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报：陕甘宁边区“没有发现鸦片的痕迹”

        有这样一种说法：20世纪40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时期，靠种植销售鸦片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这种说法对中共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了解清楚历史情况到底如何。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之前，吸食鸦片确实是当地较为普遍的陋习之一。陕北、甘肃东部、宁夏东南等地，因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不仅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社会文化也未趋进步，民众生活困苦，各种陋习沿袭不绝。齐礼编著的《陕甘宁边区实录》记载了当地情形：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民众中吸食鸦片、嗜好赌博的现象很普遍。这一点，在更早期的一些著述中也得到印证，如英国传教士史密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一书中写道：“延安府是鸦片毒瘾比普遍流行状况更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镇居民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或轻或重的鸦片受害者。……就延安府而言，进入了几乎每一个家庭。”可以看出，当时吸食鸦片的不只是土豪劣绅、军官士兵，而是几乎渗入了每一个普通家庭中，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鸦片烟毒来源，缺乏完整的史料印证，从零星的记载看，应该是输入和“自种”两种情形均有。如在梁星亮等著的《陕甘宁边区史纲》中记录的是：陕甘两省的罂粟种植面积分别占农田面积的90%和75%。在陕甘宁边区政府1943年接到的“快邮代电”中描述，“各县偏僻地方仍有不少偷种鸦片烟苗者”，这些不像是突然出现的现象。陕北土地贫瘠，物产匮乏，民生艰难，鸦片烟苗价值高昂，农民出于利益考虑“偷种”，并不难理解。

        然而，边区政府对鸦片烟苗的态度却一贯鲜明，对于偷种现象一律予以“严禁”。早在1937年，边区的前身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就颁布了《关于禁止鸦片的布告》，其中严禁种植、吸食和买卖鸦片，“种了鸦片的，由各级政府督促铲除，改种其他粮食”（《陕甘宁边区政府查禁烟毒史料选》）。1943年边区接到“快电”报告后，立即发布“查禁鸦片烟苗的命令”，其中写道：鸦片烟苗为本府历来所严禁，际此早春正宜农作开始之时，为发展边区人民生产事业，完成政府第一重大任务，重申前令，严厉查禁，如仍有私种鸦片烟苗者，经查出定依法严惩不贷。对于已经种植的，“严令彻底铲除，改种良田”（《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不久之后，边区政府即第三次修正了“查获鸦片毒品办法”，对举报、查缉烟毒犯罪予以奖励，“本人查获送交禁烟督查机关，或当地政府者，给以奖金之全部”，“向禁烟督查机关，或当地政府报告，因而查获者，报告人得奖金全部二分之一”。为了查禁外来鸦片烟毒，边区政府专门于1942年成立了禁烟督查处，在必要地区设立督查分处，负责“查禁及处理边区境内之鸦片毒品”。

        1943年9月，边区政府就“禁止吸食鸦片烟”专门给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发布指示信，其中要求各乡、市政府一个月内将境内烟民分别烟瘾大小、年龄大小予以登记，之后各地政府及卫生机关应帮助烟民找戒烟丸药按瘾发给，如期戒断。为了提高戒烟效果，指示信还要求让烟瘾者参与生产劳动，组织群众运动，以村民大会、市民大会等形式，甚至发动妇女、儿童等做劝戒运动。各乡、市制定乡市公约中加上“戒大烟”一条。发动烟民之间的戒烟竞赛，戒绝了的要给予奖励，并广为宣传，对经过劝导鼓励仍不愿戒烟的，还要由区乡政府或司法机关罚办，罚办分“罚金、罚禁团”，“重的送司法机关”。

        边区对于鸦片烟毒的一系列政策及具体措施，起到了很大成效，不仅有效遏制了外来鸦片烟毒的输入，较为彻底地铲除了鸦片的种植，还很好地改善了边区部分民众吸食烟毒的旧习，至抗战结束，吸食鸦片在边区近乎绝迹。1944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边区的美国记者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说，“我在共产党区游历了五个月，没有发现任何一点鸦片的痕迹”。

        从近代史这一长的时间段看，以陕甘宁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社会环境，不能说绝不存在鸦片烟毒的现象，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地区的鸦片烟毒的蔓延才得到了遏制，民众吸食鸦片的旧习才得以改变。这才是历史的真相。那种挖空心思给共产党身上“泼脏水”的说法，不但有悖事实，而且显然别有用意。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本文原载2015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