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雷颐对谈：10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很多见解比今天高明

        6月7日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的新书《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首发沙龙在北京单向街举办。

        活动当日，雷颐与学者、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展开对谈。现场座无虚席，不少读者踮起脚尖拍照。主持人拿活动的主题“孤寂百年——重寻我们心灵史上的十二星辰”开玩笑，“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我们讨论的不是马尔克斯也不是星座，而是很正式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

        雷颐与刘瑜就书中提到的十二位知识分子进行了讨论，雷颐介绍了这些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刘瑜则关注这十二人探讨的社会问题，她表示读该书常常让她有昨日重现之感——这些问题还是中国当下知识分子在讨论的问题。

        在雷颐看来，书中的十二位知识分子容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燕树棠、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瞿秋白、冯英子，犹如历史星河中的寂寥星辰。

晚清民国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事实上，雷颐书中提到的这十二位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串联起了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至一九四九之后沧桑巨变的百年。他们涉及的问题重大、繁多，从师夷长技，德先生与赛先生，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科玄之争到民主与专政，治学与问政，为传统与现代接榫。雷颐表示，明灭浮沉之间，这些知识分子所展现的是晚清民国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抗争奋斗史，是苦苦寻觅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与家国前路的探索史。

        59岁的雷颐经历丰富，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他长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历史的裂缝》等书。雷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研究撰写了《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一书。

        “这本书是我长期研究的集大成的扩展。”作为历史学者，雷颐介绍他一直对这些人感兴趣，刚好又看到一些人物的材料，甚至和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后代有接触，就写了该书。

        雷颐在导论中从知识分子的起源开始，介绍了该书中采用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即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更有独立精神、强烈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或知识人。

        尽管选择的人物迥异，但背后的问题意识却是一致的。“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们从何而来？到哪里去？”在雷颐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提出“中体西用”到声张民主与科学、激烈反传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我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年头，最早是上世纪80年代研究洋务运动，其中接触过容闳，只知道他是中国现代留学之父。后来又研究了梁启超。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胡适、丁文江、傅斯年、张申府、闻一多、陈翰笙。”雷颐介绍。

        “我突然觉得我们都低估了容闳。”雷颐在书中介绍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就是容闳，他称其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雷颐在书中介绍，在中国近代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人们的目光长期“聚焦”于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慈禧、袁世凯、孙中山等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在他看来，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而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

        学界一直将容闳视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在雷颐看来，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教育领域。而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容闳早年留学美国，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后就关注中国发展。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容闳一生与各个派系接触。先与太平天国的干王联系，发现自己的主张不能实现便离开；他积极地参加洋务运动，推动官派留学。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他又觉得洋务运动有很多问题，他自己的很多观点和设想都没有实现。他觉得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开始支持维新派。维新失败，他被通缉镇压，逃到上海。

        此后，他觉得中国得进行革命。他为孙中山介绍了美国的军事家，帮助孙中山筹款。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久，容闳去世。“他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哪种力量能够实现理想，他就加入推动事业的发展，但又决不依附于它。他是中国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人物。”雷颐总结道。

        书中提到的第二位知识分子是梁启超。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颇多，雷颐选取“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变”的角度来写。雷颐认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国家观念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是身份制的国家观，国家相当于大家，皇帝相当于父亲，儒学讲的皇帝必须是慈父，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子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接受了契约制国家观才有公民意识。梁启超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权力的观点引入中国，并提出儒家的仁政和现代的民主、法制、立宪之间的关系。梁启超认为仁政还是说要当好皇帝，权力还是在皇帝这儿。西方现代的民主政治强调的则不一样。

        “梁启超说中国人都很有奴性，要改造国民性。大家认为五四反传统，实际上五四的重要话题都是从戊戌开始的。”雷颐介绍，一般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纲领性话题。但在他看来，1912年初，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宋教仁就提出了类似观点。“宋教仁当时就意识到只能用人道主义来解皇权专制之毒，科学来解迷信之毒。他提出了人道主义和科学，与五四提出来的民主和科学很像。所以我说五四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它的翻版。”雷颐介绍。

        昨日重现：同样的争论在百年之后复活了

        “我看这个书的过程中，经常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因为这本书里面牵涉到的很多争论，在今天都能得到回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样的争论在百年之后复活了。”刘瑜如此介绍她的读后感。

        她介绍，书里讲到1920年代的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的斗争，让她想起了方舟子。“书里面有很多的争论，真的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觉得一百年后，我们重新回到了认识的原点上，重新讨论这些问题。”刘瑜表示。

        “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觉得他们很多的见识比现在还要高明。”刘瑜认为，从梁启超对不少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意识到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超越梁启超那个时候的观点。“这让我们有一点沮丧，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在百年前，同样的问题已经被争论过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但百年之后，我们回到了原点上。”刘瑜在对谈中提到。

        刘瑜介绍，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非常软弱，虽然有好的观点，但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没有办法把主张转化为实现。知识分子没有掌握权力，因此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她举《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一书中的知识分子为例，“这本书的每个故事都有这方面的情节，比较悲剧的像容闳。”刘瑜认为，容闳的悲剧在于无论有什么样的理想、理念，他在不同的时代，始终不得不寻找到当权者去合作。哪怕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到李鸿章、张之洞、康梁、光绪，包括到后来的孙中山。如果掌握枪杆子的人不听他的，他也没有办法。他的人生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刘瑜进一步表示，“书里写到的蒋廷黻、丁文江，他们之所以在上世纪30年代主张新独裁，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我说什么都没用。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刘瑜强调，虽然很多人说知识分子只会说理，显得很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坚持这种天真幼稚，坚持这种迂腐和书生意气，这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

        刘瑜最后总结，“我们不应高估知识分子的力量。如果回顾20世纪的历史，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要么是极端的自负，要么是极端的自卑。这种极端的自负和自卑都是对知识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毕竟社会的变革一定是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构，知识分子不能一言兴天下，也不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识分子理性的力量，还需要政治家的智识，需要商业和市场的力量等等。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一百年前的中国文盲率是90%，现在中国的识字率是95%，中国还有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全球化。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使我觉得如果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改革的契机，我相信应该比一百年前的命运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于今天的中国不是太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