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专稿︱王炎：印度之行

        本文发表于2015年6月号《读书》，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前些时被派编教材，请学生帮忙搜找文章，收上来的材料五花八门，挑来拣去，不胜其烦。有篇讲稿虽不宜做英语精读材料，却吸引眼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是剑桥、哈佛等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在新德里一民主大会上做主题发言。

        意思是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转折莫过民主的兴起，世界各地虽尝试过不同形式的民主，但大浪淘沙，希腊式民主硕果仅存，升华为人类治理的普遍模式。十九世纪还可以质疑民主是否适合某国，到二十世纪如此提问就错了。不是民主适应国家，而应改造国家去适应民主；世上几十亿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状况虽千差万别，民主早晚必惠及所有人；如同计算机的默认程序，二十世纪已设定民主为默认的普世价值。哇，民主也很独断哟。

        他举印度为例证明民主的优越：独立前，英国人担心印度人管不好自己的事，独立后印政府以宪政解决政治分歧，以选举弥合民族矛盾，仅半个世纪便取得骄人成绩，让亚洲邻国倾慕不已，言之凿凿，不容置疑。

        他有多种著述，“民主”都是芝麻开门的咒语，无往不利。但两年前的一次印度之行，我颇感疑惑，印度民主是什么？它与触目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关系？虽说逗留短暂，浮光掠影，却未曾领略“希腊的民主”。如今，民主人神共佑，人人口必称之，但心中所想恐怕南辕北辙，名、实未必一致。

        一

        从北京经香港十几小时才飞到孟买，已是凌晨两点。孟买时区也很另类，比北京晚二点五小时。这个钟点本该冷冷清清，机场却人潮涌动，肩趾相接，似大巴扎的腾腾沸沸。印度人深更半夜到机场派对？机场路上车水马龙，似尖峰时刻。“车水马龙”是个比喻，在这里却很写实：奔驰轿车与牛、马车并驾齐驱，自行车在拖拉机、摩托车之间往来穿梭。

        第二天一早看街景，两边横倒竖卧着不少人，毒日头下，一老者就着污水沟洗个铁餐盘，动作迟缓。鹅黄色的宽衣大袖肮脏敝旧，头上的包布看不出本色，身后蹦跳着个孩子，一位年轻妇女半卧人行道上，一家人刚吃过早餐。街上到处是下水沟边做饭、洗盘的人，蝇蚊嗡嗡飞转。沿着破败的街道前行，满目邋遢污秽，城市像个难民营。

        招待方说，我们住的地段是滨海区，很不错，市里还有贫民窟，但不肯让我们去看。原以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外景是搭出来的，或电脑制作，现在知道是实景。拍摄地点在孟买的达拉维（Dharavi）贫民窟，那里人口过百万，还有四个比它规模更大的贫民窟，据说城市人口的 55%住在 “垃圾堆”上。

        该片一上映，贫民窟便成孟买一景，每年游客以 30%的速度增长。印度人很讨厌 “猎奇 ”（voyeuristic）心理，不许游客照相。但心理阴暗的游人仍顽强地在一堆堆垃圾、一摊摊污水、烂铁丝与破钢管之间闪转腾挪。烂木板、旧木箱搭起的简易房的间隙，有寻宝般的游客，兴趣盎然地穿来绕去，不期然，眼光与屋内半裸高卧的本地人相遇，对视的一刹那间，自己先尴尬地手足无措。

        海边有不少人玩水嬉戏，海水呈暗黑色，礁石也黑黑的，人在骄阳下黝黑乌亮。阿拉伯海海面一片虚空，日光下也似一派黑氛，仿佛毒日头刺眼的白光也有自己的影子，这不是典型的海滨丽景。回国后从旅行箱拿衣服，见下摆领口渍上一圈黑边，原来印度的朗天白日下，空气弥漫着焦炭粉尘。

        入夜，天空没有星，也没有月亮。街道水泥地上散乱地睡着人，双手枕头的，也有一家人蜷缩一起的，孟买的黑夜弥漫着死寂。马克·吐温游历孟买时，看到的景象与眼前并无二致：“我们似乎在一座死城里穿行，空寂的街道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乌鸦也静默着。数百印度人四脚八叉睡在地上，姿态像是装死。”

        二

        但孟买的形象不是单一的，它多重面向并置、多种空间叠加，只排列的方式匪夷所思：印度教庙宇与天主教堂比邻，摩天大楼下有穷街陋巷，奢华的洋房别墅外是污秽的贫民窟。同一空间内，叠加着不同的阶层、文化、种姓、观念、利益、宗教和身份，它们平行共栖，但别以为蜷栖在奢华脚下的赤贫会安贫乐道，彼此相安。相反，这里是全球资本、世俗势力、狂热信仰、地方民族主义、等级制与阶级对抗的角斗场。

        独立伊始，各种势力即相互挤压、冲撞，有过无数次暴乱、屠戮、仇杀。印度流亡作家拉什迪在纪念印度独立五十周年的文章里概括：一九四七年八月，独立作为印度历史的新起点，曾承诺自由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的印度弥漫着末世感，幻灭给独立的新时代画上句号。他回应的是尼赫鲁独立之夜的全国讲话：“在这午夜钟声敲响之际，世界仍在沉睡，印度却将迎来生命与自由的觉醒！”五十年前承诺的新时代，将带给所有人，包括工人、农民、贱民一个繁荣、民主和进步的国家，无论什么信仰、种姓或阶级，一律共享平等权利。

        五十年过去，殖民遗产未及清算，英国人惯用的分而治之之策却被继承下来。独立的印度无力解决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也不能缓和高种姓、低种姓、无种姓，以及语种、方言之间的敌意，分裂在所难免。独立的曙光乍现，印度教与穆斯林已各不相让，印度一分为二，巴基斯坦独立的过程苦不堪言，五十多万人被屠戮，一千二百万人流离失所。印度教徒还埋怨圣雄甘地纵容穆斯林，射杀了他，印巴冲突从此不断。一九七一年，印度支持东巴的孟加拉族闹独立，巴基斯坦重蹈印度覆辙，又分裂出孟加拉国。印度内部再因语言引起多次暴乱，死伤无数。总理英迪拉·甘地在七十年代实施全国紧急状态，一九八四年被锡克族刺杀。其子拉吉夫刚继任总理，又被泰米尔猛虎组织枪杀。

        拉什迪的长篇小说《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 1981年），以魔幻的笔触，虚构一群独立日午夜出生的孩子。电台播放尼赫鲁动人的演讲，新生儿被抛入嚣杂迷惘的世界，他们感知、涉世与成长的故事，构成印度建国的寓言。这里没有二元的善恶黑白，也非线性情节的递进，不是耳熟能详的时代史诗，却感受魔幻、神秘的历史氛围。意识流的缠绵浸溢中，时时陷入历史巨流的裹挟，到处弥漫着无助与幻灭。纷乱多元、一盘散沙般的印度社会，你无从指认谁是强权，压迫、暴力却无处不在，社会关系涣散松懈，等级却依然苛严。随你称之为专制或民主，结果一样言不及义。

        三

        在孟买，吃喝会有问题。接待方千叮万嘱不要吃生凉菜，别去普通餐馆，一定喝瓶装水。一天中午在酒店餐厅要了份冷盘，想星级酒店卫生该有保障，结果立竿见影，一次次跑肚，幸亏带了黄连素，不致影响日程。偶读美国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火车大巴站》（The Great Railway Bazaar），会心一笑。他写一次去美国驻德里大使馆，碰上使馆人员哄传哈里斯去看大夫，原因竟是便秘。四座捧腹绝倒，他却莫名其妙，有什么好笑？陪同的官员约翰说，刚到印度大肠杆菌让他跑肚六天，为省事索性睡在洗手间里算了。外国人在印度便秘，得怎样一副肠胃！

        茶余饭后，与负责接待的女作家莎米沙·莫汉提（Sharmistha Mohanty）闲聊，我问孟买的英文名本叫Bombay，怎么改成Mumbai了？其实心里有答案，无非印证一下。她叹了口气，说名称是一九九五年改的，地方民族主义排外的结果。看她一脸愠怒，一言难尽的表情，不便深问。可想而知，北京的英文名原来叫Peking，后改为本土汉语拼音 Beijing，去殖民化呗。

        后来知道，印度的事没一件这么简单，仅研究孟买改名的学术专著就有好几本。外人眼里，改一下地名的英文拼写，无关痛痒，可对孟买人，这是一次生活转折，从国际都市文化转向激进的排他政治，湿婆神军党（Shiv Sena）掌权后，动员底层印度教民众，仇视穆斯林、婆罗门和所有城市精英，阶级、等级、语言、信仰的冲突一下激化，政治生态之复杂超出想象。莫汉提出身婆罗门，既是文化精英，又家境优裕，她的苦恼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

        语言之于印度，不单是沟通媒介。一个有四百多种语言、一千六百五十二种族语方言的国度，世代屡经外族统治，所坚守的唯有语言。印度人将信仰、传统、身份意识、文化情感统统注入语言之中。因此，国大党反英殖民斗争之初，便洞悉各地方、各族群的诉求，承诺独立后废除英人划定的行政区，按语言重新划界建邦，深得人心。

        英国向上层力推英语教育，想把殖民地连成一片，但终有不到 3%的精英熟练掌握英语，绝大多数人与之无缘。独立后的印政府于一九五○年立宪，将印地语（Hindi）和英语立为官方语言，另二十二种地方语言也为官方使用。英语仅作临时性的联系语言，十五年过渡到印地语独当官方语，行政区划分也以语言为主，一派旧貌换新颜的气象。

        但宪法一宣布，非印地语各邦群起反对，小语种纷纷要求官方地位。印地语向来不是各语种间的中介，还不如英语既不绑定宗教，也不隶属族群。殖民统治一旦明日黄花，英语反易为各方接受。地方掀起抵制 “印地语沙文主义 ”运动，抗议联邦政府的语言暴政。印地语缺陷也明显，书写是梵文化的文言，与口语脱节，对文盲占大多数的国家难以消化。另外，语言建邦也不现实，恰如印巴之间以信仰划分国界一样，人口混居造成大规模迁徙、械斗和屠杀。

        宪法一出，“语言暴乱 ”（language riots）不断，绝食抗议，纵火、杀人、打砸抢。尤其一九六五年英语过渡期满，印地语独大之际，泰米尔纳杜地区爆发大规模反印地语骚乱，七十多人丧生。政府才意识到语言是潘多拉的盒子，既可做反殖民的利器，又是反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释放的能量足以瓦解新生的国家。印政府连忙叫停宪法实施，两年后修宪，印地语和英语结果无限期担当双官方语。

        孟买改名与语言建邦密切相关，是地方与联邦冲突的缩影。一九五六年尼赫鲁担心商业大都市孟买，会被马拉地内陆农业拖累，宣布它为马哈拉施特拉 —古吉拉特双语邦的首府。但讲马拉地语（Marathi）的印度教徒不答应，骚扰、袭击古吉拉特人。警察出面弹压，打死八十多示威者，史称 “孟买之战”。

        牺牲的悲情激励了地方民族主义，最终迫使联邦妥协，马哈拉施特拉独立成单一语言邦，收孟买为首府。讲马拉地语的内地农民涌入孟买，但无力与穆斯林或南方受教育的外省人竞争。各类技术含量高、收入丰厚的位置，都被讲英语的知识分子垄断，马拉地人只能做苦工，抱怨起外邦人抢饭碗。一份流行的图画周刊，或像我们的《故事会》之类，刊登一份名单，列举孟买大公司高管统统是穆斯林或南方人，本地人沾不上边，排外情绪一下煽动起来。

        该刊主编巴拉·萨克雷（Bal Thackeray）见人气够旺，便弃文从政，在一九六六年扯旗成立湿婆神军党，抬出三百年前马拉地君王希瓦吉（Shivaji）的牌位，一位曾重创强大的莫卧儿帝国的武圣。希瓦吉建立了印度教马拉地帝国，但佩什瓦时期，大权旁落婆罗门手上，最终为英人所灭。这位古代战神饱蓄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战胜穆斯林的英雄、遭婆罗门知识精英背叛、英国殖民的殉难者。印度教重返波斯化前纯洁印度黄金时代的梦想，托寄在他身上。所谓 Shiv Sena，即希瓦吉的军队。孟买的大小公园、街心广场、车站、邮局，无处不见希瓦吉持刀跃马的雕像。

        湿婆神军煽动底层民众排斥古吉拉特人、南方人、穆斯林、知识分子、中央政府等非马拉地元素，孟买的阶级、信仰、部族矛盾全面激化。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间，印度教徒损毁清真寺、焚烧穆斯林商店、奸淫穆斯林妇女。印度的骚乱总伴随强奸，印度妇女竟会协助男人奸淫仇家闺秀。起初穆斯林上街抗议，孟买警察却偏袒印度教，射杀两百多人，城市大乱。十五万穆斯林逃离孟买，十万人无家可归，八百多人被杀。接下来穆斯林以极端恐怖手段报复，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城区十三处安放炸弹，一天炸死二百五十七人，大爆炸震惊全世界，孟买一夜间成绝望之都。检索大爆炸新闻时，只见外媒报道血腥细节，或印度媒体指巴基斯坦为幕后黑手，却不见谈及前因后果。

        这次湿婆神军斗狠生猛的形象深得人心，大家其实明白这个打砸抢黑帮的本质，用一位印度教记者的说法：“他们的确是混蛋，但是我们的好混蛋。”尽管国大党、右翼人民党显得比较负责、温和、民主，却远不及湿婆神军强悍的保护者形象亲民。

        两年后，湿婆神军党与人民党结盟赢得地方选举，执掌马哈拉施特拉邦。农业文化接管了“英国化的孟买 ”，城市的英文名称便改为印地语发音的 Mumbai。国际机场、中央火车站（维多利亚火车站）均改以希瓦吉冠名，殖民城市收归为 “我们的城市 ”，穆斯林、祆教、古吉拉特人统统被踩下去，民粹政治大行其道。如果按阿马蒂亚·森比附欧洲的思路，孟买的地方选举倒让人联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

        四

        拉什迪将《午夜之子》改编成电影，亲自配画外音：“我被历史神秘地锁铐起来，命运无法挣脱地与同胞缠绕在一起。”这位孟买富裕穆斯林家庭出生的作家，虚构了两位主人公，一个叫希瓦（Shiva），名字一看便知指湿婆神军 Shiv Sena。另一位叫萨利姆（Saleem），典型的穆斯林名字，与作家身世相似，有自传意味。

        萨利姆被希瓦捉弄欺负，如同穆斯林被印度教排挤迫害。希瓦长大出落成狂热的反穆斯林军官，女仆这才解开他们的身世之谜。她做产房护士时，理想是取消社会等级，在独立之夜狸猫换太子，把印度教街头艺人的儿子调换给殷实的穆斯林。希瓦实为穆斯林，萨利姆才是印度教徒，血统并不纯正，因为母亲被英国人强奸。

        寓意很直白：种族冲突的根源子虚乌有。希瓦已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时，反而变本加厉地迫害同族，小说暗讽湿婆神军调唆族群冲突只为从中渔利，而并不在意非我族类。编织重返波斯化或殖民化之前纯洁印度的神话，也不过是回避印度百种混杂的赤裸现实。

        从克什米尔到孟买，从阿格拉到卡拉奇，拉什迪处理信仰冲突、阶级对抗、信任与背叛、暴力与宽容等主题时，并不揭示大历史，而是让独立日出生的一群孩子拥有魔法，或占卜未来，或有特异功能、行巫术、变形之类。他们只冷眼旁观，却不为国效力。这是拉什迪介入的方式，印、巴分治后，穆斯林的政治身份分裂，是印度人还是巴基斯坦人？身份的纠结也让海外印度知识分子居高俯瞰，迂回、隐喻地讲述历史，顾影自怜个人际遇。

        客居美国的霍米·巴巴何尝不是如此，他是出身祆教家庭的孟买人，祆教与穆斯林相似，都属专业化、收入稳定的少数派。信仰、文化与大多数人隔膜，他们远离社会政治，浮在上面做优雅精英。霍米·巴巴杜撰一个概念 “混杂身份 ”（hybrid identity），这是海外印度人后现代离散文化的写照，因有条件移民海外，让世界听他们为印度代言，却不介入日常现实，隔洋相望。他们的叙述要么魔幻、神秘，要么抽象、疏离。理论有太多的裂隙，充斥着 “破折号 ”隐喻的间性空间。他们心仪的是全盘世俗化、仍处于殖民时期无政府状态的印度。        

        五

        清早打开客房门，脚下一摞英文报纸，内容多是政党纷争和竞选的彼此攻讦。印度英文报有莫名的优越感，鄙夷地方选举的蛮横、无理和恶斗，看不起底层或农民出身的政治家，任由他们渗透公共领域，玷污了传统的政治伦理和公共服务意识。有文章规劝婆罗门少蹚浑水，谨记自己的社会角色，不要轻易介入政治，从旁教化民众、扶植工业即功德圆满。婆罗门在传统印度是最高种姓，但如今种姓歧视已属非法，大城市对它讳莫如深，极力淡化个体的种姓背景，但它仍是日常交往的潜规则。大城市的婆罗门虽不再是祭司或精神领袖，而仍有“书香”的传统，在知识界占比例很大，海外移民也多。

        印度本土知识分子面对沮丧的现实，往往退守象牙塔，喜欢穿梭于世界大都市之间，跻身国际学术，跟风海外后殖民理论，把印度陌生化或神秘化。像宝莱坞的歌舞剧，遍地轻歌曼舞的童话，却无力再现可辨识的真实生活。阿马蒂亚·森反复强调民主并非多数人决定，更有诸多其他诉求，这也许正是印度经验之谈。知识分子具备开放的国际视野，不希望看到大多数人决定的民粹政治，此路不会通达现代民主。但自己又不肯融入乡土政治，言行不一的尴尬之境，才是第三世界民主的真实。没有大众的参与，怎能称得希腊式民主？

        早在一九一五年圣雄甘地从南非归来，便深切感触印度阶层的分化。他也是海外知识精英，出身婆罗门，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南非行业二十多年，四十六岁才回祖国。他问同胞：让上层精英压迫广大民众与英国殖民何异？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投身乡村，晓事态解民情，发动农民、鼓动城市劳工进行不合作抵抗。独立后，他的追随者尼赫鲁发展甘地的思想，在一个极度贫困、极不平等的国家，公共政策必须强调共同发展，扶植贫困人口，帮助边缘弱势人群。

        他的民主理念是：坚定不移的世俗化，对内社会主义经济，对外不结盟外交，形成国大党的核心价值。同时在文化上启蒙教化占大多数的文盲人口。尼赫鲁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意味着所有阶级和群体一律婆罗门化，然后最终消灭阶级差异，这与古老婆罗门的济民理想并无二致。”

        大众婆罗门化将是怎样一个漫长过程？坚持下来得有多大的耐力？还须有甘地、尼赫鲁这样极具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他们竭毕生之力打破信仰、种族和语言壁垒，实施 “泛印度世俗主义 ”，将大小王国、土邦、殖民属地统一成现代共和国。但其身后印度政治逐渐右转，民粹绑架贱民、右翼裹挟大众。湿婆神军等地方政客，吃准游荡在街道上幽灵般的贱民的困窘，给他们量身订制了“马拉地人”身份，崇尚信仰笃励、血统纯正、守土护家的尚武文化，从根本上挑战了尼赫鲁主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受西方训练的印度学者，想沉下去做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一时影响颇大。外界只关注其可通约的一般意义，如被压抑的少数、后殖民文化，甚或引申到同性恋研究。未必理解印度学者的独特经验：印度底层的失语，知识分子与之隔绝，绝非“弱势群体”可一言蔽之。

        虽说研究底层，却未必能移情到研究对象，女作家娜扬塔拉·萨加尔（Nayantara Sahgal）一针见血：除了生活在同一次大陆上，他们在物质或心灵上全无共通之处，精英表达的焦虑也非印度本身，而是自己的生存处境。如果当地人告诉你，城市不代表印度，哪里能找到真实的印度呢？农村吗？保罗·索鲁确实去过村子，一样被拒斥在外，充其量到肮脏的小馆子里吃顿饭。村民搬到火车站去了，夜幕降临时，车站变成“站村 ”（station village），成千上万村民睡倒站台，外人去那或许能与印度亲密接触。印度是复数的“Indias”，一个交错并存的多面体。甚至说，印度只是个地理概念或文化符号，很难套用现成的民族国家概念。        

        六

        行至德里，似乎看到印度的真实。阿克萨达姆神庙（Swaminarayan Akshardham）是一座二○○五年才建成的印度教新庙，占地一万多公顷的大园子。到处赭红砂石或汉白玉砌成的琼楼玉宇，有两千多尊精雕细琢的神像，柱廊环绕。远望绿茵绵延，近看莲池潋滟，游人荡舟逸闲，倒影草木欣然。淡烟暮霭中，音乐喷泉声光凌乱，霓虹流窜间，人影散乱。不仅是鬼斧神工，还有高科技玄幻，3D影院、镭射投影、超大银幕。这里曾汇集三千多艺术家、几万工匠历时数年修建，被吉尼斯认证世界印度教庙宇之最。原以为圆明园极盛之际才美轮美奂，但眼前的触目丽景，让自己深愧管见浅识。奢豪的庙墙之外，乞丐成帮结伙拦住游人，伸出污黑干瘦的手臂，而眼神却涣散迷离，或许魂魄已飘到大墙之内，现世早心不在焉。在这里信仰生活才真实可靠，知识精英所谓普世自由，尼赫鲁的泛印度世俗化，哪里敌得过僧侣和民粹深谙民情，他们把控民众信仰这芝麻开门的秘诀，敛尽民财，役尽民力。

        一八九六年马克·吐温游印度，记录“苏替”（suttee）墓地，即新寡自焚殉夫的地方。石碑上刻有夫妻双双携手赴死的画面，令当地妇女艳羡不已。陪同告诉吐温若政府允许，寡妇们还会竞相效法，这是光宗耀祖的好事。作者感慨，多么奇怪的民族，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怜悯蝼蚁懒扫地，爱惜飞蛾纱罩灯，只不把人命当回事，令人费解的国度。这是现代世俗文化的典型态度，于了解印度无助。

        远处一逸静安闲的牧羊人，靠在破庙颓垣的古老壁画上，盹着了。一寸寸斜阳悠悠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印度与他何干？国家于他何益？古老的自然生存状态，让“公民”一词太奢侈，也太空泛。法律课本上的 “自然人”，应该让牧羊人诠释，他想象不出民族共同体，整体观离他太遥远。想由中央统筹全国工业现代化，在印度比骆驼穿针鼻儿还难。

        森的民主观不禁推敲，与他不言自明的前提有关，其实欧化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不普遍，虽然中国人两千年前已想象天下大一统，却未必产生西式的国家观。在虚无缥缈的前提下，他设定民主、宪政为默认程序，社会为一架机器，制度则是应用程序，人作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装载不同的程序即产生不同结果，嫁接理想制度，可期待理想社会，却没有给亘古荒凉的原始定力留下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