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中国战车并非外来，青铜器爵也不是用于喝酒

        6月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上享有盛誉的孙机先生做客第77期海上博雅讲坛，举行了一场简短的读者见面会。由于上午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过一场讲座，孙先生略显疲惫，但仍然饶有兴致地回答了听众的三个问题，内容都涉及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孙先生的讲演，以飨读者。

中国古车并非外来

        中国和西方在古代车制方面有很明显的区别。中国古代不仅有战车，而且有车战，就是车与车之间打仗。西方当然也有战车，但是没有车战。西方的战车主要是运载工具，所以轮子直径一般不超过90厘米，因为轮子矮，所以人上下车很方便。

        中国有车战，在《左传》里记载很多，而且中国古代讲“千乘之国”，就是一个国有一千辆四匹马拉的车，它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国力的标准。

        西方为什么没有车战？当然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人和我们的系驾法不一样，就是怎么把马系到车上，让马拉车。过去因为我们资料缺乏，所以对于先秦时期的系驾方式不太清楚。其实此前商代的战车也有出土，但有些部件、绳子腐烂，所以还是无法确认系驾方式。后来始皇陵出土了两辆铜车，其实还有好几辆，但文物局希望剩下的这几辆能被更好地保护，所以暂不发掘。

        这两辆铜车可不得了，虽然是50%的模型，但是做工非常细致，连马脖子底下那一缕一缕的缨都能表现出来，所以系驾方式也表现得清清楚楚。后来学者证明秦始皇铜车的系驾方式与先秦时期的是一样的，现在这种系驾方式在考古学上被叫做“轭靷式系驾法”。

        西方的系驾法是什么样呢？他们是直接把绳子拴到马脖子上，但马脖子上有气管，这么一拉，马就喘不上气了。所以我们看古埃及壁画、希腊瓶画，还有古罗马雕刻，用的都是这种拉车方法，因此无法进行车战。

        如今我们掌握最早的牲畜拉车模型，是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他们是用牛来拉车，方式更奇怪，是把绳子系在牛犄角上拉，因为古印度人认为牛犄角是最有劲的，但其实牛也很费力，不科学。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古车是西方来的，甚至有人说中国古车是埃及来的，论文也发表在重要期刊上，而且还找例证——有一件“轭”都有一个椭圆孔和一个长方孔，形制上极为相似。但问题是商代人的地理知识根本就不知道埃及，更不可能有埃及的工匠跑到中国来教授工艺。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后来又有人用岩画上的图像来证明，说岩画上的车与商代文字中的象形的车很相近。可是岩画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岩画没有断代依据，很难用作史料。所以我认为目前无法证实中国古车是西方来的。

        还有，中国古代车战是有“游戏规则”的，不能乱来。首先能够威风凛凛地站在车上的都起码是最低级的贵族，普通的庶民只能当“徒”，就是跟着车跑的步兵。一般车上坐两人的话，左边的人赶车，右边的人拿武器。如果是三个人，中间的是将领，左边的人赶车，右边的人拿武器战斗，所以战车在近距离打仗的时候都要“左旋”，往左边拐。

“爵”不是喝酒的饮器

        现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往往集中于谁最早，谁影响谁，谁更先进等问题，而一些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古代有很多东西来源于西方。比如说中国的爵源于西方。

        中国的爵一般是三条腿，前面一个流（倾酒的流槽），后面一个尾，以前大家都认为爵是喝酒的饮器，其实它是没法用来喝酒的。时间越早的爵，前面的流越长，比如在二里头出土的爵，前面的流差不多有三四寸长，而且很窄，我们想想看，的确是不太好喝酒的。

        有些早期的爵容积很浅，下部还有一个假腹，上面有出烟孔，在它底下点上一根柴，几分钟就烧开了。不过即使酒烧开后，古人也不会喝，因为古人喝的是凉酒，这有很多证据，比如《楚辞·大招》里说“清馨冻饮”，就是酒怎么凉怎么好喝，后来曾侯乙墓里也出土过青铜冰鉴，就是铜的“冰箱”。

        古人说神不饮食，不吃不喝，但喜欢闻味。所以爵里面盛的其实是香酒，烧开后冒出的香气是给神闻的，是敬神用的礼器。烧完之后剩下的残余就倒在地面的白茅草上，酒经过白茅草，就能够“深入渊泉”，天上、地下的神都能享受，所谓“上下交泰”，大家都高兴。这些观念都纯粹是中国的，而且作为礼器也要和其他青铜器搭配使用，不可能单独生产，这些都表明爵不可能是外来的。

唐朝粟特人来华的负面意义

        我们现在一说唐代，就是开放社会，比如当时以粟特人为主的很多外国人都到中国来，并且带来一些器物，这些都不假。但是唐代的政治制度，比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均田制和行政系统，都跟西方没有什么联系。

        当然我们说唐诗要讲音韵，一讲音韵就和古印度的梵文有关，因为我们原来对音韵分得不清，梵文对音韵分得更清，但我们不能说唐诗的成就要归功于外来因素。

        一般来说，当时从西方传入的都是一些高级的奢侈品，包括像“来通杯”（兽首杯）这类器物，对中国文化发展起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真正对中国帮助很大的其实是农作物的传入。比如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有一批农作物传入中国，像白薯、玉米、向日葵等等。

        白薯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中国西汉统计全国人口最高数字是七千万，到了明末也才一亿人，乾隆时就是两亿人，等到抗战时期是四亿人，解放后七亿人，现在十三亿。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不是说生育率低，而是穷人养不起孩子。白薯传入后，最先种在福建，泉州地方志上就记载不仅乞丐能吃饱，就连猫狗都吃饱了，后来北大的张政烺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有人就和他开玩笑说你这是“唯薯史观”。

        总之唐朝的粟特人没有带来过非常重要的东西，其次粟特人的生活伦理习惯也与唐朝人无法融合。比如粟特人的亲妈和亲儿子结婚，亲哥哥和亲妹妹结婚。而且他们是天葬，人死了后喂给狗吃，狗在粟特人的心目中非常神圣。《旧唐书·李暠传》里记载，李暠到太原去做官，有个地方叫“黄坑”，那里有很多粟特移民，狗整天吃死人，后来看见活人也咬。李暠到任之后，命令把那里的狗都给杀了。

        唐朝的外国移民中最主要的就是粟特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并未与唐朝融合无间。相反，大量的粟特勇士到中国，后来都当了雇佣兵，集中在安禄山麾下，安史之乱的基本成员就是他们，结果导致唐朝由盛转衰。

        我们讨论这段历史时，应该注意到，中国从来对外来移民都是友好的，没有迫害过他们，但我们对他们起到的作用，也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