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之初被冒辟疆婉拒的董小宛，何以成就传奇爱情

        数月前万久富、丁富生主编的《冒辟疆全集》出版，首次完整点校冒襄的诗文著作，全面呈现其生平著述与思想，为学术研究打开方便之门。谈及冒襄，人们自然会想到董小宛，还有那篇著名的《影梅庵忆语》，开创了以爱情为主题的悼亡文学先河。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在《浮生六记（外三种）》的单行本中，将《影梅庵忆语》与《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等作品合并刊行，展现此类文体的发展脉络，足见这篇痛彻心扉的文字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当代作家刘斯奋的《白门柳》和诗人柏桦的《水绘仙侣》都以此为蓝本，从文学的视角演绎着明末清初王朝更迭中的爱情故事。

        尽管文学创作不应脱离基本的史实框架，可作家仍然拥有丰富的想象空间，因此难免产生误读。想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情境，唯有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才能让往昔恢复生命。本文试图从《影梅庵忆语》（后文简称《忆语》）出发，与其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期待厘清一些历史的细节问题。        

        

冒襄与董小宛的相识

        在结识董小宛之前，冒襄已是秦淮旧院的熟客，与李大娘、李湘真、顾媚、范珏等青楼女史交往甚密。青年才俊借助往来南京参加乡试的机会，流连于烟花柳巷之间，实乃明末流行的社会风气。旧院女子出身贫寒，唯有通过声乐、歌舞、戏曲、诗文、书画等才艺的习得，方能获取文人阶层的青睐，并藉此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女性细腻的心理特质，也在她们广泛参与艺术创作的同时，使艺术趣味向精微化的方向发展，迎合着文人阶层的精神需求。

        因此，秦淮旧院是在明末社会机制中形成的特殊文化场域，只是这种方式并非社会发展的良性基因。贫富差距的扩大，朝廷纲纪的失修，导致文人阶层普遍缺乏治国理政的信心，以冒襄、方以智、陈梁为代表的复社成员，也只能在秦淮旧院中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向阉党集团表达内心的愤懑之情。

        崇祯十二年（1639），经方以智介绍，冒襄辗转南京、苏州两地，数次寻访董小宛未果，终在半塘与其相识。董小宛本是江宁人，名隶南京礼部教坊司乐籍，至于徙居吴门的原因，《忆语》给出的理由为“厌薄纷华”。其实半塘位于山塘河中段，连接着虎丘与阊门，自古即为苏州繁华的旅游胜地。如果说她是因为厌倦秦淮的喧嚣而选择迁居半塘，这种解释显然牵强，令人对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产生疑惑。

        此后两年间，董小宛随钱谦益自杭州出发同游黄山、白岳，以至于崇祯十四年（1641）冒襄省亲南岳途经苏州时，都未能见到仍旧滞留黄山的她，却在好友许直的引荐下，与陈圆圆相识，并对其一见倾心。两人甚至誓定芳约，无奈冒襄急需为身处战乱中的父亲奔走陈情，只能将这门亲事暂且放下。可未曾料到，此一去竟成永别，陈圆圆终为豪强劫掠（1642）。

        在纪念董小宛的《忆语》中，冒襄不惜笔墨，以大段篇幅记述他与陈圆圆的感情经历，实属罕见。甚至陈维崧在《妇人集》中，也有如下记载：“如皋冒先生常言：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鬟，难其选也。蕙心纨质，澹秀天然，生平所见，惟圆圆一人耳。”难怪明史学家孟森曾在《心史丛刊》三集《董小宛考》中认定，冒、董相识之初并无深交。

        正当冒襄因陈圆圆被掠而无比悔恨之时，却在夜游虎丘的途中偶遇董小宛。同样遭受劫掠骚扰，董小宛“为势家所惊”，正卧病在床，寝食俱废，冒襄的来访，无疑让她感到温暖，遂产生了以身相许的念头。次日，冒襄辞行，董小宛则靓装鲜衣，登船相随，由浒关至梁溪、毗陵、阳羡、澄江，抵达北固，甚至还在金山上临江起誓：“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

        这无疑是《忆语》中最为感动人心的爱情誓言，后世常以此作为传统女性主动追求自由爱情的例证，然则未能充分考虑董小宛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此时的她，深陷豪强劫掠的恐惧中，且债务缠身，“责逋甚众”，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考量，冒襄的突然出现都足以成为她渴望依靠的港湾。因此，董小宛的言行未必全然出于纯真爱情的驱使，而是在万般艰困中做出的最合理、最正确的选择。因“厌薄纷华”而徙居吴门的真正原因，也许正是为了躲避追债者的责难。

        冒襄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董小宛的心意，相约季夏乡试之后再作商议。董小宛回到苏州，百日茹素，杜门不出，等到试期将近，便孤身买舟自苏州出发，颠沛流离抵达南京，见到刚刚出闱的冒襄，细述“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不免“声色俱凄，求归逾固”。

        八月十五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刘履丁、陈梁、魏学濂、李雯等人与冒襄置酒桃叶渡水阁，青楼女史顾媚、李大娘也在座，大家都为董小宛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赋诗作画表达祝福与鼓励。至此，冒襄对待董小宛的态度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着手尝试为其解决债务缠身的困境，只是他委托刘履丁展开的调停工作未能获得成功。《忆语》以“黄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为”概述了当时的窘迫，寥寥数字，意义甚明。

        《太平广记》载有两篇典故，《柳氏传》中唐代诗人韩翃（字君平）与柳氏相爱，后柳氏被番将沙吒利劫掠，在虞侯许俊的帮助下，韩柳终于团圆；王仙客则是《无双传》中的男主角，与无双相爱，无双因父罪被收入宫中，仙客拜托古姓押衙用计救出，两人遂得团圆。冒襄无疑是在隐射董小宛面临的困境，权势劫掠的压力加上经年累欠的债务，多方势力轮番搅扰，因此无法脱籍。《忆语》以“孤身维谷，难以收拾”形容此时的局面，大有力不从心之叹。幸好虞山宗伯钱谦益得知此事，动用其广泛的社会资源从中斡旋，才最终令董小宛顺利地摆脱困局。        

        家居生活与患难流离

        董小宛初到如皋，并未住进位于集贤里的冒家宅院，而是由冒襄的夫人苏元芳为其置办了一处别院。此间董小宛“却管弦，洗铅华，精学女红”，过了四个月平静安逸的日子，不禁发出“骤出万顷火云，得憩清凉界；回视五载风尘，如梦如狱”的感叹。大约是在崇祯十六年（1643）初夏，她才正式搬进冒家，居住在艳月楼中。《忆语》有云：“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这是以月名楼的最好证明。

        对于董小宛家居生活的细节描述，构成《忆语》中的核心篇章，主要包括侍亲、编书、习字、作画、制香、栽花、饮食等内容，她将早年在旧院中习得的颇具艺术趣味的生活方式带到冒襄身边，令其受用不已。以至于冒襄后来每每想起这段经历，都难以平复内心的伤感。从崇祯十五年（1642）冬到顺治八年（1651）正月间，两人共同生活了八年零两个月。

        这也是他们真正培养出纯美爱情的幸福时光，并最终成为明末清初的一段奇缘，铭记在历史的长卷中。尽管如此，人生境遇永远也无法脱离时代的印记，身处改朝换代的节点中，任何美好的事物都难以避免悲剧的命运。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忆语》中由冒襄凭借深沉的情感营造出的动人气氛，又有多少可以超脱于现实的羁绊？事实上，甲申事变（1644）带来的劫难，终将注定这对神仙眷侣的人生轨迹。

        当亡国之耗传到江南，如皋的形势急转直下，困苦的生活终究激起民变，城内杀人如麻，无奈之中冒襄与董小宛只能侍奉双亲奔走避难。这次的逃难经历最终因盗匪横行而失败，他们在散失了大部分家当与金钱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如皋，时间是五月初五端午节。

        八月中秋，冒襄前往南京，具体原因《忆语》中并未言明，想来定与南明弘光政权有关。南京的局势同样不容乐观，阮大铖大肆搜捕东林、复社成员，侯方域几乎被抓，仓皇出逃；陈贞慧、顾杲、黄宗羲则被逮入锦衣卫的镇抚司。大金吾校尉班首冯本卿以及冒家以前的清客郑廷奇每天劝说冒襄早日离开南京，然而他却在桃叶渡一直住到年末。

        回如皋后，冒襄随即携全家流寓盐官，时在甲申之冬。盐官是冒襄至交死友陈梁的家乡，陈维崧《中宪大夫嵩少冒公墓志铭》云：“时江淮盗贼蜂起，皋邑城外则灶户，而城内则中营，白昼杀人，县门火日夜不绝。公度无可如何，则率家属而依盐官之陈梁以居。陈梁者，公子死友也。”所谓“江淮盗贼”，实为高杰乱军，足见当时逃难的艰辛。

        今天的嘉兴南北湖畔有个董小宛葬花处，《海盐县志》亦有记载。多少年来，一直都是文客骚人的凭吊之地，甚至还有与此相关的诗文传世。如果这个美丽的传说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小宛葬花应当发生于顺治二年（1645）的残春时节。有人认为曹雪芹《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即是董小宛，所依据的证据与此传闻有关。

        是年五月，清兵南下进攻，时局再次危困。冒氏一门在盐官城外的秦溪遭遇清兵，细软衣物洗劫一空，二十多名仆婢被杀，仅八人得以侥幸逃生。冒襄不堪奔命之苦，身患重病，几近僵死，而董小宛则日夜守护，前后共一百五十天。

        《忆语》以极其动情的笔墨记述了这段经历：“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伸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适，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与吁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

        冒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款款深情与感动，将小宛的人格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切身感受到人间真爱的永恒魅力。直到顺治三年（1646），局势稍安，冒襄与董小宛才回到如皋老家，结束了患难流离的生活。

        然而平静的日子尚未来临，冒襄又深陷反清复明的政治漩涡中，至少已经成为清廷怀疑的对象，《忆语》以“谗口铄金”形容当时的处境，危险可见一斑。当时，如皋乡民抗击清兵的起义盟主正是冒襄的表伯李之椿，与王思任、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并称“天崇五才子”，冒襄自然脱不了干系。何况他还经常与参加复明运动的钱谦益、黄毓祺互通声气，以致告讦成风，杀机四伏。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冒襄再一次病倒，直到顺治六年（1649），他的身心都处于极度紧张、虚弱的状态，全靠董小宛的悉心照顾。

        后世常以水绘园作为他们两人共同生活的场所，这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直到顺治九年（1652），水绘园才归冒襄的父亲冒起宗所有，而在涉及董小宛的所有文献中，都未曾指明她与这座私家园林有过确凿的联系。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而结束，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为之赋予美妙动人的意象，成为后人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董小宛的生死之谜

        在冒襄的《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中，明确记载董小宛的死亡时间为“辛卯献岁二日”，即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

        长期以来，有关董小宛之死的争论始终都是文化史上的著名公案，相关论述众多。除却清朝大量涉及此事的诗文、笔记之外，仅就近现代的学者而言就有孟森、陈寅恪、黄侃、王梦阮、赵苕狂、顾启等诸位先生。而历代描写、附会小宛生死之谜的小说、戏曲则更是为破解这一历史谜团设置了重重障碍。翻检这些假说，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病死说”与“劫掠说”。

        主张“病死说”的学者主要是孟森、顾启两位先生。孟森的《董小宛考》以详实的论证，基本否定董小宛被掠入清宫成为董鄂妃的传闻旧说。顾启作为大陆学者中的冒襄研究专家，撰有《关于董小宛的结局》《释“墓门深更阻侯门”——关于董小宛之死》与《再谈董小宛的结局——与董千里先生商榷》等文，收录在《冒襄研究》中。

        这三篇论文在孟森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驳斥了陈寅恪、黄侃、王梦阮的劫掠说，认为小宛绝非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在《冒襄“冰丝”诗笺证——兼谈与陈维崧之交游》一文中，顾启又明确指出世间流传的冒襄诗句“苏州寂寞当还乡”中的“苏州”实为讹误，原诗写作“并州”，遂廓清小宛沦落苏州的可能性。顾启的努力确实对澄清这一历史悬案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然而，仔细阅读《柳如是别传》中的论述，顾启对陈寅恪的反驳又似乎太过耿直。其实陈寅恪早已明确指出董小宛并非董鄂妃，只是他也并不认同董小宛的“病死说”。因为在引用了吴伟业《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的诗句“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之后，陈寅恪论述道：“此绝后半十四字，深可玩味。盖‘侯门’一辞，出云溪友议上‘襄阳杰’条，崔郊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然则小宛虽非董鄂妃，但亦是被北兵劫去。冒氏之称其病死，乃讳饰之言欤？此事数十年来考辨纷纭，于此不必多论，但就《影梅庵忆语》略云……可知辟疆亦暗示小宛非真死，实被劫去也。”只要熟悉《云溪友议》中于頔典故的读者，此时一定能够明白陈寅恪此段论述的内在逻辑，他给出的结论并非毫无根据。

        《柳如是别传》转引的文字位于《忆语》全篇的结尾处，冒襄视之为谶兆，内容为：“三月之杪，余复移寓友沂友云轩。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偕于皇、园次过慰留饮，听小奚管弦度曲。时余归思更切，因限韵各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虑。旋归，则姬固无恙，因间述此相告。姬曰：‘甚异。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匿之幸脱，其人狺狺不休也。’讵知梦真而诗谶咸来先告哉！”陈寅恪据此认定，冒襄详述董小宛梦境的缘由，是在暗示劫掠的事实，或许是因为政治避讳，而只能以死代之。

        其实冒襄在《忆语》中视为谶兆的故事不止一例，还有两处都以隐射离别、劫掠为主旨。我们于此提出疑问，以俟方家教正：

        其一：“客岁（顺治七年，1650）新春二月，即为余抄选全唐五七言绝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读七岁女子‘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之句，为之凄然下泪。至夜，和成八绝，哀声怨响，不堪卒读。余挑灯一见，大为不怿，即夺之焚去，遂失其稿，伤哉，异哉！”董小宛抄写的唐诗名为《送兄》，旨在表达兄妹二人的分离之痛，冒襄所谓的谶语是否即为此意？

        其二：“客春（顺治七年，1650）三月，欲重去盐官，访患难相恤诸友。至邗上，为同社所淹。时余正四十，诸名流咸为赋诗，龚奉常独谱姬始末，成数千言，《帝京篇》《连昌宫》不足比拟。”文中所涉骆宾王《帝京篇》与元稹《连昌宫词》，均有讽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内容。冒襄以这两篇诗文与龚鼎孳撰写的始末作比较，难道是在有意提醒读者回忆董小宛曾经惨遭豪强劫掠而侥幸逃脱的事实吗？

        围绕董小宛生死之谜的讨论，经由历代学者的不断猜想与反驳，至今仍旧迷雾重重。本文无意卷入争论的漩涡，在发现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也只是提出可能存在的疑问罢了。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考量，“病死说”与“劫掠说”的背后其实暗示着远为深刻的哲学命题，即：爱情与生命，到底孰重孰轻？究竟是为了维护纯洁至善的爱情而相信斯人已去，还是为了怜惜玉洁冰清的生命而宁愿痛失爱情，也许每位读者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吧。

        面对历史的想象，我们既要满怀追慕之思，但也不能回避现实的藩篱。佛陀以“爱别离”为人生苦谛，恰似影梅庵中人的悲剧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