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吐槽2015高考历史试题：问题多多，摧残智商

        历史学科一直被人诟病为“贝多芬”（背多分），死记硬背是大家所痛恨的历史学科顽症，有许多学生喜欢历史却不喜欢历史课原因在此。历史教学和考试需要改革，需要更加灵活，需要能考查出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这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历史学界共识，但20多年来，路走偏了，偏在哪里呢？先不说哪个卷，除了上海卷稍好，全国各地历史高考命题风格就像一个妈生出的，惊人相似，都有以下缺陷:

        一、选择题不像选择题，像狩猎游戏。学生是猎物，命题人通过精心设计的陷阱让学生上当，于是，有了区分度和效度，这些陷阱美其名曰“历史思维能力”。每当看到用这些穿着“历史思维能力”外衣的题目来愚弄孩子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以2015年全国卷二第24题为例：

        24、古代儒家学者批评现实政治，往往称颂夏商周三代之美，甚至希望君主像尧舜一样圣明，这表明了儒者：

        A不能适应现实政治

        B 反对进行社会改革

        C 理想化的政治诉求

        D 以复古为政治目标        

        我的那个神！作为一个有25年教龄的历史特级教师，我很惭愧，我不晓得应该选哪个答案，我觉得每个答案都有道理，哪个答案最有道理呢？取决于说话时的背景，如果此人仕途受挫，孤灯饮酒呢，就该选A；如果此人仕途如日中天呢，就该选C或D；如果此人在跟人辩论朝政呢，也许就该选B。可想而知，在断头去尾的情况下，要让学生就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选出一个被看作标准答案的选项，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用命主观题的思路来命客观题，叫作考察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这是各省市高考题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来，选择题的主要功能是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主要应注重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美国历史考试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选择题有70道，一般说来，一道选择题中，每一个选择项都是一个知识点，那么70道选择题就意味着有个350知识点（每道题目有5个选项），覆盖面远大于中国高考题，中国只有12道选择题。常识+大题量，是美国历史考试中选择题的特点，他们的选择题答案客观唯一，题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每个人都很有教养，那么家庭将会得到很好的管理；当家庭管理妥当时，国家将会变得有秩序；当国家管理井然有序时，那么全世界都将会变得和平友好。”上述引句属于哪种信仰坚持的信条？

        A 道教

        B 禅宗佛教

        C 大乘佛教

        D 日本神道教

        E 儒家思想

        （答案：E）        

        本来，在教材版本多样化、知识点不确定的背景下，题目应该不依托任何一种版本的任何一种历史评论，内容都应该是常识性的，都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大路货”，不应该存在刁难学生的题目，不应该在选择题中过多加入历史认识论部分，而应该多考查历史事实本身，让客观题拥有毫无争议的标准答案，这是命客观题的最起码的要求，否则，选择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二、客观题时常没有标准答案，而主观题却有标准答案，主观题不像主观题，这是目前历史高考最匪夷所思的地方。在高考主观题中，没有历史知识点的考试答案是难以想象的，不能采点给分就无法操作评卷，这是中国高考历史现状，也是历史高考试题最大的弊端。我们的主观题无法把历史素养好、思维缜密、逻辑性强的学生甄别出来，这给大学选拔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以至于现在一些名校不得不走大学先修课的路子来选拔苗子。

        之所以叫主观题，意思就是没有唯一正确答案，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但这个主观性不是打胡乱说，是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有说服力的表达。主观题理所当然是考察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主要手段，重心应该放在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上，不应该刻意地再考查知识的再认再现。然而，我们的主观题“不务正业”，刻意考察记忆，比如2015年全国卷一第45题，唐代币值改革的内容；2015年北京卷第41题，列举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取得的科技成就，等等。而在考察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方面却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首先，主观题本来应该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的真实性、精确性进行甄别和评估的能力，这是历史学科最最基础的素养，但我们的高考题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考查环节，主要还停留在考查学生的理解、归纳的层面上。这一导向后果之严重，不但导致学生批判性思维匮乏，连命题者也对史料缺乏甄别以至于闹笑话，比如2015全国卷一第48题，如图：

        这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被改写的，这种材料被用作考试材料本身就不严谨，且有很高的风险。风险在于，改写之后材料可能与事实不符。这则材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的原因是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幕僚，而丘处机起到了幕僚的作用，感化了成吉思汗。两个问题也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导向来设置的，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误会。

        这是真实的吗？事实上，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完全是因为他想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据耶律楚材《西游记》记载：“渠谓丘公行年有三百，有保养长生之秘术，乃奏举之”；并且成吉思汗也并没真正被丘处机说服感化，在短暂地停止了屠城之后，又继续屠城，而这则材料传达出的是与历史真相相反的信息。这样的二手材料被用作高考题，不是笑话么？

        当然，主观题的主要问题还不在此，而在于放弃了“说服力”标准。本来主观题是要全面考察学生建立在阅读理解基础之上的评估史料并进行有说服力的表达的能力。表达是否逻辑严谨，论据是否能支撑其观点，是主观题最关注的东西，然而，我们的考题玩的是花拳绣腿，表面上提供了史料，要求学生基于史料来表达，而事实上呢？题目所提供的史料根本不足以支撑学生的论点，简单地说，就是史料太少，只起了“药引子”的作用，比如2015年全国二卷第39题：

        短短两三百字的材料，根本不足为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史料，只有假大空的表态，这道历史题跟今年北京作文高考题“与民族英雄过一天”有同样的毁人作用。要让学生反驳日本对历史的篡改，请问，日本究竟在哪些方面歪曲了历史呢？又是怎么歪曲的？学生应该从哪些史料入手呢？真正要批驳，我们至少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史料，怎么能空对空呢？这样的试题只会导向培养愤青。

        甚至有些主观题，只是戴了一个史料的帽子，貌似考察学生的历史阐释能力，其实考的是死记硬背，比如2015年广东卷第35题，截图如下：

        通过材料，任何人都无法回答18-19世纪西欧的经济政治状况，更无法分析二战后美国为何重视现代化理论，这不是基于史料基础上的论述题，而是基于对学生死记硬背进行考查的问答题。这样命题的好处是，便于采点评分，便于老师死扣教材，这与主观题应有的考查功能背道而驰。

        本来材料题是最具有历史学科特色的一种题型，本来是体现“说服力原则”的最好选择，我们需要培养学生辨别材料的真伪、提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利用材料中的证据来论述问题的能力，本来应该更多地挖掘材料题自身的检测功能。

        然而，这些“本来”全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伪装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赤裸裸的死记硬背仍然折磨着学生，仍然坚定不移地摧残着学生的智商。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问题比语文的问题大得多，大到了影响中国未来人口素质的程度，大到了影响未来社会稳定和政治选择的程度，简单地说，大到了祸国殃民的程度！

        

        （本文原题《历史高考祸国殃民——点评2015历史高考题》，原载“大时代”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