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代汉：是革命，还是禅让？

易代鼎革的几种方式

        夏商以降，易代鼎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两种，即清人赵翼所说的：“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所谓的“征诛”，说白了就是革命，从先秦社会的汤武革命到现代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不釆取这一方式。至于禅让，上古有尧舜禅让的传说，但或为乌有。三代之前，国家还未形成，所谓的尧舜禅让大概也就是部落联盟中的军事民主制。顾颉刚先生认为：“自从墨家倡导了尚贤之说，主张君位应为禅让制，托之于尧、舜，这学说一时很风行，连主张贵族政治的儒家也接受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2页）至汉代，经过汉儒的大力弘扬，尧舜禅让说大为盛行，成了儒学推崇服膺的故事。然而，据《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记载，上古并无禅让之制，舜囚禁尧而夺其位，晚年又被禹流放，采用的亦是暴力手段。自顾颉刚“疑古说”创立后，连尧舜禹是否真有其人都成了问题。总之，由于年代久远及史料匮乏，上古社会究竟有无禅让已无从考证。即使有，也不过是原始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但汉儒对尧舜禅让说心向神往。在他们心目中，连汤武革命都成了“逆取”，而惟有尧舜禅让才是顺应天命之举。

        降及战国，尧舜禅让说十分盛行，燕王哙将君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在齐国的武力干涉下，燕国的禅让很快就失败了。在秦国，“秦孝公行之（商鞅之法）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战国策·秦一》）惠王恨己王位将不保，遂将商鞅车裂于市。与之同时代的魏惠王也曾有让国于惠施的打算。《吕氏春秋·不屈篇》臷:“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魏惠王传国是否出于真心，还是在试探惠施有无政治野心，因无史料记载，我们无从得知。总之，由于惠施辞让，遂使魏国的禅让胎死腹中。西汉末年，不断有人制造舆论，声言汉朝火德已衰，应由土德取代。王莽即利用禅让与五德相生、谶纬说践位称帝，建立新朝。其实，王莽代汉倒是对上古社会禅让制的一次实践，但由于西汉刘姓王朝的复辟势力强大，加之王莽改制失当，民怨沸腾，遂使这次“禅让”终成泡影。光武中兴，不承认新莽政权的合法性，将其斥为僭伪。可见，虽然以天下为公的尚贤理论——禅让说在战国、汉代社会流行甚广，但实践的结果却屡屡失败。

        公元220年，曹魏代汉是中古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让”，具有里程碑式及划时代的意义。赵翼评论曰：“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廿二史札记·禅代》）曹魏代汉后，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北宋十数个政权，皆以禅代方式完成易代更祚。然而，传统的儒学纲纪伦理将中古禅代视为“假禅让为攘夺”。所谓的“攘夺”，在世俗观念看来即是篡位的代名词。而“篡位”名称的本身即带有严重的贬斥。《尔雅·释古》对“篡” 的解释是“盗位曰篡”，“盗位”即是对帝位的非法据有。史家对于权臣禅代所用的都是奸雄、篡逆、窃权、窃国、挟天子以售其奸之类带有强烈道德判断的用词。如此一来，中国帝制社会这一易代鼎革的重要范式——禅代，特别是汉魏禅代，长期以来就未受到学人足够的关注和重视。顾颉刚所撰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辟有《曹丕受禅》一节，但主要叙述曹丕受禅前群臣轮番劝进时曹丕的揖让虚文。日本学者宫川尚志所撰的《六朝史研究》中的《禅让及其王朝革命的研究》仅对魏晋南北朝的禅代现象作了简单串联。

        杨权先生的《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颇多创新，提出了“汉为火德”的三版说，认为“汉家尧后”产生于昭帝时期，东汉“始正火德”为“始循西汉之制”，基本上厘清了“五德终始”说与两汉政治的关联。该书还以一定篇幅研究了曹魏在受汉禅的过程中利用五德终始说和谶纬神学来制造理论的问题。又认为“汉魏禅让几乎就是二百年前汉新禅让的翻版，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有很多相同点……在禅让发生之前，舆论都对土火相乘的必然性做了充分宣扬，而且谶纬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335页）。但是，无论是顾颉刚先生、还是其他学者，都只是把曹魏受禅当作汉代政治的“余绪”来看待，而没有对事件的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做更深一层的考察。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对曹魏如何代汉的方式上仍有不同的看法，如徐冲所撰的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将汉魏禅代称之为汉魏革命。徐冲在其论文的一开始就对“汉魏革命”作出界定:“本论文以汉魏革命为研究对象，那么，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何谓‘汉魏革命’？汉延康元年（220），在经过一系列祥瑞、劝进与辞让之后，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之禅让，改元黄初，正式建立曹魏王朝，是作为一次历史事件的汉魏革命。而这一历史事件之所以能够成立，乃是以曹操为首的政治势力在东汉末年天下乱局之中，控制汉献帝，逐一扫灭群雄，统一大半中国的结果。”（《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页）赵翼说，易代鼎革的方式“只有征诛、禅让二局”。曹魏代汉究属是“征诛”，还是“禅让”，抑或是上述两种方式之外的“禅代”，徐氏都回避不言，而以“革命”而代之。“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喻指用“征诛”的方式来改朝换代。可见，这个字眼的语义，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如按徐氏见解，曹魏代汉和汤武革命、刘邦灭秦、明清鼎革又有何区别呢？这种定义上的不明确，极易造成革命与禅代这两种截然不同易代更祚方式上的歧义。

        笔者曾撰《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撰书过程中，又对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汉魏受禅台、许昌曹魏故城汉献帝庙《受禅碑》与《上尊号碑》等遗迹进行考察，试图通过实物资料反映禅代政治的真实性，以补益理论研究。《受禅碑》与《上尊号碑》又称“三绝碑”，内容为魏文武大臣奏请曹丕代汉称帝事。奏章称道“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敬天命以固请”。汉献帝让位，曹丕代汉乃天命所归。奏章前后列公侯臣等四十六人职名。两碑均系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即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此碑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汉魏鼎革的里程碑，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存于许昌市西南十七公里处的繁城镇汉献帝庙内。

曹魏代汉是帝制社会禅让政治的开端

        选取汉魏禅代为个案，极具示范典型意义。中古禅代政治成功的圭臬不仅自它而始，且其中诸多政治策略皆为后继者所效仿与趋步。

        汉魏禅代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礼仪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政治文化工程。虽然汉魏禅代的主角是曹丕，但是整个事件却是曹操奠基、曹丕受禅与曹睿完善三个阶段的组合，它们前后照应、相辅相承，三曹在不同阶段的举措，对禅代的发生、发展、完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单纯囿于某一个阶段的研究，不利于对汉魏禅代进行纵向的全程考察。其中，对曹睿祖舜、四重祖宗配祭模式，及其郊祀礼仪制的改革、正朔服色的改易等问题，除古人间有零星论及外，今人涉足者寥若晨星。其实，曹丕代汉称帝后，汉魏禅代并未终结。两汉统治四百余年，遗泽流传，绵绵不绝。曹魏得国享祚尚浅，天下不乏眷恋汉室的思潮。因此巩固新基，绝非易事。曹魏代汉后，魏文、明二帝在充分把握汉荫厚远、儒学深植的基础上，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地移运汉鼎，转换国祚后，又不遗余力地对曹魏王朝加以合法化、正统化包装。

        事实上，曹魏葬山阳（即汉献帝）、改正朔、推三统、定五德、易服色、祖虞舜、更郊礼等活动仪式，包括笼络汉之元老耆宿，在性质上都是受禅的配套举措，而它们均实施于曹睿时期。因此，研究汉魏禅代这一政治事件若仅仅停留在考察曹丕，或者曹操与曹丕时期的举措，都谈不上完整；只有把曹操、曹丕、曹睿三个阶段的活动都纳入考察范围，事件的因果关系与整体面貌才会清楚地显现出来。

        另需注意的是，处于三国鼎立政治局面之下的汉魏禅代，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内政问题，而是受到蜀、吴两国在外部的牵制。曹氏代汉的成功对蜀汉立国、三分归晋及南北朝隋唐历史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蜀汉建国、三分归一虽然操作与实现的形式上与汉魏禅代大相径庭，但背后依然有一条耐人寻味的禅让隐线（参阅《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65-71页）。至于其后南北朝之禅代，显然血腥大于礼让，其模式和仪制亦间有损益，但主体仍是因循汉魏故事。可见，曹氏代汉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实有划时代的意义。简单地将其斥为“假禅让为攘夺”，实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

        曹魏代汉并不等同于上古时期的尧舜禅让，汉魏禅代是中国古代帝制时代禅让政治的开端，自此，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各朝因袭其制，经久不衰。我们可以把曹魏代汉看成为中国古代禅让政治的分界岭，之前是传说中的原始禅让政治，之后是帝制社会的禅让政治。原始禅让制与帝制时代的禅让制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部落联盟时代的原始民主选举制度，后者是皇权专制体制内的易代更祚，其采用的是权臣逼宫、君位让贤的形式，使政权在易姓之间和平过渡，平稳交接，故赵翼名之曰“禅代”。其实，“禅代”更像是“禅让”和“征诛”的混合体。这是因为，历朝受禅者或其祖、父辈在稳定本政权内部秩序的同时，还需建立赫赫武功，以制造“解民倒悬”、“天下归心”的政治声势，来推动禅代的前进。故而，“征诛”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征诛的对象是其他的割据势力，不是旧王朝罢了。

        禅让与禅代之间的区别，至少有三点：“第一，上古禅代，如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是在‘公天下’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的相禅；中古禅代，是在‘家天下’的前提下，王朝与王朝之间的相禅。第二，上古禅让，是以‘禅’而让，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古禅代，是以‘禅’而代，即假禅让之式，完成此姓与彼姓之间的君臣易位。第三，上古禅让是前者施于后者，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如尧禅位于舜；中古禅代是后者施于前者，后者主动，前者被动，如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35页注）因此汉魏禅代并不是古典式的禅让，而是被温情脉脉的“让贤”外衣包裹起来的冷酷逼宫，带有暴力的倾向。正如赵翼所言：“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札记·禅代》）

        基于此，历代史家对此事诟病多于褒扬。但笔者却有不同看法，理由是汉魏禅代是中古时期禅让制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且该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赵翼曾有言：“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廿二史札记·禅代》）据统计，继汉魏禅代之后，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北宋共有十三个王朝是以禅代方式完成易代更祚的。加上之前的王莽代汉，禅代政治已成为王朝鼎革的重要范式。

        但是，这一史实并未为“文革”前的学界所认同。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关农民起义的研究曾作为五朵金花之一而风靡全国。但是中国古代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人。应该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禅代完成易姓更祚者更为常见。帝制社会共有两千年左右历史，但从新莽代汉（公元9年）开始至赵宋代后周（公元960年），几乎皆以禅代之范式完成鼎革，时间竟长达九百余年。不仅如此，汉魏禅代甚至对辛亥革命亦有巨大影响。其实，将辛亥革命定位为“革命”，并不十分妥帖，因为真正爆发革命的就是武昌这一弹丸之地，而后，虽有南方各省群起响应，宣布独立，但诸省督抚皆为清廷官员，且北方各省并未易帜。清政府命北洋军攻打武汉，民军仓促乌合，势单力薄，无力抵抗，武汉三镇岌岌可危，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只得与袁世凯妥协，冀图藉袁世凯的力量逼迫清帝逊位。袁世凯在与革命党议和后，即效法曹操父子逼宫，胁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清皇室优待条件，代表溥仪颁布《清帝逊位诏书》，禅位于中华民国。可见，孙中山、袁世凯此举乃仿效汉魏故事，以禅代的模式终结清帝国的统治。

为何禅代比革命值得肯定？        

        为何汉魏禅代这一更祚鼎革的范式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呢？因为它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政权在异姓之间的转移，既避免了宫廷政变的刀光剑影，也避免了战场征诛的尸横遍野。与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少数民族入侵的不同之处是，禅代比较契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且社会付出的代价较少。至少，它将血腥杀戮及战争导致的天下黎民死伤大大降低了。禅代通常以前朝帝王一姓一族的权力终结——这种古代社会的最低成本，来换取政权的平稳交接。而且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造成大规模的生灵涂炭。

        例如陈桥兵变，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几乎兵不血刃。《宋史·太祖本纪》载：“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尓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皆载拜，肃队以入。”在赵匡胤严肃的军纪约束下，三军将士进入开封，不掳不抢，不妄杀一人，士庶安宁，市肆照常营业，一如平常。后周恭帝逊位，赵匡胤登极，北宋建立，在社会安定、不扰民生的状态下进行了周宋禅代。

        而以征诛，即用革命的方式来夺取天下，社会就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和成本。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史书虽未言明此次战争的规模及双方参战的军队人数，但导致的死亡却是“血流漂杵”。明清鼎革与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死亡的人口更是多得惊人，据史家统计，清初人口较明代大幅度减少，比明代鼎盛时期要少三千多万。清代乾隆时，中国人口已达四亿多，然咸同时期爆发大规模的太平天国与捻军等农民起义，虽然历时仅十余年，但人口损失之惨重，令人瞠目结舌，同治中兴，人口仅三亿多。江南很多地区的村社，已成为废墟，人户灭绝。在湘军与太平军长期拉锯作战的安徽省，几乎赤地千里，荒无人烟。其时，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文化被严重摧残。之后，几乎要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调整，社会经济才能逐步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总之，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擅长破旧，而不擅长立新。

        清代大史学家赵翼、钱大昕曾不约而同地关注一个重要历史命题——禅代。赵的贡献在于，跳出易代非“禅让”即“征诛”的旧识，首次把“禅代”作为中古时期的重要鼎革类型来审视；钱的卓识在于，以仁爱民本之心考察“禅让”与“征诛”两种更迭方式的社会成本。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十六《与邱草心书》云：

        汉明之于唐宋，相去直伯仲间耳，何得正不得正之别哉！孔子言“虽百世可知”，盖主三纲五常而言，至于易姓改物，变态非一端，圣人故不能预知，要亦不外此两种窠臼。圣人虽恶曹马之妄学舜禹，断不喜张献忠、李自成之妄学汤武也。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吾恐征诛之惨，更甚于禅让，故不可以不辨。

        钱氏所云确为中的之论。中国古代易代鼎革不外乎征诛、禅让两种窠臼。尽管“易姓改物，变态非一端”，采用何种方式易朝换代，是很难让世人做出选择的。所谓“曹马”称帝不正，实乃纲常伦纪之言。圣人虽然厌恶曹马打着舜禹的招牌，施行禅让，但亦“断不喜张献忠、李自成之妄学汤武也”。钱大昕所云的“张献忠、李自成妄学汤武”，是指张、李领导的农民军在明清易代之际大肆杀戮，特别是张献忠屠蜀更是惨绝人寰，以致“征诛之惨，更甚于禅让”。钱氏通过抨击张、李妄学汤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汉魏、魏晋禅代给予肯定。

        王朝的正僭问题，即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向来是统治者甚为关注的。在征诛与禅代两种易代方式交替使用的帝制社会，明代士大夫因太祖朱元璋起自淮右布衣，凭武力定天下，故较为推崇“征诛”，钱氏亦予以驳斥：

        读所作“周因于殷礼”二句题文，后大结有“后世得天下必以征诛为正”之语，此本诸宜兴储中子文，仆初亦甚以为然，今乃知其不可为训。殆明时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驾乎唐宋开创诸君之上，固有是论，储氏习闻而不加察尔。……唐虞得舜禹而行禅让，殷周遇桀纣而行征诛，当时皆知其非富天下，故不特舜禹为圣人，即汤武亦不可谓之非圣人也。自秦人废封建为郡县，遂以天下为天子私有，竭四海以奉一人，尽改古昔淳朴之俗，欲为子孙万世之利。迨其后嗣不肖，天怒人怨，豪杰之士承其乱而攘取之，其起于编户者，则托“征诛”之名，其托权臣者，则托“禅让”之名，要其初皆因利乘便，尚诈力而远仁义，非有除暴安民之心也。其传世短促者姑置勿论，若汉唐宋明，开国以后，规模整肃，粲然可观，虽无濬哲钦明之德，实有安民和众之功，则推之为三代之下之贤君可也，奚必较量其起事之正否而上下其手乎？（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十六《与邱草心书》）

        钱氏起初对“得天下必以征诛为正”的观点是认同的。而后，经过分析检讨，察出这是“明时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驾乎唐宋开创诸君之上，固有是论”。钱氏认为舜禹汤武都是圣人，而不能因他们行禅让，还是行征诛而有所是非厚薄。得天下者无论是起于底层的“编户”庶民，釆用征诛的方式，还是权臣“托禅让之名”，攘夺政权，只要统治者在“开国之后”，有“安民和众之功”，便是“贤君”，何必要斤斤计较“其起事之正否”。自曹操被世人视为“汉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为形容野心家的代名词后，禅代即被世人目为篡位，生活在纲常伦纪、程朱理学浸淫的清代社会，钱大昕能为“禅代”和“曹马”正名，是颇为不易的。

        由于禅代是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来更替政权，故对社会的震动要小得多，社会的元气和民众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容易复苏。如曹魏代汉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为西晋统一奠定了基础。西晋代魏、刘宋代晋后，不久即出现了太康之治、元嘉之治。禅代政权一般都能稳定地维持数十至数百年，如两宋国祚长达三百余年，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正如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云：“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版）这一结果也是儒家民本思想与仁政精神所汲汲追求的。正因为禅代政治的和谐取向，才被视为“故事”，为后世踵袭和完善，遂成为封建王朝更迭的重要形态。

        （本文载2015年6月6日《上海书评》，原标题《禅代与禅让》，现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