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女屌丝”？女程序员的性别边界与身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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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guide

在本期推送中，我们为你准备了中国社科院孙萍老师在2019年发表于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信息，传播 & 社会》）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选择将目光聚焦于这样一个群体：女性程序员。这个群体的选择十分有趣，因为最早的程序员其实就是一名女性！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谈起IT行业的从业者往往会直接想到那些发量堪忧、每晚熬夜、穿着格子衬衫的男性程序员呢？女性程序员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基于在中国深圳进行的一年半的田野工作，作者提出：女性程序员会战略性地调整性别和技术边界，展示出多重、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身份。总体上，即使由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景仍然存续。女性程序员不断调整性别身份的行为可能使她们能够重新调整性别界限，并对男权社会构成挑战。

我们为你摘译了这篇随笔的核心观点，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帮你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希望阅读全文，请在公众号内回复“程序媛”。

参考文献：Sun, P. (2021). Straddling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the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female programmers in Chin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1), 19-34.

如果你对人工智能发展史感兴趣的话，我想你一定知道，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是位女性！更有趣的是，这位女程序员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拜伦之女。1819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从提花编织机上获得灵感设计了“差分机”，旨在把函数表的复杂算式转化为差分运算，用简单的加法代替平方运算。这正是后世计算机的雏形。由于这个设计过于超前，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设计的分量。但阿达·洛甫雷斯伯爵夫人却向他施以援手。阿达·洛甫雷斯伯爵夫人继承了父亲大诗人拜伦的丰富想象力与母亲数学才华，为这台“分析机”编写了一批函数计算程序。虽然分析机最终没能造出来，但幸运的是，他们留下了30种不同设计方案，近2000张组装图和50000张零件图。阿达·洛甫雷斯伯爵夫人也由是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程序员”。不仅如此，在二战期间，由于大部分男性都参加了战争，计算和编程领域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推动的。

如此看来，编程行业最初是由女性引领的，但女性的主导权却逐渐在历史长河中易手，回到男性手中。不过，随着技术进步、教育普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重返“战场”。根据IDC研究报告，中国目前是软件生产的第二大国家。2018年，IT服务从业人员超过500万人。而中国的女性IT程序员约占程序员总数的15%以上。

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IT行业自然也不能幸免。即便女性IT程序员占程序员总数的15%以上，其中的90%的女性都集中在公司规模不足50人的小公司当中。而且，尽管根据劳动法，IT公司在工作雇佣过程中不得歧视女性，但研究发现，隐晦的性别歧视仍旧一直在发生着。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在这样一个以年轻男性为主导的新兴行业中，女性程序员建立起怎样的身份？技术和性别的交叉对女性程序员的身份建构有何影响？

性别边界（gender boundary）与身份协商（identity negotiation）概念是作者主要援引的理论资源。长期以来，在社会上一直有一种按性别划分活动的传统（比如男耕女织），这种想法在学界广受批评。作为修正，学者Gerson和Peiss引入了边界的概念来强调性别关系建构中的渗透性和社会互动。他们认为，在性别关系层面，“边界”概念虽然承认性别之间的差异，但却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强调性别界限可以被改变、重建和协商。

这个概念及其适用于描述女性的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身份协商实践。比如，研究者Freeman发现，加勒比黑人妇女在试图跨越边界、进入高科技行业工作时，塑造出一种“粉红劳工”的身份。中国的女性也在积极参与边界谈判。集体化时期，中国妇女挣脱“三从四德”的枷锁，成为农业生产中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后，女性试图从传统的性别分工中解放出来，背井离乡到大城市闯荡，成为流动劳工。如今，随着数字化产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选择离开制造业，涌入信息通信技术相关行业。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尚且不足，作者的这一工作便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缺。

基于在中国深圳进行的一年半的田野工作，作者将女性程序员的身份按照性别边界和职业边界分为四类：程序媛、程序猿、打工妹和屌丝（见下图）。

上图表明，女性程序员在他们的话语和实践中构建了多种连贯但又相互矛盾的身份。其中，“包容-排斥”（inclusion-exclusion）分类是为了说明女性程序员的技术参与程度，“包容”意味着参与度高，“排斥”意味着参与度低；“强化-弱化”（enhancing-weakening）分类则用于强调女性程序员在工作实践中可能形成的性别界限，“强化”意味着遭遇的性别边界感更强，“弱化”则反之。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这四种身份：

从“程序猿”到“程序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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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深网民的我们肯定对这两个身份称谓并不陌生，一般认为，前者是描述男性程序员的，后者是描述女性程序员的。但作者发现，女性被访者认为自己兼具这两种身份。比如，24岁的深圳程序员小李这样描述自己的身份：

我基本上和他们（男性程序员）做同样的工作。有时我们通宵工作，是女性也不该有特殊待遇……如果你选择IT作为你的职业，那么加班就是你的工作。老板这么想，我们这么想，其他人也这么想……被一视同仁让我觉得更舒服。

这种将性别差异模糊化的有趣现象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IT行业要以其男性作为标准？作者提出，首先，女性程序员想要以此来获得自身身份的合法性。换言之，无性别（genderless）身份是女性程序员跨越边界，融入男性主导领域的策略之一。其次，这种叙事可能表明，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数据恢复程序员方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她认为自己是“编码猿”，因为她的工作主要是“待在办公室、讨论代码、通宵工作、追赶进度”。

然而，女性程序员也可能积极地看待自己的性别身份。“程序媛”这个称谓就凝结了女性程序员对于精于技术、善于社交、优雅有魅力的形象的追逐。比如，小吴认为：

如果你选择成为一名程序员，你将拥有比售货员或家庭主妇更好的生活。你会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你了解复杂的东西如何运作（她指着桌子上的电脑）。你可以穿着更自信，并有能力给自己喜欢的生活……IT程序员的工作与技术和技能紧密相关，而大多数人觉得女人做不来这种工作。

“程序媛”和“程序猿”身份并不互相排斥，因为它们是对同一工作不同侧面的描述。不过，很明显，性别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塑造了一个更复杂的性别安排景观。

劳动分工和“打工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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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被期望照顾家庭、完成家务。移居城市的女性看似逃离了农村的父权文化，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女性程序员还是将为家庭赚钱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吴鑫来自河南益阳的一个小村庄，她在村民的帮助下在深圳定居。和其他许多打工妹一样，她每月都给家里寄钱。在公司实习期间，吴鑫的收入为每月3500元人民币，她会从中抽出1500元人民币寄回家里。因为她需要给两个弟弟需要交学费。

此外，女性程序员在IT领域的实践还会强化这种性别差异。一般地，男性程序员在从事后端工作，下班后会聚会或参与各种体育活动，而女性程序员往往在前端工作，下班后只能呆在家里，因为这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行为。

这意味着，与在制造业工作的女孩相比，女性程序员可能不会面临严格的父权控制。但无论是从观念还是在IT领域的实践来看，跨越边界并非易事。

“屌丝”话语的集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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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作者发现女性程序员常常用“屌丝”来形容自己。作者认为，这种称呼表明：其一，“女屌丝”的身份是由于对事业的不确定性和幻灭感构成的，但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戏谑和讽刺的态度；其二，“屌丝”不仅暗示着女性在IT行业中的边缘化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性程序员对于自身短暂事业的担忧。多多将编程工作描述为“青春饭”，这是由于女性会逐渐因为婚姻和家庭责任而被IT公司淘汰。

从对多多等人的访谈可以看出，“屌丝”话语既强化又模糊了她们与男性程序员之间的界限。一方面,女性程序员可能认为自己是一群贫穷的失败者，此时她们和男性程序员共同承担职业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然而，她们却又是“失败者中的失败者”，因为她们被迫放弃自己的女性气质、表现得“专业”，但同时还要面对职业生涯短暂、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等问题。而这种烦恼则是女性所特有的。

通览全文，这篇文章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便是，小人物（以及相对弱势的群体）在大时代里的探索和挣扎并不是单维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程序媛要面临的身份协商语境必将更为复杂。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她们绝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群体。

原标题：《性别边界与身份协商：在田野中理解女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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