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周厚勋

【编者按】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针对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突出问题提出八大举措：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

        中国的乡村教师，是一群保留火种的人，尤其是民办教师。这群人的形象，反复出现在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譬如刘慈欣的《乡村教师》。他们之中，那些用心的人，仍在努力拉平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自己却承受着巨大的落差。对他们而言，去城里打工，或许是人生中必然的一种选择。

        教育与城镇化，其中都内含“选拔精英”与“保障公平”的两种取向。但实际上，“兜底”与“拔尖”并不矛盾。

        在国家发起对乡村教师的支持计划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让人看到以往不被关注的一群民办教师的命运。以一篇“返乡笔记”在春节期间引发热议的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王磊光，为我们写来了他自己启蒙老师的故事。其中折射了社会现实中很多被忽略的问题。我们在此将这些呈现出来。

        “到1993年，全国民办教师的总数由1978年的464.5万下降到215.5万，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比例由1978年的55.2%下降到24.3%。”

        据1994—1999年的《教育事业发展的统计公告》：到1999年，我国小学民办教师尚有49.66万，初中民办教师4.11万。

        一

        民办教师周厚勋，1954年生，1972年高中毕业，开始在家乡罗田县大雾山村任教，直至2001年被辞退，继而被邻村小学请去代课一年，转而受邀偏远山村办私塾，又十年，终于在2014年春夏为病休教师代课半年后，彻底结束了教书生涯。年至六十的他，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养老保险，什么都没有，头发已花白，眼睛不好，心脏不好，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去安徽矿区讨生活。

        民办教师周厚勋，我的启蒙老师，也是大雾山村几乎所有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的启蒙老师。周老师教了我三年，一年级和二年级。——那时候，大雾山小学没有幼儿班，硬性规定凡是刚发蒙的同学必须读两个一年级才能升级。周老师就教了我两年一年级，以及二年级。在大雾山小学，周老师从来都是带一年级，一个人全负责，有时还要加上二年级或三年级的语文课。

        约定去拜望他的那个下午，正值盘田插秧的季节。田里下了6斤谷种，被老鼠和麻雀偷吃不少，他上午挑粪灌秧，下午就在家专门等我，我们足足聊了三四个小时。师娘到镇上卖工夫去了——帮人插秧，一天挣120块钱。四岁的孙子独自在厨房玩，偶尔从门缝里探出头，朝我们笑两下，又一边玩去，玩瓶子，玩三轮自行车，并不打扰我们。自行车是周老师去年打工回家过年时给孙子买的礼物。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周老师来我家看我，提来一袋东西——柿片和一包茶叶。周老师充满歉意地说：“昨天你急着要走，没有留你吃晚饭，你师娘后来怪了我半天。晓得你明天就要去上海，这柿片和茶叶，都是自家产的自己加工的，你带到上海去。”周老师家所在的上周塆，柿子个大，极甜，在我们那里最有名气。也别小看这一斤茶叶，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却极为走俏。因为是高山野茶，没有任何污染，本地商贩以150块一斤的价格从农户家中买进，再以300到400块一斤的价格卖给城里的商贩。而我去看老师时，仅仅提了一件牛奶。我想拒绝，又怕却了老师的情意，他会十分不高兴。

        周老师的脾气我自然是清楚的。在大雾山村，甚至包括它周边几个村子，教一年级没有谁比周老师教得好、教的时间长。他教了三四十年的一年级啊！然而他的严厉、耿介，也是出了名，野疯的、没有完成作业的孩子，不爱惜粮食和公共财产的孩子，都可能要打屁股。那时候不像今天，今天要是谁家的孩子挨打，家长就会告到校长那里，告到教育局；那时候的农村家长特别欢迎老师打自己的孩子。因为那种打，纯粹是为了教育，是老师在替家长管孩子，铁不打不成器。家长们每次送孩子到学校，必会讲两句这样的话：“X老师，我的小孩要是不听话，你就打哈！打得越重越好，怎么打我都不怪你！”家长说这些话都是真心实意的，他们信任老师，尤其是周厚勋老师；如果听说哪个老师从不打孩子，反而不放心了。

        有一个故事最能体现周老师的性格，必须要说一说，但说起来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了。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周老师才刚过三十呢，多么风华正茂的年纪啊。有一年暑假他在县里参加培训学习，天黑了，四岁的女儿看他没有回来，就出去找，结果翻到河里摔断了手臂。家里带信给周老师，周老师火急赶回家，却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一耽误，便是十天过去了，一摸孩子的手臂，肿得像树节。周老师和师娘顿时寸心大乱，眼泪直流，想是女儿怕就此残疾了。连忙去借钱，借了好几家，才凑够五十元，好心人送给他五斤粮票。这样才把女儿送进医院。在病房，另外住着一个城里的年轻人，他的两个朋友来看他，看到床头放着两个蒸糊的馒头没有吃，就直接从四楼扔了出去。这一切周老师都看在眼里，很生气，说：“你们这些孩子，这样做怎么要得？你们晓不晓得粮食怎么来的，一粒粮食一粒汗啊！”年轻人不屑一顾地说：“关你什么事？又不是你的，我要怎么扔就怎么扔！”“你说什么！”周老师胸腔里火星四溅，“你等着！”他一口气从四楼冲下去，捡起馒头，又一口气冲上来，拍了拍馒头上的沙，放到了桌子上。扔馒头的青年人又伸手过来，准备再次扔掉。周老师一声怒喝：“不要动！”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钱和粮票，拍在桌子上：“我捡你们的馒头，不是没有钱没有票，我有！但是今天，我要把你们扔掉的馒头吃下去，你们看着！”说完，轻轻撕去糊掉的皮，将两个馒头全吃下。两个年轻人，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语地离去了。

        二

        “唉，跟你说句私心话，我这人一生还是没有用，亏确实是亏了，欠也确实是欠了。但怎么说好呢，我还就是爱教书。”

        周老师让我看他的高中毕业证，没有塑料外壳，“毕业证”三个字直接印在纸质封面上；已经发黄，一边印着“毛主席语录”，另一边，照片早不知道掉哪里去了。毕业证里夹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奖给/先进教育工作者/周厚勋同志/一九七九年八月。印章还十分清晰：罗田县北丰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文教部。

        1972年，18岁的高中毕业生周厚勋，被安排到大雾山村最偏远的村民小组青草湖塆当民办教师，教14个学生。青草湖距大队部约十里，是直入云霄的山路。那时教育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的，把学校办到离农民最近的地方。整个大雾山村除了办在大队部的“大雾山小学”，另外三个最偏远的小组各设有一个教学点。

        从周老师家上周塆到青草湖，十几里山路。他一周来回两次，天黑下山，清早上山。哪怕冰冻三尺，石头上结满冰挂，跋上山时总是一身汗。碰到落大雪，也得清早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没法走的地方就爬。他在青草湖呆了三年，又调到大雾山顶的教学点，离家六七里，山路依然陡峭。又三年过去了。

        当时，县里给民办教师每个月补助3块钱，再加上村里给的钱，一年不足100块。公办教师的工资是民办教师的四五倍。除此外，没有别的经济来源。那时农村普遍都穷，孩子读书也不用交费，自己买点笔买点作业本就够了，买笔和本子的钱还都是通过勤工俭学换来的。

        1978年，大雾山小学缺人，周厚勋老师调回大队部。一年级就设在大队部的礼堂里，53个人。“这是我一生教过的人数最多的班级！以后再没有教过这么大的班了。家长听说是我带一年级，纷纷把孩子送过来，有六七岁的，有九到十来岁的，六岁以下没到年龄的就退了回去。”说起1978年，周老师的脸上闪动着光芒，仿佛青春岁月触手可及。

        “那时候我们一周工作六天，剩下一天要到林场或者农工所劳动，因为我们是‘村里’的人，是‘集体’的人，就要给集体干活，寒暑假也要干活，家里的劳动反而顾不上。”虽然穷，虽然辛苦，但说起那个天高地阔、激情燃烧的时代，周老师的语气中充满了怀想。

        在大雾山小学，他一教就是二十多年，然后一脚跨进另一个世纪——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新世纪，据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小康”了，他想他一定也会有个安定快乐的晚年。

        三

        在小学阶段，老师们普遍不愿带一年级，众所周知，这是最麻烦最折腾的一个年级。但在大雾山小学，教一年级的任务几乎总落到周厚勋老师的头上。不仅因为他严格，也因为他是村小学汉语拼音教得最好的老师。“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学过拼音，但在读高中时，有个老师顺便教了教‘拐棍字’，我当时意识到这个东西很重要，就跟着学，觉得很有感觉，但后来又慢慢淡忘了。到八十年代初，开始要求教汉语拼音，老师就在寒暑假集训时新学，我学得很钻劲，成了大雾山的老师中把拼音学得最好的一个。”周老师所说的“拐棍字”，我猜会不会就是国际音标。

        一直到21世纪初小学被撤并之前，大雾山的适龄儿童从没有受过学前教育，都是直接读一年级，而且父母文化程度普遍都低，后来又多在外打工，家庭教育缺失，教一年级的难度可想而知。“农村的孩子不严不行，首先要把野性灭下来。有些孩子要哭个把月，真是哭得人心烦，但有什么办法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耐着性子去哄，去教。学生不会捏笔写字，我就握着他们的手，手把手地教，一个一个地教，一行一行地写；去教另一个时，又让读了一年的老生带这一个。还要大声领着学生读拼音，读课文，一遍又一遍。我常常是一个人负责一个年级，一教就是一整天。那时生活条件差，营养跟不上，饥饿一上来就大汗淋漓。”

        村小学的课表，每学期都要送到教育组审查，即使学校有意为周老师换个年级带课，教育组也总是把他调到一年级。上面分来了年轻老师，周老师建议能不能让年轻人从一年级开始锻炼，教育组长不许：一年级最难缠，教育组派下来的公办老师如果教得不好，岂不是面上无光？为带课的事，周老师跟教育组长吵过架。

        1980年代，我家乡民办教师的待遇是这样的：国家每个月给的补助从3块涨到7块，又涨到10块钱，又涨到17.5元，再加上村里一年给的100多块，民办教师每年的总收入约为三百块钱。

        说起工资调整的具体数字和时间，周老师时时陷入了艰难的回忆中，已经做不到精确了，但大体如此，总之日子是艰难的。教了几十年的书，他身体日差，记忆力也日差。唯一不变的，是他一如既往的瘦。

        一直带最困难的年级，平时忙学生，放假就忙田地，不然吃的就不够，这直接导致了他没有时间继续学习，为转为公办做准备。1987年县教育局组织所有老师考试，考教育学和心理学。周老师本就不是师范出身，对理论接触少，面临考试，连参考资料也找不到，结果就没有过关。1987年，上头拿掉了他作为民办教师的资格，并要求不合格的老师报考中师进修学习。然而，身处偏远农村的他，没有及时得到消息；而且孩子都小，缺粮，根本没有钱去学习。那些去参加学习的人，资格就保留了下来。

        他，民办教师周厚勋，人生中一个可能带来命运转折的重要机会，就这样，错过了。然而从后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命运转折点，只不过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

        至此，周老师已任教15年。

        这里有必要重回1987年。1987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在这一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特别强调“基础教育是地方事业”，“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我国基础教育的大头在农村。据1985年统计，县以下(含县)农村小学在校学生约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92％，中学在校学生约占全国中学生总数的82％。同时，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相比还很落后。因此，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对我国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作为大雾山村最好的启蒙老师，在教师极缺的情况下，却因为教育学和心理学考试不合格，连“民办教师”的资格都没有保住。这直接导致他后来一直办不下《民师任用证》。许多年后，我上了师范学院，然后在重点高中当老师，非常清楚所谓的教育学心理学考试是怎么一回事，也非常清楚它们与实际的教学有多么遥远的距离。——如果换作别人，可能情况就不一样，早把这事摆平了。中国地方的那些事儿，说难极难，说容易又极容易，但一生耿介正直的周厚勋老师，又如何明白“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啊！

        虽然资格被端掉，但是他的岗位，以及国家每个月给的17.5元的补助，教育组还为他留着。一方面，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启蒙老师，声名在外，另一方面，小学校长周德坤老师也是想办法留住他。客观情况是，当时实在太缺老师了，尤其像大雾山这样的地方，别人都不愿去，调过来的公办老师教两年就跑了。于是，丧失了民办教师身份的周厚勋，得以继续在大雾山小学任教。

        到90年代，国家的补助和村里的补助，一年加起来有七八百块钱。后来工资渐长，而且有一些工资改革的福利，虽然担任着学校的会计，但周老师每次不得不把最多的部分算给别人，自己拿最少的。周老师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然而他一直是沉默的。

        在大雾山，周老师一直教到2001年，这时候入学儿童已是急剧减少，撤并学校的风气在农村大地上迅速蔓延。要办起一个学校是多么艰难，但撤掉一个学校似乎只在瞬间，这时候你不得不困惑：大跃进的幽灵，何曾消失过啊！

        2001年春，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颁发了《关于一次性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实施意见》。文件规定，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统筹考虑，抓紧实施，通过转一批、辞退一批、退养一批的办法，一次性妥善解决”；到2005年底，全省已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尽管找过上级主管部门多次，但一直都办不下《民师任用证》的周厚勋老师，首先列入到被淘汰之列。当时县教育局组织全体老师考试，60分以下就可能被淘汰，但考查下来，据说不及格的多是公办老师，而公办老师是无法淘汰的。周老师考了81分。

        2001年，周厚勋老师被上级主管部门辞退，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事实上的民办教师”的身份。其时，他在家乡大雾山村任教已近三十年。

        湖北省颁发的《关于一次性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实施意见》是这样的：

                1、省政府鄂办发[2001]14号关于民转公、退养、辞退的有关具体规定：

        民转公：“将合格民办教师中的优秀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考试考核具体办法由各地自行确定”。

        退养：“对男年满55岁、女年满50岁，且教龄满20年的合格民办教师实行离岗退养”。对离岗退养的民办教师按月发给退养金。标准按“教龄满30年的在册民办教师，每月的退养费按办理退养手续时实际月工资100%计发，并按退养前的工资渠道发放（下同）；教龄满25年的按工资的90%的标准计发；教龄在25年以下的按工资的80%的标准计发”。

        辞退：“对未达到转正、退养条件的民办教师，可以采取辞退的办法解决。对辞退的民办教师，应根据教龄等情况发给一次性生活补助，具体标准由各县（市区）确定”。

        2、关于民转公比例、辞退费标准问题

        省委、省政府14号文件规定了“三个一批”原则，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尽一致，省里未规定统一的“民转公”比例及辞退费标准，而是强调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实行地方责任制”，“考试考核具体办法由各地自行确定”，因此，各地在坚持“三个一批”的原则下，可以自行确定“民转公”比例、数额、辞退费标准。

        如果我们回到2001年，就能感受这份文件的残酷性。2001年，那时的中国内地农村是个什么情况呢？就在头一年，湖北监利县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江汉平原的农村尚且如此，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地处大别山区的罗田县又会是怎样？三年后，著名学者王晓明教授在罗田县调研，写下了影响巨大的《L县见闻》，文章所描述的当时中国农村破产状况，令人心惊——“这篇文章曾引起了一场关于农村文化溃败，在‘三农’建设中如何给农民安身立命的大讨论，并影响了此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石勇语）在这种情况下，省里将处理民办教师的问题，完全交给地方，对于无职无权无地位的民办教师，百孔千疮的地方政府又如何能给予他们尊严和待遇？

        按照这份文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善于社会结交、疏于打点的周厚勋老师，多半是争取不到转公的机会的。即便天上掉馅饼，他又如何交得起数以万计的“转正费”？而他的教龄，截止时间到底是1987年还是2001年，也充满了争议——事实上从1987年之后，他的劳动就没有被真正承认，等于是白白干了十四年；即使算到2001年，教龄虽近三十年，年龄又没有到55岁，按这个政策也享受不到“退养的福利”。

        2001年，罗田大雾山村小学最优秀的启蒙老师周厚勋，因为一直没有拿到《民师任用证》，首先被淘汰，没有任何补偿。全县其他测试过关的民办教师，除过少数人转公，也在随后几年被淘汰，他们拿到了一份十分微薄的退养金，或者少得可怜的一次性辞退费。

        如果放眼全国，从19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曾经撑起了中国农村教育的民办教师，有多少先后被辞退呢？有没有人统计过我不知道，但这个数字一定庞大。更何况，在民办教师之外，还有根本未取得身份的代课教师，他们从事教育少则一两年，多则十余年，这个数字恐怕更是无从统计。当年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的下落如何？他们的晚年生活幸福吗？然而，“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我们已经很久不曾说起曾经的这个庞大群体了……本世纪以来，民办教师上访一直不断，但是，因为都是做过教师的人，是乡村的穷秀才，逢事爱讲道理，他们的声音始终是微弱的。

        后来，每每说起老同事周厚勋，大雾山小学校长周德坤就感到深深的惋惜和不平：“他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到老来什么也没有，国家对他不公啊。几十年中，也有两三次转正的机会，但他因为学历和性格，都错过了。”

        “我在安徽打工的时候，特别跑到矿区边上的村子里问有没有民办教师，果然问到了一个，他只教了十几年，后来计划生育超生，就给拿下了，但是现在他每个月也有四百块钱的补助……这些年来，好些人一直在上访，也几次邀我参加，但我没有去，为什么不去呢？我这个人观念可能比较迂腐，觉得上访就是跟政府对着干，我一生都在听共产党的话，老老实实教书，怎么到老了还要去跟政府闹呢，我良心难安……”

        2002年，周德坤校长调到更为偏僻的二郎庙村当校长，二郎庙小学有五个年级，加上校长总共三个老师，周德坤校长就极力邀请周厚勋老师前去代课，教一年级和三年级。一年后，二郎庙小学被要求撤并，公办教师全部调走，但村长从实际出发，觉得这个学校还有存在的必要，希望能留下一个老师。村长同周厚勋老师商量：“周老师，只要你答应留下来，我就去找教育局，我们一起把低年级继续办下去!”但此时，面对兵戈四起的撤并风潮，周老师有些心灰意冷，对乡村教育的前途也感到茫然，再加上路途遥远，就谢绝了邀请，决心回家务农。

        老之将至，田园已芜，胡不归？

        四

        大雾山顶与H镇交界处有三个村民小组，因山高路远，山路陡峭，附近的学校又被撤并，年轻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孩子们处于无学可上的境况。2003年，三小组商量着请周厚勋老师上山开私塾。代表三顾茅庐，周老师一直回绝。最后一回，他不在家，代表找到师娘，再次真诚相托，师娘替他答应了。

        在周老师的预计中，在山上最多能教个两三年吧。但事实是，再入尘网中，一去又十年。

        刚开始，有学生15人，办了一年级和二年级。一年之后，自然有了三年级。

        第一学期收费每人300元（含书本费）。一学期下来，毛收共4500元。

        第二年，涨到每学期400元一个学生。

        第三年涨到500元。

        周老师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出发，沿山路向上攀登，要一个半小时。每天把孩子一个个送回家，天快黑了才匆匆往家里赶，一路都是下山，下山，几十分钟就到家了。

        “我还是按照老法子教，反复读，反复写。这个法子有效。教完了一年级，就让他们做作业，去教二三年级。三年级也是最不好教的年级，仅次于一年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作文刚起步。写不好作文，语文就丢了一大半。我是怎么教作文的呢？我先口述，然后学生复述，他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观察和想法做一点补充，口述了几遍，有些学生还是不会，我就把掌握得快的学生叫到还不会表达的学生身边，让他们相互复述，相互补充，我在一旁听，做进一步补充，就这样，一个个过关，最后他们再把口述的内容写到纸上。”

        但是三年后，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免费上学，周老师的学生就开始流失。一些孩子被送到集镇上的正规学校学习，两个老人就在那里租房照看孩子，那时候集镇的房租特别便宜，一年只要几百块钱。

        15个学生，后来减少到7个，每人收费700元。

        到最后两年，只剩下5个学生，分布在三个年级，每个学生收费800元。

        在周老师的私塾中，有一个学生是从县城送过来的。他在县城的幼儿园读了一年，无论如何都不开口不动手，相当于得了自闭症。家长没办法，就把他送实验小学，实验小学不收；又送到外婆家所在P镇小学，上了两天课，老师对他同样没办法，劝家长将其带走，连新发的课本也送与了他；又送到外婆家所在村小学，上了几天课，老师还是通知家长将孩子领走，新发的作业本让他一起带走；又送到H镇的某小学，还是不收；又接连送到其它几个小学，都被拒绝……家长快急疯了，四处打听，听说有人在大雾山顶开私塾，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问周老师收不收这样的孩子。第一个月，周老师每天握着这个孩子的手写字，第二个月，孩子开始自己动手写，周老师就试着引导他开口读书，第三个月孩子终于敢开口了。期末考试用的是从县城买回的试卷，这个孩子的语文得了98分，数学得了95分。一学期下来，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家长立即把他送回正规学校上课。

        “我一生教书，但从没有教过一个快活书。”周老师感慨道。

        读完了三年级的学生，需要转到公办小学读四年级，但一开始学校不收，家长很着急，问周老师如何是好，周老师说：“你们别怕，就跟校长讲，出题考考这些学生，看看是否合格再作决定。”结果呢，排在前几名的，都是周老师的学生。H镇一个小学老师给他打来电话，说：“周老师，你教出来的学生不仅自己学得好，还能教我们的学生……周老师啊，你这人书教书真是可以，但就是一生不走运……”

        “我是凭良心和毅力，慢慢往前教。我这样的老师，不要你支持我，但是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你就看我教出的学生怎么样，德智体是不是有提高……”但是，他在这里开私塾，不是没有受过阻挠。

        H镇教育组就几次来人，要求他停办。

        第一次来了两个人，要他拿出办私学的相关手续。“我说，我没有任何手续。但我又说，我可以教。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我教书数十年，凭我在老百姓中间的口碑，可以教；二、我有中师文凭，可以教。”这个中师文凭，是教育组后来看他教书甚久，就推荐他寒暑假参加学习，1997年才拿到的证件。

        来人翻了翻学生的写字本和数学作业，又一篇篇看学生作文，看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教书还确实不错。但你这个人，好可惨！”说完，就走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后来又来了两个人。其中的负责人一上山就是一顿训斥。“我也不怕，心想，大不了不要我教，我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教中国的孩子读书识字，又不是做犯王法的事情。”等他训完，周老师客气地问：“请问你贵姓？”你瞧他怎么回答，他凶狠地说：“我贵姓又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啊？！”周老师一听，也火冒三丈，怒斥：“你姓什么难道问不得？我在这里教书，跟你有何相干！在这样的偏僻地方，你们不派教师来，我代你们训人才，你还有什么多话可讲？”周老师号召所有学生走出教室，把教育组的人晾在那里。

        像周老师这样的好老师，政府应该有专项资金支持才对啊，怎么反而阻止呢？周围村民全想不通。

        但是，不光是上级教育部门阻挠，有些在外面打工发了财的家长也开始有点瞧周老师不起：那么辛苦，一年的毛收还不到一万块，到外边随便找点事做，都比这里强多了，快活多了！

        但是周厚勋老师就是爱教育，爱教孩子。“如果我教得不好，学生学习没有进步，家长第一学期交了钱，第二学期肯定就不乐意送孩子到我这里来。我怎么可能在这里坚持这么多年？国家虽然不要我做老师了，但是群众把我请去，我还是教了十年。不管哪种形式，我都是在给国家培育人才。”

        2013年春，周厚勋老师结束了为期十年的私塾生涯。

        他回到上周塆，正赶上修路。虽然他不是组长，但因受人敬重，就被村民选为负责人。争取项目、集资、调解、赔偿、记账、算账……一系列繁琐的事，都由他来主持。直到今天，村民集资还有两千多块没有收起来，他把自己的钱贴了进去。

        “我一生就爱两件事，除了爱教书，就是爱修路。通往我们塆的这条路在铺水泥之前，是一条狭窄的土路。我早上起来，就喜欢左看看由瞧瞧，看到哪里缺了，塌了，就挑土搬石头填补。媳妇问：你一早上哪里去了？我说做事去了，其实是修补路面去了。通小组的路不像国家修的那些大路有人负担，国家管不过来，要是你不做好事我不做好事，来了客骑摩托还会摔倒，那像个什么样子！我呢，爱修路，修路是积德的事情……”

        说起自己的启蒙老师，从大雾山村走出去的北大博士、现在香港工作的周锋利也总是觉得遗憾和感伤：“周老师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农村教育事业，不当老师了，又为集体修路尽心尽力、古道热肠，他的付出与所得的回报太不成比例，在如今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

        到今天为止，海拔974米的大雾山——油桐花开得最美的地方，八个村民小组，唯上周塆通了水泥路。

        五

        2014年上半年，长塘坳小学有教师病重，学校就把周厚勋老师请去代课，每月1400元。

        2014年下半年，周老师跟着熟人去安徽打工，在矿区做杂工，主要是环绕矿址钻眼，掏泥巴，注水泥，这是为开矿做前期准备工作，防止地下水涌进来。从秋到冬，整天站在水里劳作，虽不加班，但异常辛苦。4000块钱一个月。“4000块，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工资！四个月挣了16000块。我对儿子说：我现在老了，但我还是尽我的力量去挣，挣一分是一分，到动不得，确实没办法挣了，那时候你不能怪我。”

        于是说起了他的孩子。

        周老师有一儿一女，都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女儿嫁到了浠水县，与罗田交界的乡镇，他从家里去看她，骑摩托要一个多小时；儿子和儿媳都在外打工，孙子留给了他和师娘。这些年，儿子在南方辗转，一直挣不到钱，只在结婚后，到去年才有好转——他和媳妇两个人，一个人的钱用来做生活费，另一个人的收入全部存下，存了三万块。

        “我一生都在教育别人的孩子，大学生也出了不少，但却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出来。还是缺钱，没有钱，胆子也小些，两个孩子越读越没有劲。还记得女儿读初中那会儿，她带米到学校，要零用钱没有，除了车费再也没有一分多余的钱，她怎么都不肯去，我就打，赶她去，一直赶到大队部前面。打过后，我也是眼泪汪汪，心里难过得很。她哭着走到李家楼，在那里躲着，天黑了才跑回来，十几里路。说起来，对孩子我也是好亏欠。我也想孩子多读点书，毫无顾虑地读书，但就是没有钱。我曾跟女儿说：你要是读了个大学，哪怕是三类大学，也不一样，层次就要高好多。但另一方面，我也晓得这些都是空话，当时我确实拿不出来，没有办法。说起来，寒酸得很，伤心得很啊……”

        周老师忽然把脸埋到了桌子下。

        “儿子也只是读到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上海搞一年，福建搞几年，然后又到浙江……总是没有搞到钱。走的时候，我给车费，每年过年幸好有车费回来。只在结婚后，去年才存下一点钱。现在年轻人都在县城买房，他哪不想买一套？他也想。但我是一点忙都帮不上。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孙子好好辅导一下。这个孩子有点淘气，但非常聪明；只有四岁，几个亲人的手机号码却都背得出来。我去年打工，他天天跟我打电话。”

        周老师找来孙子的写字本，上面的字迹工整而干净，完全看不出它们出自一个四岁的孩子。

        “伤心又怎么不伤心呢？我现在走路要钱，送礼要钱，身体又不好，尤其是心脏不好，走在路上，车子按一下喇叭就心惊胆战，但我没有收入，能挣到一分就可以用一分，挣不到，就没有钱用。要说寒酸，确实是寒酸。”

        教了一辈子的书，我问周老师有哪些特别的感想，他没有思考，声调一下子提了起来，如同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教拼音的情景：“我还是嫌自己年纪大了，我要是年纪轻，我愿意再去教他个三五十年！我爱教书，我确实爱教书！

        “我看到现在农村的教育状况越来越差，孩子写字都不像个字，心里觉得好可惜，也好着急，巴不得把学生叫到我面前手把手地来教！教书就得按照良心去教，不要怕花工夫。一个老师拿着国家的工资，如果不尽职不尽责，如何对得住良心对得住孩子？人家大人为什么把孩子送到你这里来，还不是是因为人人都有望子成龙的思想？而且，每个孩子也都具备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只要老师把教育当作一个良心活来做，我相信，一定会花开遍地！

        “另一个，就是对于我自己，觉得好遗憾。我也不要多大的报酬，但要是在这一生当中我的劳动和教师身份能够得到国家的承认，我最大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到我临终的时候，我会很觉得高兴很满足，没有白活。我托生为人，没为社会做什么贡献，但也没有做过冤枉事。”

        ——算下来，从1972年开始，到2014年，已42年了。一个人的青春再长，长得过42年么？湖北省罗田县凤山镇大雾山村上周塆小组村民周厚勋，1954年生，1972年担任民办教师，奉献大山近42年，时刻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光明耿介，呕心沥血，依人作嫁，鲂鱼赪尾，却始终得不到一个官方承认的教师身份。

        从周老师家出来，走下一步接一步的长阶，到达一个小土包，土包外便是前年修的水泥路。太阳还没有全落下去，暮色已开始在山凹中的上周塆漫延。周老师抱着孙子，站得笔直，看着我骑摩托离去。我从远处回过头，望见抱着孙子的周老师依然在那里站着，望着，暮色一道一道向他袭过来。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许多个傍晚，周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站在小学的走廊上，目送我们排着队走出校门，呼啸着奔向通往大雾山各个方向的小路。多快呀，仿佛一转眼，我们的老师就已经老了，再也教不动孩子了。与周老师同龄的那些农民兄弟多多少少有些驼背了，但暮色中的他，愈发显得清瘦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