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一份25年的设计合同：汉堡海港城（下）

        德国汉堡的海港城项目，在2014年获得TOD金奖。海港城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内城发展项目，当初规划的远景，就是成为未来欧洲城市生活的典范。

        海港城的未来

        未来海港城最有名的地标建筑，应该会是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汉堡大剧院（Elbphilharmonie Concert Hall），这将是一个多功能建筑，预计2017年建成。

        建筑由一个旧仓库改造而成，底层旧仓库用作停车空间和商业空间。在旧仓库与建筑新结构交汇的地方，将出现一个大厅广场。新结构内包括3个音乐厅，音乐厅周边是办公空间，建筑还有一个独特的屋顶平台，可俯瞰整个海港城和汉堡城。这个多功能混合的建筑将成为未来海港城的地标和市民中心。

        

建设中的大剧院，图片来自笔者

        未来的海港城大剧院，图片来自网络

        未来海港城还有新的机遇。汉堡打算申办2024年奥运会，汉堡政府已打算把港口还未开发的，用于奥运场馆的建设。

        这样，我们以后能看到汉堡市中心的新结构，从老城区到海港城，再到奥运场馆区。KCAP公司也参与过伦敦港口的改造项目，借助伦敦奥运会的契机，他们想象在奥运会之后，奥运场馆将如何被重新利用，提升整个地区的价值，成为城市的新中心。

        RuuRd先生说，目前KCAP公司及其他合作公司正为未来海港城的规划建设积极工作。工作合同长达25年，并不意味着公司每天都要为这个项目工作，而是当这个地方有需要时，公司就会投入工作。除了设计任务，还要参加每年3次的顾问会议。

        长达25年的工作合同，在欧洲也不常见。通常，一个这样的大型项目就可以支持一个公司运营下去。这种稳定的合作，也能保证最终产生高品质的空间环境。

        海港城的基本数据

        

海港城的基本数据，来自海港城官网hafencity.com

        海港城的基本数据，来自海港城官网hafencity.com

        在海港城的官网上，可以查到最新数据。 到2025年，海港城的总建设用地将达到157公顷：其中交通用地占24％，建筑用地占31％，公共开敞空间（公园、广场及步行道达28公顷）占25％，私人开敞空间占13％，私人非开敞空间占7％。建筑占地总面积（gfa）约232万平米，居住总建筑面积70万平米，商业设施总建筑面积21.5万平米，办公总建筑面积110万平米，公共服务设施总建筑面积31万平米。这里将成为一个融合工作、居住、商业、休闲、文化艺术及旅游的多功能混合新区，同时又是一个兼具可持续发展及创新发展模式的高品质城市滨水空间。

        海港城的公共空间，图片来自笔者

        目前，这里生活着大约9000个居民。有500家企业入驻，创造了45000个就业岗位，其中包括40家大型企业。三家最知名的企业为：世界500强企业的Marquard & Bahls，德国零售巨头Gebr. Heinemann，世界知名的顶级房屋中介机构Engel & Völkers。整个项目的私人投资达85亿欧元，公共投资达24亿欧元（土地出售收入约15亿欧元）。目前共完成了56个项目，有49个项目在进行中。

        海港城的街区，图片来自笔者

        海港城的房价如何呢？目前共有1500多套住宅完工，一些已出售的房子价格大概如此：私人租赁房屋的租金为12－18欧元每平米；社会住宅公司租赁房屋的租金为9.5－13.5欧元每平米；政府补助性社会住宅的租金为8.1欧元每平米。私人出售房屋分为不同等级，产权共有的住宅大约2850欧元每平米，产权私有的住宅大约3500－4500欧元每平米，豪华住宅6000－8000欧元每平米，顶层豪宅超过1万欧元每平米。

        文化建筑除了未来的大剧院（Elbphilharmonie Concert Hall），还包括汉堡国际海事博物馆及汽车博物馆。教育设施方面，有基础教育的幼儿园和中小学，还有两个大学、四个职业学校。

        海港城内骑自行车的居民，图片来自笔者

        从老城步行到海港城只需要10分钟，由于功能混合，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可以依靠步行和自行车便利的生活，当初的规划也期望人们能依靠低碳交通，步行系统的总长度是车行系统总长度的2.5倍。海港城还有非常便利的公共交通连接，海港城有几个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从汉堡城市的不同方位都可以通过地铁、轻轨、公交车，甚至渡轮及水上交通，到达海港城。

        海港城的停车设计。笔者发现，这里有很多迷你车，迷你车的停车非常自由，怎么摆放都可以。图片来自笔者

        最佳价值（the best of value）

        在讲座的最后，专家们都很关注规划的弹性问题，比如，是否有量化指标，我们的规划体系如何借鉴。

        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Ruurd先生始终提到的最佳价值（the best of value），他说，这不是简单的经济成本价值（cost effective）,而是一种多元的价值。

        以笔者浅薄的理解，海港城的开发者当然希望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利益不是最佳价值的全部，或者说，最佳价值中的一些价值（如公共及公众利益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多元文化价值等）是隐形的经济利益，并不表现为当下直白的收益，而是经过一定时间发展，最终提升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这是一个基本共识，需要海港城建设过程中的参与者共同维护。

        在这一共识下，一些行为就很容易被理解，比如：牺牲一些建筑面积，将之变成公共空间——海港城有大面积的高品质公共空间；竞标过程中，价格只是一个影响因素，评审更看重项目的“最佳价值”；那个看似无聊的结构规划，引导了整个发展过程，也即规定一些基本的原则框架和底线，之后灵活填充具体内容；甚至卖地也不会先定价，而是根据最佳价值去判断。

        当然，最佳价值似乎很难量化，笔者认为，要达到最佳价值，需要：1）敏锐的判断力和卓越的远见；2）协同合作，共同创造；3）灵活开放、透明公正的发展机制。

        最佳价值如何体现，必然不是单一决策者能决断的，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来维护。简单来说，在基本原则和共识的基础上，事情可以商量，大家为了达到最佳价值而合作。

        游客观看建设中的大剧院，图片来自笔者

        海港城是城市更新的经典案例，除了汉堡的普通游客外，还会有很多所谓“专业游客”去海港城学习。这个项目成为汉堡的重要景点，在其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之外，也让整个城市的旅游业得到增长，提升了汉堡的形象和城市竞争力。这又一次证明，最佳价值是综合性的价值，而不只是直观的经济利益。

        城市更新

        Ruurd先生说，城市更新通常是一个漫长过程，城市老城区或工业区的独特气质，会吸引一些喜欢这种氛围的人，他们慢慢集聚，在这个片区工作、居住和休憩，这也吸引一些开发商来此开发新的项目，从而形成良性的发展。这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北区就有这样的案例。1970年代，在占领房屋运动中，很多年轻人占据了当时废弃的工厂仓库，在里面工作和生活，这些仓库慢慢变成艺术家和年轻人的活动据点。2000年开始，这些地方的活动受到更多关注，这里有艺术活动、体育活动、戏剧活动等，餐厅酒吧咖啡厅等等变得非常受欢迎。最后，一些大企业也把公司办到这里——因为这里有人气。

        随着更多资本进入，这里的服务设施更加完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发展模式的成功结合。那些给这些地区带来活力的人，可以被称为场所营造者（place maker），他们做的事情就是place making（场所营造）。

        还有一个荷兰鹿特丹的案例。2012年，鹿特丹建筑双年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叫做试验场（test site）。其中成果之一是一座桥，这座桥就在笔者当时每天骑车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但远远看去，除了木结构的外形，没有发现什么神奇的地方。直到有一天，笔者登上桥，才发现奇妙之处，一块块木板上，分别写着不同的名字，原来这算是一座“众筹”建起来的桥。

        鹿特丹的众筹桥，图片来自网络

        这座桥位于鹿特丹中心火车站旁，城市的一条主干道穿过桥下，桥不远处还有架起的火车轨道。所以，这个片区算是被这些交通要道割裂开，对行人不那么友好，而且，片区内还有一些空置或有待重新利用的空间。对此，设计师想了一个方法，用一个新的构筑物连接起这些空间，虽然最后只建了一部分，只连通了一部分空间，但这种众筹建设的方式得到一致好评。

        这座桥不远处，还有一些改造的店铺，叫mini mall。当时学校的一位老师在那边办了一个展览，我们才发现这个地方。这些店铺位于火车轨道之下，是那种常见的拱形空间。人们对之进行了简单的改造，这里就变成时尚的店铺。再加上前面有个小广场，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来喝咖啡晒太阳。

        城市更新不是新话题，但城市更新的参与者并非一成不变，城市更新面临的问题在不断变化，城市更新带来的城市价值也在变化。世界各地的城市更新案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认可。

        城市更新的目的，将决定空间的未来形态。

        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案例中，有需求的使用者重新利用被忽略的场所，用看似弱小缓慢的方式去改变空间，并带入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场所营造者用真实的需求给空间带来了活力，进而吸引更多的功能需求，集聚了人气，引来大型的资本投资，这是典型的自下而上激活自上而下的房展模式。简单来说，这种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有那些看上去弱小的场所营造者，把这些场所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赚钱的手段。有了这种与场所息息相关的人，就能开始吸引更多相关的人，一起协作完成改变。

        鹿特丹的mini mall，图片来自网络

        城市发展中的社会公平

        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规划一所的郭鉴所长对Ruurd先生提问，问到，在这么长的建设过程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Ruurd先生说，因为海港城的开发太成功了，吸引了大量资本，导致这个地区成为一个高档社区（exclusive area），只有社会精英才能住得起，像我（建筑师）这样的普通人无法在这里生活，其中，一个高档公寓的房价排名位于全球前20位，每平米25000欧元。他说到，海港城开发的前十年，几乎都是为富人建设，所以，在后来的开发中，开始建设一些社会住宅，提供给中低收入人群，试图让这个城中城变得更加包容、多样，也更加公平。

        如果说，海港城的开发商们拥有汉萨同盟的商业协作基因，那么，在现代欧洲的很多规划师、建筑师的基因里，也有社会公平的基因。我读书时在学校做的每个项目，老师都不断强调社会混合（social mix），强调规划设计一定要考虑到不同的人群，高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混合，老人/年轻人和家庭/单身人群的混合。还有不同功能的混合，原因很简单，单一功能无法集聚人气，在人口密度不那么高的欧洲城市，很快就会衰败。

        除了社会混合，这里还要说一堂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课。那是一次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讲课的是一个荷兰老太太。她说，职业道德这个问题在学校里是缺失的，可能其他专业有提到，但我们专业很少公开提到，但她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至少要思考这个问题。

        她先问了几个问题：

        1、如果有人让你在鹿特丹设计一个监狱，你会做吗？

        2、如果有人让你在荷兰某小岛上建监狱，你会做吗？

        3、如果有人让你在伊朗建一个监狱，你会做吗？

        4、如果有人让你在土库曼斯坦的首都建一个小区，你会做吗？

        我们被问得莫名其妙。前两个问题，争议不大，大家都愿意设计。到第三个问题，提到伊朗时，就有人说不做——尤其是伊朗来的同学，表示不愿意做，因为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做，要听政府的命令。到了土库曼斯坦，大家说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然后，老太太给我们介绍，土库曼斯坦是个怎样的国家。她放了一些土库曼斯坦首都的照片，上面显示的信息是：政府请法国的建筑师建了一个很高档的社区，但没什么人住；政府的大楼像宫殿一样，社区一看就很奢华，还有个博物馆，门票10美元，没有人去。这个国家，总统的头像满大街都是，还有纯金的头像供奉在特殊场所。总统写了书，要求所有人看，学生考试也要考。接下来，老太太问大家：如果这个总统给你150万，让你建一个金碧辉煌的高档社区，你会接下这个项目吗？马上有人喊出了有些犹豫的“yeah”，然后大家都笑了。

        老太太突然严肃起来，说，我不是在和你们开玩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讨论。

        大家开始讨论。有的人拒绝；有人说，会尽自己最大能力做好的设计，因为总有人要去做这件事；有人说，反正设计就是为了钱，项目没什么区别；还有人觉得政府可怜，花大价钱请人做设计，还要被设计师鄙视，被人调侃。

        最后，老太太又举了另一个案例，也是她认为缺乏职业道德的设计——与前面的那种设计不同，她认为，这可以被叫做糟糕的设计。

        这个设计在行业内很有名，是west 8在阿姆斯特丹做的一座桥，照片上看，弧线很漂亮。老太太说，无法相信这个设计竟能得奖，有一些朋友住在那里，但他们不敢在上面走，因为太陡了——这也是设计师的道德问题。

        当然，对糟糕的设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后来专门去走了这个桥，确实比较陡，但比较有趣，同时也能体会到，这对老人来说，确实不那么友好。

        被老师批评的阿姆斯特丹的桥，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平，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并没有可比性。在欧洲城市，社会的结构是稳定的，人们的生活也是稳定和有保障的，人们可以清楚意识到自己在社会阶层的位置。尤其是在贫富差距不那么大的北欧城市，高收入人群，以其所缴的高昂税额，为社会做更多贡献，同时给低收入人群更多帮助。大家都懂得，资本主义的运作制度，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所以，需要社会干预来阻止贫富差距拉大，以免产生太多仇富的社会现象。

        规划师也是这种社会干预的一部分。在很多学校里，社会公平理论得到一代代学生的传承，很多学生都喜欢研究贫困社区、空间隔离、封闭社区等课题，就算非问题地区的规划设计项目，也必定有混合社区的理想。

        笔者也是被社会公平理论教育出来的规划师，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在中国进行实践。或许，只能在敲打这些文字时，脑洞大开，并幻想着，有一天大家可以严肃地讨论职业道德，社会公平也会像GDP一样，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