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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教授林迈可:日军为何在华北不敌红军
桑美德家书中的林迈可
1941年6月1日,燕京大学女部主任桑美德(Margaret Speer)写信给她在美国的父母说:
我们昨晚有个惊奇,令我现在神志仍没完全恢复过来。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儿子,我们的年轻讲师林迈可,是个有点古怪的书呆子,聪明、害羞、不修边幅、友善,但总有点不自在。他晚饭后来电话说要和文国鼐(按:指桑美德室友Augusta Wagner)讨论些考试的问题……
他进门时,我正在桌子上按了个小几子,站在上面修理电灯泡,没察觉他不是一个人来,只听他开口就说:“效黎和我决定结婚。”我转头见他和我们一位毕业班学生手牵手地站在门框里。我的平衡力大概还不错,没摔下来。看他们那么开心,只能由衷地祝福他们,暗地里却禁不住担心。
李效黎是个非常好的女子,但对迈可那个充满理念和音乐的世界一无所知,而他对她守旧的山西家庭也一无所知。但他们两人显然已考虑了很久,所以我们星期三将要替他们开个宣布订婚的茶会。我也必须马上去信女青年会,本来安排好让她毕业后到那里工作的。
桑美德的家书见于《如钢铁般地坚韧》(Like Good Steel : The China Letters of Margaret Bailey Speer, North China, 1925-1943,1994年出版)。她知人善用,很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器重,但她把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完全估错了。林迈可并不整日沉浸在理念和音乐之中,他头脑极其清醒,显得不自在可能因他在日军控制下的华北偷偷摸摸地协助游击队。
桑美德把林迈可和未婚妻李效黎的文化差异夸大,固然因当时异族婚姻很罕见,令她听到一时手足无措,还因她自己虽然中国朋友很多,却仍然觉得中西鸿沟难以逾越。她到华十年后,1935年有封家信说:“中西间有个巨大的心理藩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我们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直到有机会和西方来的学生或檀香山来的华人交往,才猛然觉悟没有藩篱时,人与人竟可以如此毫无拘束地沟通。叫我质疑花那么多的精力试图逾越这道鸿沟是否划得来。”有趣的是,林迈可到北京不久便逾越了这道鸿沟。
燕大教授林迈可协助红军
林迈可多年后写了本回忆录,1975年在美国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于2003年完整地重刊,书名是《默默无名的战争》(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了中文版,书名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虽然和原著有一点出入,但内涵没变,而且多了些照片。林迈可除提供许多沦陷后华北的细节,谈他在红区的经历外,还分析各方情势,虽不无事后孔明之疑,但因他的视角特殊,颇有参考价值。
林迈可1937年到燕京大学教书途中,恰巧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船,引起他对华北地下游击队的兴趣。他第二年春复活节假期便随一位美联通讯社的记者到冀中去察看。他们带了自行车上火车,到保定后,骑车约两英里就到达红区;暑假则和另一位英籍燕大教授戴德华(George Taylor)到了聂荣臻的五台山司令部。这时他已会说些汉语,和白求恩重逢,发现白求恩只会讲几句如“开饭”等很简单的中国话,完全依赖翻译员。为了让伤兵不必长途跋涉,白求恩把所有的医药器材减缩到两只骡子可背得动的包裹,以便到前线替伤兵开刀。
林迈可见游击队在物质极端短缺的情况下英勇抗日,很受感动,觉得自己也须挺身仗义支持,便和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利用英美侨民不必搜身的便利,替游击队买医药和电讯零件。他请他的学生李效黎帮他把医药贴上中文标签,两人因而相熟,常留她一起听音乐唱片,进而相爱。1939年他和教数学的赖朴吾(Ralph Lapwood)连同燕大发电厂的技术工人肖再田以及一位燕大学生赵明,四人假装庆祝中秋到西山野餐,辗转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见朱德。林迈可说朱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亲和力,让没受过多少教育常自惭形秽的肖再田在他面前谈笑自如 。
1939年9月,朱德在同林迈可交谈。他说沦陷区和重庆间的交通从未断绝,林迈可从北平坐火车到郑州,步行二十英里便到达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邮局也照常运作,好比这是另一场内战而已,北平寄到重庆的信六个星期内亦收得到。他1940年有几个月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当新闻参事,说日军因不愿得罪英美,轰炸重庆时很留心,敌机飞离基地一小时后才到达重庆上空,一般民众早就听到警报疏散了,英使馆的人员则优哉游哉地坐在花园的防空洞前看书或下棋,看到飞机才躲进去。美国大使馆隔了一条江更安全了,隔岸观火,有些人度蜜月居然特地跑到美国大使馆看烟火。林迈可说英使馆的人大都聪明勤奋,但官僚气甚重,工作效率大不如中共。
他1940年秋重回燕大。1941年末,大家预料美日战争一触即发,司徒雷登计划把燕大迁往成都,叫林迈可开会问哪一些外籍教师愿意经晋察冀边区到后方去,但几乎没人肯去。生物系的博爱理(Alice Boring)说她有一次冬天到了西山,真冷,早上茶壶里的水都结了冰,大家都估计美国数月内便可击败日本,在乡下受罪不如在集中营蹲几个月。愿意走的只有物理系的班维廉(William Band)夫妇以及新闻系的罗文达(Rudolf Lowenthal)。
林迈可在抗战后方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迈可收听到德语广播说美日已开战,司徒雷登恰好不在校,林迈可便和妻子把皮箱塞满收音机零件,开司徒雷登的车接了班维廉夫妇一起直奔西山,罗文达因在授课没联络上。他们在温泉附近弃了车,徒步到平西根据地。次年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派林迈可和班维廉做通讯组的技术顾问并训练机务人员。他协助军区重建了传播系统,没有电源只好靠手摇发电,李效黎则开班教英文,因用简单英文发电讯比中文省事多了。他们的大女儿在晋察冀军区逃难时出生。
聂荣臻将军出席部队大会。林迈可 摄据林迈可看,红军的作战组织有许多缺点,如执迷教条、部属怯于纠正长官等;但供给系统是无懈可击的。人民主要缴粮税,士兵到每个地方凭粮票领粮食,每张够一顿小米饭。每单位的粮票和粮食经查核后才可发下个月的,就是出击时也有条不紊。初冬有冬衣分配,特别寒冷的地方可领取衬了羊皮的大衣,官阶高的还可领到里子是丝绸做的。工资主要用来买水果等零食而已。这制度好处是不必到处运粮,又削减了物价波动的影响,躲过了国民党地区因通货膨胀而士气低沉的情况。
1944年班维廉夫妇已去了延安,又经重庆回了英国。林迈可带去的通讯零件已差不多用光,觉得他自己在晋察冀边区所能做的已做了,并训练了一批技术人员;他又深感共军对英美可提供许多有利作战的情报,渴望和英美军方联络,便向聂荣臻提议让他去延安。他和妻女由红军护送,冒着寒冬攀山越岭,数次险被日军拦截,两个多月后到达延安,被安排住入窑洞里,受毛泽东和朱德宴请。朱德委派他为通讯组技术顾问。毛泽东和他数次长谈,接纳了他的一些建言。
他们到延安不久,访问的英美官员与记者突然接踵而至,李效黎便负起翻译的责任,陪这些人到处参观。林迈克又被委派为新华社英语主编顾问。他的儿子在延安出生。
林迈可说国民党官员此时大大错估了红军,并且误信了自己的宣传,鼓励西方人到红区看,以为他们去了会对共产党反感,效果恰恰相反。据林迈可看,美方起初有诚意和延安合作,但送来的机械都不合用,而且反复无常;他说这固然有国民政府从中作梗,但也怪共方没有据理力争而只以习惯性的“谩骂”回应。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国内战开始,林迈可便携眷回英国。
林迈可使用自己制造的电台发报。沙飞 摄战后林迈可屡次和日本军官交谈,想了解日军为何持有优越的军事装备却无法有效地控制华北。日方承认1931年沈阳事变是精心策划的,如愿占据了中国东北,但坚持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突发的,日军并没准备发动一场大战,因部队不够,主力用以应付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在华北只能防卫大城市和铁路。
待1938年攻下武汉和广州后,才把部队调回华北,然而这一年间华北的游击队却已扎了根。日军起初围剿失败,1940年改用“堡垒”与“封锁”双管齐下的策略却相当成功,这战术用于东北也是见效的。林迈可指出这种战术的缺点是需要许多士兵。1943年日本在中国各地已建筑了三万个堡垒,每个堡垒约需二十个士兵驻守,另需大量的后备军随时待命,以便堡垒受攻击时调动。日方没那么多士兵,只好用伪军,就不可靠了。他说伪军和游击队间往往有协议,彼此做做样子,他有个在冀中的学生机关枪坏了,托一位农人向堡垒里的伪军借,等自己的修好再还,伪军答应了,说十天内日本人检查前奉还便可。1943年后日方把主力调到太平洋前方,防线又退到铁路附近。
林迈可还说日本人失败归根究底是不得民心。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可理直气壮地说它代表亚洲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那时日军对平民和战俘的纪律是有目共睹的。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士兵抢夺、强奸、滥杀,无恶不作,引起民愤;战后日本军官也承认宪兵队伍完全失控。林迈可说这是因日军为顾全颜面,不愿惩罚败类,每次有人提出军纪问题总把事情淡化。
与林迈可交谈的日本军官曾自豪地说,日军在华北比起美国在越南成功多了。林迈可答说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红军当时一点外援都没有,而且华北冬季特别寒冷,又没有植被掩护,不似东南亚天气暖和到处有森林,对游击战术有利。红军的优势是得到民众由衷的合作。
林迈可夫妇的战后岁月:再见,延安
林迈可的父亲因对英国教育有功,1945年被封为男爵(baron),他死后林迈可作为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李效黎便成了第一位成为英王室贵妇的亚洲人。他后半生在澳洲以及美国的大学教书,夫妇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度因批评“文革”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后来屡次访华,他1994年去世后,李效黎到北京定居,2010年在北京去世。
林迈可和夫人李效黎在美国华盛顿家中合影。李效黎虽然来自山西,家人却没有桑美德想象的那么保守,并不反对她的异族婚姻。她的父亲曾在阎锡山手下当军官,哥哥清华毕业后到哈佛念经济,回国在银行工作。她小时候有数年随父亲住在一个偏僻的农村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又学会了骑马,这对她后来在红区生活倒是很好的预备。她战后随林迈可到了英国,马上根据日记用英文写了回忆录,对红区有很细腻的描述,但2007年才在美国发表,书名是《显眼的李子》(Bold Plum),是出版史上罕见的译本出现多年后原文才面世的书。香港文艺书屋早在1975年便出了中译本《再见,延安》,是董桥译的;1991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另出了肃宜译的版本《延安情》,很多段落不见了,却多了照片和另一些细节;两者都译得很好,又含些后来“原文”没有的段落。
我和李效黎有一面之缘。戏剧家熊式一的幺女德荑是我的朋友,在牛津长大,跟林家很熟。我八十年代初动手写《洪业传》时,德荑问我洪业有没有提到林迈可,我说有,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她便送了我一本《默默无名的战争》。我有一次到华盛顿城看德荑,她带我去林家,迈可那天恰好不在,效黎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效黎大概以为我和德荑一样不懂中文,没跟我说她回忆录的中文版已出版了,直到我最近整理手上的燕京大学资料,和她的儿子通电邮才知晓。
李效黎的原稿听说非常之长,三种版本因时因地因读者不同作了些不同的取舍:譬如香港文艺书屋版以及后来的英文版有一段描述延安时的江青,形容她如何美丽优雅,但说她有心脏病而不常露面,“一点都不像中国一些名人的太座,存心想干涉多管国家大事……”上海远东版就没有这一段。德荑说英文版把原稿许多红区各地食物的论述省略了,也很可惜。
(编者按:本文所指“红军”,均来自原文Red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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