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水月：他们对中国元素的滥用是如此“创造力”超群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镜花水月》时装展。其背景为元代壁画巨制《药师佛会图》。        

        服装学院在大都会博物馆里，但像外星球。他们有自己的展馆、独立的经费、媒体发言人，和另一套美学规矩。对有些人来说，这时装界是个火星来的怪胎；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是大都会一片纸醉金迷的自留地。无论如何，在《中国：镜花水月》时装展开幕之前，它从未和大都会博物馆如此密不可分。

        此展览遍布三层楼，旨在图解中国文化对西方时尚的影响。展品塞满了地下一楼的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时装中心和二楼的中国展厅，中间还征用了一部分埃及展厅。就占地面积而言，此次展览无疑跻身大都会最大展之列。它也真让人觉得大，大得令人精疲力尽，因为占地好几亩的物件、照片、电影片段、衣饰和声光特效打作一团。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过是又一个司空见惯的时尚行销，一个操着浮夸语言的文化产品。但大都会却将一个本可更精致、细腻的展览完全搞砸：它大可以细致观照文化杂糅的历史，并关注跨越时空的不同风格和观念之融会，因其使各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消弭高下之分。

        这样的主题非常适合为庆祝大都会亚洲部成立一百周年所举行的展览，因为在“西方”文化定义和接受“亚洲”的形塑过程中，大都会及其藏品扮演了重要角色。

服装充斥着各种“中国风”

        数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引发各种错综复杂的回响。当中国丝绸到达古罗马，它们激发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一方面，它们被看作是一个感官奇迹，显示出那令人惊叹的遥远文化超越人们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它们被视为一种进口的堕落生活方式，其携带的阴柔化病毒会削弱罗马帝国的力量。       

        西方对于异国情调的东方错综纠结的态度和双方你来我往的密切交流一样成为常态。当欧洲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背景下，站在探索未知世界的兴头上时，一股矫饰的“中国风”(chinoiserie) 席卷整个欧洲，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奢侈品市场，包括或从中国运回、或具“中国风”的土产布料、瓷器、漆器等。法国制的礼服便常在进口丝绸印上源于欧洲的山寨“中国”元素。

        在帝国主义兴起的十九世纪，欧洲愈发欲求占有外界。中国被视为可大肆剥削的肥水肥田。当中国起而抗之，其流行形象便有所改变。曾一度被视为童话仙境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蛮族头目、异教暴民及重症毒瘾者（殊不知鸦片实由英国从印度进口强销中国）充斥的化外之地。 美国也对中国移民抱持怀疑与轻蔑的态度，将之拒门外。

        大都会这场展览对这些历史背景多半轻描淡写。墙上的导览文与展览图录虽略有提及，却建议我们将这些政治正确的思考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时尚本来就跟这些正经事风马牛不相及。没错，时尚的确在各个层面制造且广泛散播刻板印象。但它就只关心些人畜无害的表面光鲜。你们就当是在请客吃饭般地轻松享受这场感官盛宴吧。

        展览中可大快朵颐的东西还真不少。多数二十世纪的时尚潮流与更早期的艺术品应有尽有。要先从哪道菜下手也任君挑选。展览始于服饰中心，将现代中国的时序切割为几个时期：晚清、民国、“文革”。

        一个被称为“从帝王到平民”的展厅以清朝的迟暮之年（1644-1911）为主题。这个由黑色镜面铺展的空间让人对其维度感到无可捉摸、难以恭维。两个位于中央的大电视墙上，取自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之《末代皇帝》（1987）的片段正夸张搬演着少年皇帝溥仪的短暂统治。镶嵌入黑墙中，一套由帝王黄泽的丝绸所制的童袍上绣有祥云、浪涛与飞龙，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

        人高马大的豪奢服装被安排在展厅两旁，新旧相间，一字排开像恭顺的宫廷侍臣：有十八世纪乾隆皇帝的龙袍，有宫廷艺人穿的更奢华服饰，也有受到宫廷服饰启发的当代西方时装，如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设计的刺绣如疥癣的黄色丝绸长裙，及汤姆・福特（Tom Ford）设计的饰有数字龙图样和夸张裙摆的紧身晚礼服，但所有的设计元素是为了炫富，中心思想为：政治就是一出戏，高级时装本质上是皇家艺术。

        但权威的形象也会改变。

        民国时期，社交名流如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选择穿着直筒、高领、开衩的长袍作为代表权力的服装，这就是 “cheongsam” (译者注：粤语“长衫”音译)，或“旗袍”。旗袍很快因宋在二战期间到美国的亲善外交之旅成为国际时尚潮流，稍后在1960年代又重新热门，但感谢《苏丝黄的世界》这类电影令旗袍声名狼藉（与殖民想像中亚洲女性的淫荡联系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着装统一成为主流：红卫兵的制服，蓝色的工人装。你会发现这些样装已经攻占了部分埃及展厅。

        对西方设计师来说，舆论一致的东西是引发反叛的好机会。同理，纽约设计师谭燕玉(Vivienne Tam)氏连衣裙上有嘲讽意味的毛肖像就是以艺术家张宏图的作品为设计灵感，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那有超短裤的套装则号称以人民解放军军装为灵感。

华裔美国演员黄柳霜（1905-1961）

        展览中，王家卫和张叔平剪辑的电影片段散落各厅，清楚地告诉观众，网络兴起之前，电影垄断了时装。展出的电影中至少有一位时尚领军人物被凸现出来：华裔美国演员黄柳霜（1905-1961）。她生于洛杉矶，在好莱坞被塑造成亚裔明星吉祥物——只要她愿意扮演丑化亚洲人的角色。

        此次展览中有个展厅向她致敬，展出她曾穿过的特拉维斯・班通（Travis Banton）的黑色长裙，前面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这件扭曲焦点的衣服大有深意。事实上黄柳霜后来厌倦以扮演带有种族偏见的角色来娱乐西方观众而决定退出电影圈。这场由服装学院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Andrew Bolton）主导的大都会展览展现的却是黄柳霜所反抗的，也就是，以貌取人（lookism），将“表面”作为衡量价值与真实性的标准。

        这是此次时装展的核心伦理与美学。举例来说，时尚界将中国影响结合进时装设计的奇想就是在连衣裙上印满或随机选取、或杜撰伪造的书法笔画。一件1951年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设计的酒会礼服上饰满八世纪碑文——旁边也真摆着相应石刻拓片——可惜这选取的内容，无疑无知地，是大煞风景的肠胃不适报告。（译者注：“草圣”张旭《肚痛帖》原文：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若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市）

        另一些展品中，影响更显而易见。如何让青花瓷走进你的秋冬季时装？砸烂几个盘子，把瓷片缝成紧身衣就行，亚历山大·麦奎因（Alexander McQueen）就这么搞的。如何让你的名牌香水性感得令人晕眩？伊夫·圣·洛朗的妙招是打异国情调的东方主义牌：给香水取名“鸦片”，广告画上是显然吸毒吸得五迷三道的女模特。

        西方剥削东方的历史深嵌入这类促销伎俩，我们至今仍深受其害。时尚与时装秀们怎么可能避开此语境呢？装瞎视而不见是一妙招。据说是受了中国影响的约翰·加里亚诺的设计布满阿斯特厅（Astor Court）。它们对“中国元素”的滥用是如此创造力超群：这些是世所不存的全新人种的衣服。

一个八世纪的唐代银镜被放在一条1924年简奴·朗万设计的黑色丝裙旁边。

        另一可能性是显示对本源文化的尊重，在此展中，意味着在“时尚加艺术”的平衡中比较严肃地对待艺术。博尔顿先生的眼力相当精明敏锐，做了一些似乎不言自明的对照陈设。比如，将一个八世纪的唐代银镜放在一条1924年简奴·朗万（Jeanne Lanvin）设计的黑色丝裙旁边，因此裙子上有个银线和珍珠构成的类似形状的图案。另一个例子，他将中国设计师郭培2007年设计的金光灿烂晚礼服放在一展厅中央，供周围一圈佛像朝拜。

中国设计师郭培2007年设计的金光灿烂晚礼服被放在展厅中央，供周围一圈佛像朝拜。

        此礼服与佛教艺术仅有的形式上的关联是其叶状裙线与褶边，似乎呼应佛的莲花宝座。但如果你细想想，可能还有其他相关理念，为何这光辉灿烂而空洞无物的当代全球影像出现于佛像之间？有许多想法可谈。时尚，如同艺术，的确是可被一同思考的。

        当然时尚也可以喧宾夺主，比如在相邻的高顶佛教艺术大厅里。此厅包括一个宏伟的十四世纪佛教壁画，神仙们着盛装，本身就是视觉盛宴。但摆在它面前遮住人们视线的，却是个由白色塑料管制成、极似垃圾堆的“竹林”，里面站了几个假模特，穿着据说是从中国武侠装束得到灵感的2015年的功夫时装。

        陈腐的刻板印象阴魂不散；艺术被贬抑为时尚摄影中的道具。这个展览在大都会博物馆拉近时尚与艺术距离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这两个领域的区别也的确，被明目张胆地强调出来。

        【作者简介】霍兰德·科特系《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家，2009年获普利策奖。199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印度佛教艺术硕士，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印度艺术、伊斯兰艺术课程。本文由霍兰德·科特授权澎湃使用。 本文原题为《在“中国：镜花水月”展览，东方文化遭遇西方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