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东西交流｜邵毅平：“大英”“远东”与“话语主权”

【编者按】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文明以更为紧迫的姿态将相互间的理解提上议事日程，文明将因对话而更加精彩。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中西关系与文明对话”系列，邀请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顾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彼此沟通、相互体认的可能途径。以下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毅平的文章《“大英”“远东”与“话语主权”》。

引言

所谓“话语权”，也就是“发言权”，或“解释权”，主要就个体、机构层面而言，也可以指涉更大的范围；所谓“话语主权”，主要就国家层面而言，涉及国家主权、国家立场、国家定位、国家认同、国家形象等。一字之增，层级不同，前者日常多用，后者自我做古。

概括起来，“话语主权”有以下几项特征：（1）有“自大”，无“他大”（外交场合或可“互大”）；（2）有自我中心，无自我边缘；（3）有自我美化，无自我矮化；（4）有自我本位，无他人本位。这些放在个人身上，也许都是缺点，但置于国家层面，却都是必须的。

就以“大英”“远东”为例吧，这是我们的语言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两个词，但它们有悖于“话语主权”的前两项特征，其存在其实意味着我们“话语主权”的丧失。据说，周谷城先生从不承认英国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接受中国位于“远东”的概念，想必他更不会称英国为“大英”。

本文主要从“话语主权”的角度，谈一谈所谓的“大英”与“远东”。

一、国名：所谓“大英”

说起“国名”，国号带“大”的不少，情况却各不相同。比如，我们的正式国号中是没有“大”的，但在有些场合也会自称“大中华”“大中国”；韩国的全称是“大韩民国”，“大”是正式进入国号的；越南历史上曾自称“大越”，其所编历史书有《大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日本在二战前自称“大日本帝国”，其所编“正史”则称《大日本史》；此外，国人习称英国为“大英”，什么“大英帝国”“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大英百科全书”，不一而足。

概括言之，中国是第一种情况，属于正式国号中没有“大”，民间等非正式场合偶称之；韩国、越南、日本是第二种情况，在国号中自称或曾自称“大”；英国是第三种情况，英文中原本没有“大英”，英国也从未自称过“大英”，“大英”只是中文里对它的称呼。

从“话语主权”的角度来说，别人可以“自大”，我们却不宜“他大”。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前面提及的《大越史略》，收入《四库全书》时，“大”字就被去掉了。《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越史略》提要云：“此书原题《大越史略》，盖举国号为名。”四库馆臣不肯“他大”，去掉了“大”字，改称为《越史略》。所以在《四库全书》中，找不到《大越史略》，而只有《越史略》。

随便改人家的书名，自然不甚妥当，有时却似乎不得已。比如日本规模最大的纪传体“正史”《大日本史》，在中国出版时就被更名为《日本史记》，出版社的说明是：“为醒目起见，本书更名为《日本史记》，内文仍题为《大日本史》。”其真正的理由我想你懂的，即它在中国不宜用原名出版。

不过有意思的是，同样书名里有“大”，越南古代的“正史”《大越史记全书》，近年来在中国出版时，却并未被更名为“越南史记全书”——由此推想，《越史略》如有机会出版，也许还会恢复原名？此外，诸如《大韩细节》这样的书，书名虽有“他大”之嫌，但在国内也出版无碍。然则这种“不同待遇”，又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表明对于邻国的“自大”，我们的感受比较复杂。当年昙花一现的“大日本帝国”，曾经犯下累累战争罪行，杀害了我们几千万同胞，所以除了汉奸，国人一般根本不会称“大日本”，倒是很多老辈人常会称“小日本”；而朝鲜半岛、越南则一向与我们友好，基本上没有加害过我们，而且又比我们要小得多，所以也许我们并不十分介意它们的“自大”。

目前最荒唐可笑的，可能就是中文里“大英”的说法了：“大英帝国”（The British Empire）、“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它们的英文原名中都没有“大”，而仅仅是“不列颠帝国”“不列颠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不列颠百科全书》”。简言之，英文里没有“大英”，只有中文里才有。换句话说，英国并未“自大”，我们却一味“他大”。这岂不是很荒唐可笑么？

那么，中文里的“大英”之称是怎么来的呢？我推测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可能是来自对“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误读，以为“大英”是对“大不列颠”的汉译。其实，位于英伦三岛的“大不列颠”，一是相对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小不列颠”（Little Britain），亦即“布列塔尼”（Brittany）而言，仅表示两个不列颠地区大小有别而已，正如古代中国东边海中的“大琉球”“小琉球”；二是指“联合王国”（UK）的前身。二者原本都没有“自大”的意思，也都不能汉译成“大英”。

理查德·汉弗莱斯的《心灵的风景：泰特艺术珍藏》一书介绍说：“（大不列颠）自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登上英格兰王位后开始使用，从1707年开始正式作为对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联合体的称呼，并在1800年爱尔兰加入这个联合体之后被继续沿用。1921年，爱尔兰成为独立国家，‘联合王国’便指代先前的‘大不列颠’在此后形成的政治国家，北爱尔兰仍旧作为其一部分被囊括在内。‘大不列颠’仍在包括国际体育比赛在内的许多场合中被使用，但实际应指‘联合王国’。”

又，所谓“不列颠帝国”或“英帝国”（The British Empire），其实只是一个非正式的称呼，指的是英国本土加上其殖民地，而不是指英国本身。二战之后，大多数殖民地纷纷独立并加入“英联邦”，未独立的殖民地也已改属“英联邦”，所以现在也不大称“不列颠帝国”或“英帝国”了。

其二是来自近代外交场合的“互大”，我以为这种可能性最大。历史上，封建王朝一向习惯“自大”，如清朝一贯自称“大清”。但在近代的外交场合，尤其是与列强打交道时，又不能仅仅“自大”，而往往需要“互大”。于是，清朝与列强交涉时，就自称“大清”，而称对方“大某”。

清朝与英国“互大”的较早例子，我找到的官方文书是中文版《中英南京条约》，其中中方的称呼是“大清”，英方的称呼是“大英”。这是中文里较早出现“大英”的法律性文件，我以为“大英”的称呼应当就是从这类文件里出来的。

这种“互大”的做法，不仅对英国是这样，对其他列强也是这样。在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各国和约》中，除了“大清”外，十一个列强的国号，都被加上了“大”字，如大德（德国）、大奥斯马加（奥匈）、大比（比利时）、大西（西班牙）、大美国（美国）、大法（法国）、大英（英国）、大义（意大利）、大日本（日本）、大和（荷兰）、大俄（俄罗斯）。这些列强国号前的“大”，也都仅仅是中文里有的，其本国原文里是没有的（除了日本）。而后来除了“大英”，其余都烟消云散了。

总之，英文里本没有“大英”，“大英”是中文里的特产，最初应该是清英“互大”的产物，后来则可能加上了对“大不列颠”的误读。

然而，清朝在1911年就灭亡了，“大清”的称呼也早已随风而逝了，“大英”的称呼本来也应该一并消失的，正如其他各个“大某”一样，却事与愿违，仍顽强地存活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以为，这其实是自鸦片战争起屡败于西洋列强后，国人自卑心理、自虐心态作祟的表现，堪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后遗症。

可是，鸦片战争都过去一百八十年了，中国人民也早已站立起来了，所以拜托大家别再称“大英”了！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的建议是，凡是国人习称“大英”处，都应按照英文的原貌，改称“不列颠”或“英国”。比如，“大英帝国”改称“不列颠帝国”“英帝国”，“大英博物馆”改称“不列颠博物馆”“英国博物馆”，“大英图书馆”改称“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图书馆”。目前只有《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书名是恰当的，可是介绍此书时，总有人不忘蛇足一句“又称《大英百科全书》”！

二、方位：所谓“远东”

说起“方位”，我们的国名“中国”很霸气，全世界独一无二，意指天下的中央。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中国在天下的中央，周围都是蛮夷，并按照方位，分别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再外面则是四海。这种世界观与今天强调万国平等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

历史上，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以大陆的视角，称西方为“西域”，以海洋的视角，称西方为“西洋”。中国人的“西域”“西洋”概念，颇似欧洲人的“东方”概念；中国人“西域”“西洋”概念的不断“西扩”，也颇似欧洲人“东方”概念的不断“东扩”。

但在古代佛门的世界观中，中国不是中心，印度才是中心，所以在佛门中，印度是“中国”，而中国则是“边地”。这一观念也被唐前的中土僧人所接受，持“中国中心论”的儒生经常与之吵翻天。到了唐时，玄奘（602—664）、辩机（619—649）作《大唐西域记》，义净（635—713）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纷纷背弃佛门原来的世界观，自称“中土”“中夏”“中国”，而把天竺（印度）纳入了“大唐西域”的范围。这表明他们的国家意识超越了宗教意识，大概也是唐太宗喜欢他们的理由之一。

矗立于这种“西域”观背后的，当然是中国中心意识，且曾为中国周边地区所接受。例如17世纪朝鲜文人金万重的小说《九云梦》里就说：“唐时有高僧自西域天竺国入中国。”同样把天竺置于大唐西域，颇得中国式“西域”观的精髓。

不过，西方人说“近东”“中东”“远东”，中国人却不说“近西”“中西”“远西”，而是在“西域”概念与时俱扩的同时，以“小西”表示“中西”（如以“小西洋”指印度洋），以“大西”“泰西”表示“远西”（如大西洋、大西国、泰西人）。这里的“大”是“远”的意思，“小”是“近”的意思。

为什么今天有个大洋叫“大西洋”呢？在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人所了解的“西洋”，主要是指印度洋，还没有大小之分。如罗懋登写郑和下西洋的小说《西洋记》的序中说：“直抵……阿丹、天方诸国，极天之西，穷海之湄，此外则非人世矣。”那么我们是从何时开始知道并称呼“大西洋”的呢？大概是从四百多年前开始的吧。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自报家门是“大西洋欧罗巴人”，当时人知道了“西洋”之西还有大洋，于是就称该大洋为“大西洋”，称原来的“西洋”（印度洋）为“小西洋”，正如曾称西太平洋为“小东洋”，称东太平洋为“大东洋”。但后来“小西洋”“小东洋”“大东洋”之名都不传，只有“大西洋”之名鲁殿灵光，硕果仅存。

我们再看欧洲人的方位观念。欧洲的西面是大洋，在“发现”新大陆之前，他们对那里没什么兴趣，所以一直是往东发展，并以欧洲为中心，将东方（亚洲）根据距离远近，命名为“近东”“中东”“远东”。在他们的意识里，小小的地中海，就是世界的中心。所谓“近东”“中东”“远东”之类说法，就是以欧洲为“中”推算出来的，都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上，以欧洲的视角为中心的说法，蕴含有浓厚的“西方中心意识”。他们看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就是近东和中东，看中国文明就是远东，与我们往西看出去的小西、大西、泰西正好相反。

本来，这两种方位观念各自为政，井水不犯河水，但近代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再败北于西洋列强，方位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变。我们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方位观念，全盘接受了欧洲人的方位观念。于是，自古自居于“天下”中央的国人，又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变得过于“谦恭”起来，不仅拱手让出了“中”，还自觉地侧身于“东”或“远东”，甚而还有点“乐不思中”了。

于是，我们开始津津乐道地自居于“远东”，我们的语言里出现了无数的“远东”，什么“远东饭店”“远东出版社”“远东第一公寓”“远东第一制皂厂”“远东第一大城市”……有人借助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搜得以“远东”为关键词的词条竟有几十万条之多，可见国人对此词的乐此不疲。

可是，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我们站在哪里，才会觉得自己“远”，觉得自己“东”呢？除非是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否则无论怎么看，我们也不会是在“远东”。如果我们真是在“远东”，那我们就不该叫“中国”，而是该叫“远东国”了。

说起来，古代的朝鲜半岛人也曾自居于“东”或“极东”（远东），如朴趾源（1737—1805）《热河日记》（1780）卷四《鹄汀笔谈》说：“鄙人万里间关，观光上国，敝邦可在极东，欧罗乃是泰西，以极东、泰西之人，愿一相逢。”但当时他们是以中国为中心才那么说的，今天的我们是否要向古代的他们学习，心甘情愿地自居于欧洲的“远东”呢？

在我们今天的方位观念里，不仅“远东”有问题，所谓“近东”“中东”也有问题。从我们的视角看出去，西方人所谓的“近东”“中东”，其实都在我们的西边，应称“中西”“小西”（相对于“近西”“远西”）才是。但现在“话语主权”在西方人手里，我们无奈只得跟着他们称“近东”“中东”，尽管它们其实都在我们的西边。

此外，近年来国人很喜用“东方XX”来形容中国的什么，比如上海是“东方巴黎”，绍兴是“东方威尼斯”，某大学要成为“东方剑桥”之类……自居于“东”的意识也太强了一点吧？把“中”拱手让人的意识也太浓了一点吧？更堪发噱的是，还有自称“东方银座”“东方夏威夷”“东方好莱坞”的——拜托先把地理学学好，把方向搞搞清楚，再学洋腔不迟！我在欧陆漫游的时候，到东到西，从没见过巴黎人、柏林人自称“西方上海”“西方北京”的，更没见过他们自居于“远西”的。这或许也是一种中西方之间的“差距”吧！

我也看过不少国家的电视新闻节目，如果背景里有个地球在旋转，那么可以保证那个国家最后会转到当中来，哪怕它小到即使转到当中还是看不见。地球本来就是圆的，谁都可以自居于“中”嘛。原先我们用这个道理教育自己要谦虚一点，现在我觉得应该用这个道理鼓励自己自信一点。

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以我们自己的视角为中心，看出去的“东”“西”“远”“近”，难道不是正好与欧洲相反吗？所以，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中国的“近东”“中东”“远东”以及“近西”“中西”“远西”。从我们的视角看出去，朝鲜半岛、日本才是我们的“近东”，关岛、夏威夷才是我们的“中东”，加拿大、美国才是我们的“远东”；同时，从“中国”的立场看过去，中亚、印巴次大陆是我们的“近西”（小西），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是我们的“中西”，欧洲则是我们的“远西”（大西、泰西）。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球上，既然西方人可以有“远东”的概念，中国人当然也可以有“远西”的概念——其实我们原先是有过这个概念的，只是进入近代以后我们把它给抛弃了。

而有意思的是，最早重拾“远西”概念的，却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一个西方人。现代法国诗人谢阁兰《古今碑录》1914年再版题词写道：“谨以此书由古老的中国向远西的文人致敬！”这位诗人仅活了四十多岁，其中有五六年生活在中国，也非常喜欢中国文化，能够真正放弃殖民心态，也相对摒弃欧洲中心意识（研究“东方学”的萨义德也曾表扬过他的这一点），帮我们重拾“远西”概念，值得我们敬佩与反思。为向这位一百多年前帮我们重拾“远西”概念的西方文人致敬，我写的一本有关法国文学的小书就取名《远西草》，还在扉页上引了他的那句话作为题词，并在“后记”中说：

书名“远西草”，既受惠于谢阁兰之洞见，又加之以自己的理解。在他，是以换位思考，彰显西方的偏见，唤起东方的自觉；在我，则以旧词新用，昭示立场的自我，擦洗“远东”的积垢。天道好还，是耶非耶？

《远西草》，邵毅平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结语

最后，我想引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1868年10月上中旬）中的一段话作结：

每天下午我都在这里（北京城墙上）散步，即使在北京待很长时间，这种散步仍然是巨大的享受……对于外国人可以在城墙上自由地走来走去，而他们自己却被禁止这样做，这里的人们好像并不怎么在意。这种漠视和缺乏自我意识最能表现出中华民族此时所处的道德水平。他们常常扎堆站在城墙下，好奇地看着上面那些俯视着北京城的外国人，甚至对此津津乐道，没有敌意，也没有任何爱国主义情绪。而日本人，虽然他们的自然环境并不好，但却更好斗，更具有自我意识。他们绝不会容忍外国人拥有这样的特权。可能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容忍。

“这种漠视和缺乏自我意识最能表现出中华民族此时所处的道德水平”，且让我们记住李希霍芬的这一当头棒喝，在日常的语言生活中具有“话语主权”意识，彻底清算“大英”“远东”之类“丧权辱国”的词语——这其实也关乎中华民族“道德水平”的伟大复兴。

（附记：本文为今年6月8日在复旦大学教务处所上同名党课之要略，亦为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课“似是而非”第二轮同名讲义之节选，内容基于拙著《胡言词典》合集版增订本，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版。）

《胡言词典》（合集版增订本），胡言（邵毅平）著，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版。

邵毅平，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论衡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文学与商人》《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东洋的幻象》《诗骚百句》《胡言词典》《马赛鱼汤》《今月集》《远西草》《西洋的幻象》及“朝鲜半岛三部曲”等十七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宋词研究（南宋篇）》等多种。编有《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