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渡边武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诞生

        1962年某日，东京的天气本应不错，但是没有风，烟尘蔽日、有点闷热。那段时间，日本政府正在酝酿通过《煤烟排放控制有关法律》，这是日本第一部空气污染控制法，而且有望在年底正式实施。

        丸之内，东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渡边武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今天要约见的客人。两年前，渡边武结束了在华盛顿9年的任职，在这9年中，他先是作为驻美国使馆的公使，接着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担任执董。驻外生涯收获了光鲜的履历，但也留下了遗憾，他错过了给母亲送终，并且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回到东京之后，渡边没有选择继续在政界发展，而是辞官担任了金融顾问。更现实的问题是，他的孩子们回国后不能适应日本的教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于是渡边发起成立了海外职员的子女教育协会，做起了公益事业。

        今天约见渡边的，是常盘桥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大桥薰。这位老兄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讨论成立亚洲开发银行！

        他的确应该找渡边武，在美国工作9年之前，渡边还在实权部门大藏省工作了20年，官至官房长（办公厅主任）！在大桥薰看来，这个话题只有找渡边才最适合。

        不过这事儿没那么容易。早在50年代，日本就曾经提议建立亚洲开发银行，但是，要么得不到亚洲兄弟国家的支持，要么就是老大哥美国故意不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官方也只好放弃了斡旋。

        不过最近非洲开发银行即将成立，而欧洲早就有了复兴开发银行，美洲也已经有了开发银行。大桥薰感觉到，新的时机可能就在眼前，是时候轮到亚洲了！在大桥的鼓动下，渡边领导的研究小组成立了，并着手起草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ADB）计划书。

        经过几轮的讨论，在1963年夏天，计划书的初稿出来了。但是吸取过去十多年以来的教训，渡边觉得日本这次应该低调、稳妥一些，继续等待时机成熟，一旦第三方提出ADB的动议，日本再马上接棒。

        不过机会来得太快了一些，日本方面显然还没做好准备。1963年12月，在马尼拉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终于有人提出了在亚洲建立区域开发银行，而且这次的提出者是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因为没有意料到这个话题，日本并没有派出部长参会，参会的最高代表只是常驻在菲律宾的大使板垣修。

        不过还好，这次会议商定，先召集一个专家层面的多边会议，以协商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问题。于是，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开始张罗专家讨论会。10月个月之后，曼谷启动了专家讨论会，并且持续了两周时间。在会议上，渡边研究小组的成熟方案占据了优势，各方专家就基本问题达成了一致。但是，行长人选、出资份额、总部所在地这些大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日本政府，包括渡边本人都更加看重总部所在地，而不是行长人选。或者说，日本对于将ADB总部设在东京，志在必得！

        不幸的是，1964年底，时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因为喉癌不得不卸任。池田勇人是史上最后一位生于19世纪的日本首相，并且是三届连任的实力派政治家。不仅如此，他还曾经亲自参与了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建立；而且池田和渡边一样，也出自大藏省的官僚体系。池田不仅是渡边的好友，也是推动ADB建立的强力支持者，在这个节骨眼上，池田的离去使渡边十分沮丧。

        不过亚洲开发银行的筹备工作还是在继续推进，1965年的世界银行年会，成为日本推销这个设想、试探美国态度的绝佳机会。在华盛顿会议上，渡边找到了卸任世界银行行长不久的尤金•布莱克。布莱克是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1933年，渡边武还是一个刚刚入职大藏省3年的毛头小子，而布莱克已经是美联储主席了。渡边在世行做执董的时候，布莱克已经做了十多年的行长。

        布莱克在谈话中暗示，渡边应该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而且行长的选择，这个问题比总部的定址更为重要。布莱克的表态透露了美国的态度，而且，这种表态，实际上表达了美国否定将总部设在东京。

        与此同时，1965年的世行年会上，已经有不少的人想在即将成立的ADB谋份职位，还有些机也想与ADB开展合作，他们都开始与渡边搭讪。连渡边自己都感觉到，好像他已经是ADB的行长了。但是这种感觉对于日本方面并不是好事，因为这同时意味着东京成为总部的可能性在下降。

        这种预感是正确的。1965年11月的总部选址投票会，放在了马尼拉。菲律宾的马尼拉，在当时号称亚洲的纽约，是东京的最强有力竞争者。而且在这次投票会上，时任菲律宾总统的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也就是阿罗约的爸爸亲自坐阵。

        第一轮、第二轮的投票结果都对东京有利，马尼拉贴着及格红线挤进了决胜局。这背后的游说也日益升级，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借着主场的优势，菲律宾央行行长宴请各国代表，在马尼拉湾的游轮上吃了一顿日落巡游晚餐。而在第二轮投票和第三轮投票之间，只有一个午休的时间差，此时的游说更是升级到白热化，不少国家的代表都因此迟到了。结果在最终投票局发生了逆转，东京以1票之差败给了马尼拉。

        也只能是这个结果了——在日本人是行长的众望所归之下，总部选址的平衡点，终究向着美国人暗示的方向发展了。不然又能怎么样呢？美国作为亚洲的区外国家，不可能派人出任行长，总部也不可能落在美国，而其他亚洲兄弟国家也缺乏像渡边这类的人才。最终的平衡点，必然是日本出人，而选址在美国更容易掌控的菲律宾。

        作为一个失败的挑战国，二战后日本与美国形成了明确的依附性关系，这一关系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如果说这一契约有所变化，那么变化的空间仅仅在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日本的搭便车行为。

        事后，渡边在回忆录中的视线有意无意的模糊了，他认为：“1962年的日本筹建计划，最终成为了ADB现实的建设蓝图。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筹建计划只有细节上的一些修改，例如：总部选址是在马尼拉，而不是东京；副行长的数量；以及出资方案。”

        但是，如果这样的问题都是细节，那还有什么不是细节呢？

***

 “三个学术民工”专栏由徐奇渊、李晓琴、杨盼盼倒班为您特供。专栏主要生产全球价值链的科普文章，也顺带打磨世界经济热点。希望用谈风月的心情谈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