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外孙说“高陶事件”：外祖父如何冒死逃离日汪集团

【编者按】

1940年，日本欲以诱降手段结束侵略战事，与汪精卫签署“汪日密约”。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参与筹组汪伪政权及与日本的“和平”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脱离汪组织，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在《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及其附件。

2015年4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沈宁所著《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作者沈宁，系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在这本书中，沈宁讲述了抗战时期沈氏家族的故事，其中即有《外祖父：冒死逃离日汪集团》一篇，即“高陶事件”。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刊发此文。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日汪谈判：汪精卫“我签了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

一九三九年秋天，汪精卫带领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几人，自重庆出走，经过河内，到达上海，试图与日方举行和平谈判，尽快结束中日战争。我的外祖父跟随汪精卫离开重庆，但是滞留香港多时，犹豫不决，可最后终于经不住汪精卫多次要求，也到了上海，参加中日谈判。

战争初期，日本军阀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开战一年多之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日益顽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完全落空，于是日本政府改变策略，采取诱和攻势。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发表声明，试探与中国和谈的可能性，均遭到蒋委员长的严辞拒绝。可是汪精卫认为，不应放弃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机会。于是日本陆军大佐影佐祯昭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接触，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宁密赴东京，与日本高级官员会晤，铺平了汪日上海会谈的道路。这个影佐祯昭在日本侵华初期任驻华使馆武官，后升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升为少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日本与汪精卫的谈判，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正式开始。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犬养健、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等，汪方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汪精卫本人并不出席日常谈判。那时我的外祖父还滞留香港，直至将近年底，他才到上海，补为汪方谈判人员。谈判会议上，日方分发《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条讨论。由于草案条款广泛苛刻，远不同于以前双方协议以及近卫声明的宗旨，汪方代表颇感意外，在自己的讨论会议中，曾经屡次发生争论，外祖父几乎每次会议都对日方条件提出激烈批评。

汪日双方十天开了七次会，并有多次会外私下商谈，日方毫不让步，以为已经吃定汪方，不论同意与否，汪方只能接受所有条件。后来谈判地点改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继续，日方仍坚持强硬立场，软硬兼施，胁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条款，并要求在年底签约。外祖父数次提出，因为身体不适，请求退出会议谈判，都被汪精卫婉言留住了。

外祖父自港抵沪之后，最初住在虹口，两三日后与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起，从虹口搬到沪西愚园路。当时上海沪西，是公共租界区域，日军占领之后，派宪兵戒备，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来这里执行警务，成了日本的地盘。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楼房不多，但都很讲究，其中之一为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巷内左侧是汪公馆，右侧是陈公博公馆。弄底三栋楼房，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祖父。弄堂口是日本宪兵队办公室，一方面保护汪方谈判要员，一方面也软禁这几人。

住在愚园路的那些日子，因为是单身，外祖父每天早上到汪公馆用餐。日方把他们的纲要交给汪方那天，早点完毕，汪夫人陈璧君留外祖父谈话，要外祖父把纲要一条一条详细解释给她听。次日早餐，陈璧君告诉外祖父，她把外祖父的解释转告汪先生，她一面讲，汪先生一面流泪。汪先生听完后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这文件说不上是卖国契，中国是我卖不了的。我签了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而已。他们夫妇商量，搬出愚园路，到法租界去，然后发表一个声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动，立刻转往法国。

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影佐祯昭立刻来见汪精卫。汪精卫直接讲明自己的想法，汪精卫说一句，影佐在本子上记一句，记到最后，影佐两行眼泪滴落在本子上。待汪精卫讲完，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然后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首相，请求他出面干涉。那天法租界真的出动二百名巡捕，准备保护汪精卫迁居。但汪精卫没有搬家，而是继续留在愚园路。他召集所有代表们开会，说明他与影佐的那次谈话，还专门提到影佐流泪。他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外祖父很不以为然，告诉汪精卫，影佐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但汪精卫相信了日本人，外祖父便晓得大势已去。于是他写信去香港，要家人来上海团聚，可以把他从愚园路搬出来，躲开汪精卫周佛海的眼皮。外祖母一家到了上海，在环龙路租了房子，外祖父搬来，有了一点自由空间。

汪日之间除《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外，还有《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那些文件的条件非常苛刻，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国地域，从黑龙江直到海南岛。日本所要掠夺的中国物资，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都要让日本持有或控制，日本军阀是要吞并中国，灭亡中国，中日之间断无和平可言。

而且在跟影佐机关的谈判中，外祖父也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还不仅仅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内蒙、新疆、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或决定于日军控制中国的方式与压迫剥削的程度，更在于日本与苏俄一起瓜分中国的图谋。日本预计，以潼关为西面界线划分中国，拿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做饵，骗取苏俄合作，瓜分中国。于是外祖父有了逃离上海，脱离汪精卫的念头。

陶希圣、高宗武，秘密决定逃离上海

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新星，高宗武本来跟周佛海一起策划，最早把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想法提交给日本方面。但从跟随汪精卫到了上海以后，高宗武与周佛海就是否需要到南京建立新政权，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周佛海对汪精卫的影响，高宗武便开始被疏远起来，很多重大事件也不再找他商量。因此高宗武就有了退出的想法，对“和平运动”也不再热心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人们还在热烈庆贺耶稣圣诞之中。汪精卫召集汪方全体人员，听取谈判报告，审查全部文件，然后宣布谈判结束，全部接受日方条件，定在十二月三十日签字。外祖父立刻明白了，如果他不签字，只有死在上海。但如果他在日汪密约上签字，就做了卖国的汉奸，比死更可怕。

回到家里，外祖父闷声不响，垂头丧气。下午三点多钟，高宗武突然到外祖父家来，两人关了门密谈。外祖父告诉高宗武：我听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宗武说：我们走了吧。外祖父说：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靠得住，能帮忙接应。高宗武说：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外祖父说：我想最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我跟他有一面之交，估计他会伸援手。高宗武说：杜先生也在香港，我这就去办。外祖父说：小心，小心。然后高宗武匆匆告辞，茶也没有喝。

当时中国还有些人，对日本人仍然抱有幻想，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并没有完全灭亡中国的意图。如果高宗武和外祖父两人，把日汪密约公布于世，天下人便都看明白了日本完全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那么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会更坚强，国际上也会更加支持中国抗战。外祖父想，如果他们这样做，能对国人敲响警钟，唤起警觉，也算悬崖峭壁，将功补过，却不知能不能抵销脱离重庆政府的罪过。但当时情势，外祖父顾不得考虑日后被重庆政府如何处置，他只想逃出上海，逃离在日汪密约上签字的危机。

第二天外祖父开始称病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去愚园路开会。汪精卫不放心，派了两个医生来家里，给外祖父检查身体。他们查不出具体的毛病，但看到外祖父确实精神萎靡，报告汪精卫，允许外祖父在家多休养几天。十二月三十日双方签署密约，外祖父没有到场，所以没有签字。一月一日元旦，外祖父必须到愚园路去，沿家拜年。外祖父到汪府，进门刚坐下，陈璧君就要他补签密约。外祖父说：我是抱病拜年而已，这几日头痛得很，笔也拿不住，最好现在不看文件，不谈公务。陈璧君不答应，幸亏汪精卫刚好下楼来，见到外祖父说：此刻不必勉强，过几日病好了再补不妨。这算是救了外祖父，否则他只有当场自尽。

外祖父回家后，派母亲出门，单身一个，摆脱七十六号特务的跟踪监视，跑到高宗武家，递交一信，说明自己必须立刻脱离上海的决心，已经与香港杜月笙联络过了。高宗武请母亲带回复信，说明他将立刻着手，对日汪密约照相，以备带到香港，公诸于报端。

一九四〇年元旦前后几日，外祖父和一家人，在生死线上焦虑徘徊，等待香港通知。那不是一场儿戏，上海由日军占领，戒备森严，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又属汪方高层，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且不说能否出走成功，连事先保密都很难周全。

元月三日外祖父接获香港密报，立刻到南京路华懋饭店，有人接应。外祖父借口看朋友，两手空空，叫日汪派来监视他的车夫送到华懋饭店。当时的华懋饭店，有九层楼房，很气派，正门上面高出两层，有个高高尖顶。没有多少人进出，里里外外的人都是西装革履，昂头挺胸。外祖父下了车，从前门走进去，穿过门厅，走到后门，迅速穿出，飞奔到马路边，坐进街边一部计程汽车，疾驰十六铺码头。

那里早安排好了接应人员，把外祖父领入船舱，紧闭舱门。不多时，轮船起锚，外祖父总算安全逃离上海。到达香港之后，外祖父和高宗武一起，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汪密约全文，向世界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立刻宣布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拨出巨款援助中国军民。

这就是史称的“高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