暗面，为了能从中脱离出来，从而对拥有先进的近代文明的日本表示出强烈的关心，认为日本作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留学之地颇具魅力。而蒋方震则是因在求是学院赋诗悼念唐才常，受到院方嫉恨，欲革其纪。危难时因得到同院教师的帮助，被派往日本。其对日本并不太感兴趣，因偶发事件而负笈东瀛。因此可以指出对日本不太关心的蒋方震、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关心的戴季陶、周作人之间的差异。

        留日期间，三者亦表现不同。戴季陶有意识地深入广泛学习日本的历史、政治、社会及文化，因而对日本获得了综合性的、理性化的理解和认识。周作人则将日本文化视作自身的一部分，以文学为中心以日本人的感觉来体会日本文化。而蒋方震通过接受陆军教育或与日本军人的个人接触，从感觉上认识日本文化，同时还对日本的政治、军事获得了丰富的知识。

        留日归国后的经历和在中日关系恶化中发表的日本论，也反映出他们这种与日本的关联方式。戴季陶作为新闻报道人士开始从政，作为孙中山的日语翻译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对日交涉专家、孙中山思想的解说者，在政界占有重要地位。因其强烈希望中日连带，而当日本终于成为国民革命之敌时，开始撰写《日本论》。因此，此书具有说服中国人向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富强化的日本学习的同时，还宣告了与军国主义化的日本诀别的双重构造。即一贯关注日本，用冷静、谦虚的态度认识日本的戴季陶，剖析了日本民族的历史性发展，及作为其结果的“民族帝国主义”化的原因和过程，促使中国人奋起和警戒，这正是此书撰写的目的。

戴季陶一行访日留念（1927年春）。前排右三为戴季陶，右四为梅屋庄吉，右五为钮有恒夫人。藏于梅屋庄吉资料室。

        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成为文学界的重镇，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推进者，其活动因持续到日本占领期，因而成为日本侵略、统治中国的合作者，“汉奸文人”。因其与日本人结婚，热爱日本文化，从感情上将日本作为自身之一部分的周作人，希望将并存在自身内的中国和日本融合、统一起来，故此在中日关系恶化之中，特意关注的是日本的文化而非政治，试图对具有普遍性的亚洲文化中的日本文化，加以解释，以使中国人可以接受，从而撰写了大量论述日本的作品。但是，当现实的日本对华政策使得中日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互不相容时，周作人最终亦不得不感受到日本终归为“他人”，而非自身之一部分。在其后的中日战争期间，周作人与日本的合作，可以认为是在作为“他人”的日本占领下，为了坚守“自己”的中国文化，作为文学家在可能的范围内所进行的有限的抵抗。

        蒋方震留日归国后，为了学习高级军事理论又赴德国留学，同时还学习了西方文化。其一贯致力于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虽与日本人结婚，但当日本成为敌国时，毫不犹豫地主张抗战。他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所表明的日本观，只不过是中日战争的结果。即当日本成为中国独立的威胁时，才开始对蒋方震具有研究价值。因此，其日本论具有专门分析日本侵略中国这种“愚蠢行为”的原因和过程的特点。但因蒋方震原本对日本在感情上具有好感，故将这种“愚蠢行为”视为日本人的“悲剧”，甚至表示出一种“怜悯”之情。

        澎湃新闻：在中文版《戴季陶与日本》问世后，您还发现什么跟戴季陶有关的重要史料吗？

        张玉萍：宫崎滔天家藏史料中尚有一些戴季陶书写的作品及与其父子等人来往的书信。吉野作造纪念馆也有一些戴季陶书写的作品及与吉野来往的信件等。

戴季陶致宫崎民藏书简（信封）。宫崎民藏孙女川添黎女士所藏。

        澎湃新闻：根据您在日本的生活经验，戴季陶的《日本论》（或其他论日本的文字）有哪些地方您觉得是切中肯綮的？

        张玉萍：我认为一个是戴季陶在分析日本民族性的特点和探寻其发展进步的原因时，认识到日本人具有热烈的“信仰力”这一点。这种“信仰力”表现在很多方面，其功效是足以促使日本人无论对于什么事，都能够做到百折不挠，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整个民族打成一片。

        另一个是戴季陶认识到日本人具有尚美的特点。他认为这和信仰一样，同样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在尚美中表现出来的日本趣味，戴季陶对其德性、品格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品性，日本人最丰富的是幽雅和精致，最缺乏的是伟大和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他认为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而美是可以产生力量的。戴季陶如此分析认识日本，其目的是要呼吁中国的青年们猛醒，强调有了信仰力和尚美这两种力量，一个民族一定是能够强盛发展的，只要这两种力量不消失，民族是绝不会衰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