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评《伊藤博文》︱对“日本俾斯麦”的善意解读

《伊藤博文》，[日]泷井一博著，张晓明、魏敏、周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80页，68.00

1901年12月14日，德皇威廉二世在波茨坦接见了当时刚过六十岁生日的伊藤博文。在会见中，德皇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对公爵的事业闻名已久，您在民族复兴方面的成就与我国的俾斯麦类似。我听说日本人民对您的尊崇程度不亚于我们对俾斯麦的尊崇。因此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您作为‘日本的俾斯麦’来访。”尽管威廉二世本人踢走了俾斯麦，但他依旧把“日本的俾斯麦”的称号作为最高褒奖赠与了伊藤博文。此后，这个外号就在西方国家变得流行起来。英国外交部的官员除了在私下里将他称为“日本的俾斯麦”，还把叫做“日本的克罗默伯爵”。克罗默伯爵即艾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曾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在埃及实际统治长达二十四年。

俾斯麦也好、克罗默也罢，这一类当时趋之若鹜的“尊称”在经历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后，则成了伊藤博文作为历史人物的“负资产”。在日本战后左翼的认知体系中，伊藤博文历史评价并不算高，甚至多带有负面色彩。从反思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伊藤博文也会被认为是有“先天缺陷”的明治宪法的缔造者，还是策划吞并朝鲜的始作俑者。对此现象，京都大学教授伊藤之雄曾在他的《伊藤博文：近代日本的缔造者》（《伊藤博文——近代日本を創った男》）一书中如此评价道：“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伊藤博文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制定了德式宪法，成为导致战争的原因之一，还是担任首任韩国统监的殖民主义者。”

除了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批判，伊藤博文在战后日本学术界、政治评论界又或是大众舆论中形象也多有争议，常被视为权力斗争领域的投机主义者。司马辽太郎就认为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的领袖群体中并不算特别突出，缺乏魅力，其历史地位更多是时运的结果。换言之，他或许认为高杉晋作或坂本龙马若活得更久，政治成就想必会更高。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无论是英年早逝的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还是悲剧性的西乡隆盛的身上，似乎都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更忠于各自的价值观。与之相对，伊藤博文身上则完全没有这种历史浪漫主义的光环，更多只是基于政治现实的妥协与“变色龙”般的长袖善舞，宛如“无哲学的政治家、无思想的现实主义者”。

日本近代史大家坂野润治就将伊藤博文称为“一张白纸”，认为其在政治主张上多趋炎附势，随时会见风使舵，既能在大久保利通、井上毅之间挪移，也能跟民权派自由党为伍。据说明治天皇就讲过：“伊藤虽有才智，但时常改变自己的主张，无法贯穿始终。”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伊藤博文在民众间的名声很大，但在日本学术界的评价却未必如此。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泷井一博就指出：长久以来那些对伊藤博文追捧在学界则会被嘲笑为是“外行的言论”。

不过，最近十余年来，日本学术界却开始有一股对伊藤博文重新评价的风潮，甚至还吹向了大众舆论。虽然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对伊藤博文的评价一般，但NHK在改编、拍摄司马辽太郎原著《坂上之云》的电视剧时，却将伊藤博文的形象予以更多正面的解读与诠释。而引领这股“正名”风潮的便是一对师徒学者，伊藤之雄与泷井一博。这对师徒先后在2009年和2011年各写了一本伊藤博文的传记。前者是一本经典意义上的政治人物传记，事无巨细地详述了伊藤博文作为政治家的一生行状，希望通过对史料的考据反驳“伊藤博文是政治投机者”的价值判断，重新树立他在近代日本国家构建中的历史地位。后者则是一本基于伊藤博文言论、文稿的思想传记（《伊藤博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试图挖掘他对于近代日本的政治构想及规划，进而呈现其作为“学者型政治家”的一面。

对于伊藤博文在政治上的成功，伊藤之雄与泷井一博都将其归功于他高超的沟通能力。首先在外交领域，早在伊藤博文第一次造访伦敦时就展现出跃跃欲试的积极态度。之后，通过留下的各类文献记录，也能证明伊藤博文的英文水平甚高，例如他和英国驻日公使之间的交流基本都是以英语进行，而他本人也常与欧洲学者之间用英文通信。正是因为具备这样的语言能力，保障了他在外交领域的游刃有余。处理国内问题时，伊藤博文则不拘泥于地缘、门阀，可以跟各个势力建立联络管道，对具体政策也都取灵活立场，以至于会显得像是一个精通“站队”和“换边”的政客式人物。其间，最能反映伊藤博文这种特点的无疑是其对待宪法和政党政治的态度变换。

1881年前后，日本明治政府内部曾围绕宪法制定问题爆发过激烈政争：一面是大隈重信提倡的“英国式议院内阁制宪法”，另一面则是井上毅主张大“普鲁士式钦定宪法”。在双方的较量过程中，伊藤博文首先是站在井上毅这一边，并于1882年出访欧洲各国作“宪法考察”，而其考察重点便在德奥。在对维也纳大学宪法学家冯·施泰因的国家主义学说心悦诚服后，伊藤博文又在柏林听到了对国会的“消极评价”。而这个评价直接来自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他曾在宴会上对伊藤博文露骨地表示：他“不会祝贺日本天子召开国会”。最后颁布的明治宪法虽脱胎自“普鲁士式钦定宪法”，但在“统帅权”等问题上却显得更为保守和专制，也因此被后人视为日本近代宪法政治的“先天缺陷”。

伊藤之雄对此的辩护主要基于两点：一、伊藤博文虽然以德国宪法为蓝本设计“明治宪法”，但其实并不排除“英国模式”。例如他创建立宪政友会的初衷便是在实践层面探索“英国模式”的可能性。二、即便是德国也曾遭遇过多次宪法危机，而英国等西欧国家对伊藤博文在宪法政治上的贡献评价甚高。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导致他“宪法政治”的理想戛然而止，日后第一位民选的首相原敬便是继承他的遗志。泷井一博则指出“伊藤想要创设的，并不是宪法这一部法典，而是包含该法典的整体的国家架构”。换言之，宪法只是他实现近代国家发展目标的一种工具或手段。

伊藤博文

值得玩味的是，1901年主导创建立宪政友会，看似转向政党政治的伊藤博文，却依旧维持着他与政党政治的距离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既非特别希望政党内阁，又非妨碍政党政治”。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伊藤式”发言，泷井一博将其解读为伊藤博文是对“立宪政治与政党政治”做了严格区分，而“立宪政治是基于天皇和国民共同统治国家的君民共治”，希望通过政友会来矫正他心目中激进的政党政治。据说伊藤博文很爱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但在推动日本政治体制制定的实际过程中，他却不赞成立即开设议会。泷井将此现象视为“伊藤博文坚持渐进主义秩序观的世界观”，也是一位政治家责任心的体现。不过，从实际政策上来看，伊藤博文设想的宪政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以内阁为核心的单一制国家，与日后“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的政治想象有关，但不应画上等号。

显而易见，伊藤之雄、泷井一博对伊藤博文过往被人诟病之处，皆以最大善意来予以解读。在论述伊藤博文“知识人”的一面时，泷井一博就将伊藤博文的知识视为一种渐进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产物，而这些产物又被一连串伊藤博文本人在不同场合演讲时所使用的口号包装起来。在泷井的书中，便将此视为“学者型政治家”的证明。这种解读方式直截了当，似乎也能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来将伊藤博文言行设计的“思想”“知识”分门别类，并对应日本近代化过程所遭遇的难题。然而，这类“善意解读”的最大弊端或许是没有对那些源自伊藤博文的“思想”“知识”进行更深入的考辨和检验，而是多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诠释。既然是通过伊藤博文大量信件、演讲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来探究伊藤博文的思想内核以及各种政治行为背后的真意（泷井教授也编辑过《伊藤博文演说集》），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些史料本身进行历史语境的分析。毕竟信件、演讲的内容都会因对象、场合、活动目的而进行调整与改变，而选择某种措辞或表达方式也往往受制于行为目的与动机。若将这些关涉历史语境的内容全部抽离，那么研究者心目中的历史人物恐怕也只是一种从文本到文本的复述，又或是一种面对研究对象时不由自主产生乃至泛滥的“同情”。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显得更加明显。例如在论述伊藤博文担任韩国统监期间的各种殖民主义政策时，两位教授依旧希望描绘他致力于推动朝鲜半岛“文明开化”的种种努力以及对“吞并韩国”的所谓“慎重态度”。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研读两部著作来了解日本史学界在该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动向，并从中获益。从某种意义来说，伊藤之雄与泷井一博的两本伊藤博文传记可谓互为表里。伊藤之雄就曾在那本传记的文库本后记中提醒读者：“虽然我是以知性为前提，但更重视伊藤博文身上‘刚凌强直’的性格；而泷井则是强调他作为知性政治家的一面……两人对伊藤博文的大致评价并无不同，请一定要一并阅读泷井的大作。”泷井一博则认为自己老师的传记已成功描绘了伊藤博文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因此让他可以节省时间精力直接从“思想家”的面向切入伊藤博文的研究。显而易见，若能把这两本传记视为互为表里的一套书，放在一起来阅读，收获肯定会更大。而对后世的伊藤博文研究者来说，要超越这对师徒的研究成果将会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