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那些流行德国的“媚俗”中国形象

        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启蒙时代，也正是中国风在欧洲流行的时代，这并非巧合。“中国风”这个词主要应用在装饰艺术和建筑上，其中某些题材和图案元素特别受欢迎，包括宝塔、阁楼、草帽、阳伞、轿子、拱桥、中式帆船以及类似和服的衣装。也有许多人对漆器和瓷器这样的中国材料和技术感兴趣。中国风主要流行于法国和英国，在法国它被融入了洛可可风格。而同时在德国的流行程度则并非那么显著。本文将通过一些重要的例子展现中国风在德国的流行，并探讨在那个欧洲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已相当丰富的年代，这样一种“媚俗”的中国形象是为何，并怎样发展起来的。

        在上海姊妹城市汉堡的工艺美术博物馆里，有个装饰精美的乐器，那是一架羽管键琴，由当时第一流的乐器制造商——采尔（Christian Zell，约1683-1763）于1728年制造。采尔在汉堡有工作室，欧洲各地的王室宫廷都向他订购乐器。羽管键琴主体四周环绕的镶边图案描绘了中国风味的场景：亭台楼阁的田园风光，人们身着和服式的衣装，顶戴尖头草帽，有几个举着阳伞。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作为汉堡城市音乐总监的作曲家泰勒曼（Georg Philip Telemann，1681-1767），曾亲自用这个羽管键琴演奏过。他不仅把羽管键琴作为通常伴奏的乐器，而且专为羽管键琴谱曲，将它作为独奏乐器使用，这是泰勒曼的诸多成就之一。

     观众前往欣赏音乐晚会的演奏，他们会沉浸在这些中国风的场景中，让自己被带到那个美妙而遥远的地方。其他作曲家也会创作有关中国题材的音乐作品。1754年，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MariaTheresia，1717-1780）准备某场庆典时，特别下令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为意大利诗人梅塔斯塔齐奥（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的剧本创作歌剧谱曲，名为《中国人》。这是一个田园式的浪漫故事，但它的主人公不是牧羊人，而是更具异国情调的中国人。

        在许多著名的王室用奢侈品上也可以找到中国场景，例如慕尼黑王宫中1724年制的茶具。这套精致的茶具是由迈森的荷洛特（Johan Gregorius Höroldt，1696-1775）绘制。稍早几年，在1708年，比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1682-1719）就已发现了制作真正瓷器的秘诀。比特格尔一直是个药剂师学徒，同时以炼金术为世人所知。德累斯顿的“强者奥古斯特”公爵（奥古斯特二世）最初听到的是比特格尔会提炼黄金的传闻，便马上命人把比特格尔带到宫廷。公爵曾希望这样能填补他那一穷二白的萨克森国库。尽管这愿望没有实现，但被关在迈森的阿尔布雷希特堡实验室里的比特格尔还是发现了一些至少和黄金同样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烧制瓷器的秘密。在那以前，欧洲的瓷器只能以高价从中国进口，因此瓷器是极少数人才能负担的奢侈品。那些被荷洛特绘上中国风的迈森瓷器备受追捧，它们是中国材料——瓷器与中国题材完美的融合。当时欧洲有许多中国题材的书籍流传，瓷器画家和工匠们能够依此来设计他们的作品。其中有一本插图书籍在全欧洲广为流传，那是皮勒蒙（Jean-Baptiste Pillement，1728-1808）所作的《中国装饰新书》（A New Book of Chinese Ornaments）。他绘制的插图妙趣横生，充满想象力。皮勒蒙从没有到过中国，但他曾在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工作过，这些国家的东印度公司都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他很可能见到过一些描绘和记录中国生活的插图书籍和印刷品。

        在17世纪的欧洲，最具影响的塑造了中国形象的一本书是由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撰写的。这部大开本书籍题为《中国图说：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简称《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于1649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基歇尔本人也从未去过中国，但他定期与其他在中国工作的耶稣会同事们通信。因此基歇尔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亲眼目睹的一手描述。必须要提及的是，这些通信、包括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都是有意从积极的一面展开的，只讲述中华帝国最光鲜的一面。这种片面性的中国报道，其原因在于耶稣会士想说服罗马教宗继续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

        伟大的德意志人文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也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如基歇尔一样，莱布尼茨也与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及其他学者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莱布尼茨与来华耶稣会士的通信已由韦德迈尔编辑出版，参见Widmaier,Rita (ed.).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 in China (1698-1714).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2006]。1697年，他的著作《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出版。他许多关于中国的见解，都来自与意大利耶稣会闵明我神父（ClaudioFilippo Grimaldi，1638-1712）的交流。闵明我是在康熙宫廷服务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1689年，康熙帝派遣他出使罗马。在那里，闵明我和莱布尼茨相遇，莱布尼茨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闵明我咨询了大量关于中国的问题。闵明我回到中国后，两人继续通过书信讨论。在1692年3月21日写给闵明我的信中，莱布尼茨坚信对于中国和欧洲而言，最重要的是相互学习，在知识层面互通有无，共享彼此的优势与成就，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走向一个更良善、更开化的明天。莱布尼茨和其他哲学家都把中国理想化了，在他们的想象里，中国就是个现实的乌托邦，拥有明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型官员以及和谐的国家秩序。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包括贫穷、缺乏教育、疾病和奴隶般的从属关系，这些状况都没有出现在上述理想化的场景中。

        18世纪的欧洲被战争破坏严重，尤其是“七年战争”（1756-1763）及其后引来的无数场战事。整个美好的景观都被摧毁，村庄被烧毁，抢劫、强奸和谋杀猖獗。正是对这种景况深恶痛绝，人们渴望和平与稳定，向往美好生活。国家君主、哲学家和学者都认真地寻求能带来和平与秩序的政治解决方案。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耶稣会士报告塑造出来的具有积极形象的中国，似乎可以提供这样的方案。戏剧——比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创作的，出版于1755年的《中国孤儿》——很显然推动了这种思潮的传播。这个剧本的创作主要根据中国元代戏剧《赵氏孤儿》的译本。在伏尔泰的剧本和其他著作中，这位哲学家把中国皇帝理想化，将其看作一个开明君主，同时他也称颂那些有教养的、博学的大臣们。他对中国的官员体系并非世袭制，而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科举考试成为官员这一点有着高度评价。所以，当伏尔泰将此剧献给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君主绝对权威的捍卫者黎塞留公爵（Duke of Richelieu，1696-1788）时，不无讽刺的意味。这也表明了在哲学和政治思想上从专制主义向启蒙的重大转变。

        这样的思潮并没有局限于戏剧舞台上，而是最终影响了现实政治。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二世（KingFredericII，1712-1786，也就是“腓特烈大帝”）书信来往频繁。国王对政治实践中启蒙思想的尝试抱持开放态度。他主张宗教自由，提出了义务教育理念，并且至少在理论上声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七年战争结束的前一年，腓特烈大帝与瑞典讲和。《汉堡和约》签署于1762年5月22日，汉堡的音乐总监泰勒曼为这次和约谱写了一曲庄严的大合唱（作品编号TWV14:12）。既然此时和平已经实现，普鲁士可以从战争中复兴。腓特烈大帝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行宫的建造，即波茨坦附近著名的的无忧宫（Sanssouci）。两个特别豪华的建筑被赋予了“中国风”，即所谓的“龙屋”和“中国茶亭”。“龙屋”是对中国宝塔的粗率模仿，它因具有弧形的屋顶，并且水管的末端被造成龙的形状而得名。“中国茶亭”装饰豪华，环绕着真人大小的镀金人像，象征着中国人。在塔的顶部有一个坐着的中国官员，撑着一把阳伞。在底层有几对人像，喝着茶，弹奏乐器，摇着蒲扇，聊得很投机。平安和幸福，这就是一个中国式的乌托邦，在无忧宫的建筑和雕塑中得以实现。

        另一个例子是德累斯顿附近的皮尔尼茨（Pillnitz）城堡，它同样通过中国风的使用，来表达以中国为理想型国家的启蒙理念，该城堡为奥古斯特二世所有。皮尔尼茨城堡沿着易北河岸建造，占地面积巨大，许多建筑都反映了中国化的场景。其中不但包括宝塔、草帽和阳伞这些程式化的老套元素，而且还有中国皇帝主持农耕祭祀仪式这样极有意味的场景。曲线的屋顶也是对中国建筑的模仿。奥古斯特二世以喜爱中国瓷器著称，他曾说自己对瓷器的爱慕已“病入膏肓”。他所收藏的中国瓷器主要是明代和清康熙年间的物件，它们最初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到欧洲。商贩在莱比锡的商会集市上收购了这些珍贵的瓷器，后将其出售给奥古斯特二世。1717年，公爵用600名士兵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一世那里换取了150个中国瓷瓶。这些瓷瓶即以所谓的“龙瓶”（Dragoner vases）为世人称道。如今，公爵大量的瓷器收藏品都存放在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

        在17和18世纪，整个德意志地区都对中国和中国风的事物有着浓厚兴趣。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二世·埃曼努埃尔（MaximilianII Emanuel，1662-1726）在一系列即位战争后掌权，他开始建造宁芬堡（NymphenburgCastle）。他命令其宫廷建筑师艾夫纳（JosefEffner，1687-1745）亲自设计。选帝侯本人经常会亲自干预，偶尔也会与他的宫廷建筑师产生一些摩擦。慕尼黑的宁芬堡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是“宝塔屋”（Pagodenburg）。虽然外部造型不同，但从名称上可知它的建造是以中国宝塔为蓝本的。在“宝塔屋”的内部装饰上，中国风格最为明显。底楼的墙壁和天花板以青花图案装饰，这些图案描绘了中国的场景。明显这是受到明代青花瓷的启发。上面几层的墙壁上则挂着从中国进口的彩绘丝绸，以及漆面嵌板。在这里，就像在欧洲其他许多城堡一样，我们都可以发现具有“中国风”的器物与设计同从中国进口的原汁原味的物品混搭在一起。

        1789年，在慕尼黑的英吉利花园（English Garden），一座高达25米的五层木塔建成。它的名字叫“中国塔”，它的设计灵感源自英国伦敦附近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的著名佛塔。“中国塔”被烧毁了好几次，但总会被重建。如今，它是慕尼黑最受欢迎的啤酒园之一。

        我们还要说到卡塞尔的弗雷德里希二世伯爵，他并没有停留在对中国建筑的拙劣模仿。在维森施坦宫附近的威廉高地（Wilhelmshöhe）公园里，他设计了一个名为“木兰”（Mulang）的完整村庄，1781年建造完成。村子里有农舍、牛羊猪圈、厨房，奶场、住宅和宴会厅。侯爵雇佣了几个包括黑人妇女在内的农场工人。在宴会和节庆时，这些农工就得打扮成中国人，穿上具有东方情调的服饰，以凸显这个村庄的中国特色。在这个“典范村”里还有一座教堂、一个清真寺和一座宝塔。这三个建筑聚合在一起，象征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和平共处。在当时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德意志地区，这的确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进步和开明姿态。

        木兰村的宝塔是参照查尔斯·欧文（Charles Over）一部书中的铜版画作品建成的。这部书出版于1758年，内有54幅插图，并有个有趣的标题：《哥特式、中式和现代风格的装饰建筑》（Ornam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Gothic, Chinese and Modern Taste）。这座宝塔也常被称作“中国庙”。塔内有许多人物雕塑，现在大部分已被摧毁。其中包括一尊佛教中布袋和尚的坐像，他上衣敞开，露出大肚子，右手拿一把合起来的扇子，周围环绕火焰光环。另有一个在壁龛中的人像，是一尊道士立像。他身穿绸袍，头顶帽子，左手持拂尘。如今，这些雕塑只有透过老照片才能为人所知。然而，它却给予我们一个印象，即卡塞尔的弗雷德里希二世伯爵对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佛教和道教之类宗教，是多么的兴趣盎然。木兰村既是一个杰出的理念化构建地，同时也是其主人的一个奢华玩物。

        回顾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中国风，历历在目的是这些宝塔、亭阁、斗拱房顶、龙、迈森彩绘瓷器、漆制家具和乐器上的镶嵌品、青花装饰瓷砖、身穿中式衣装的人物、彩绘壁纸以及绘有中国风物的挂毯，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具有田园风味和异域风情，甚至有些媚俗。然而，中国风也可被理解为是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基于启蒙原则的和平社会的向往，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渴望。欧洲人从遥远的中国听说到如此多奇异的事情，比如社会地位和官职的进阶取决于自身的学识和教养，而不是世袭制，这是一种自己能够把握未来的理想模式。他们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对中国生活的各方面都投入了极大热情。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提倡中国和欧洲间彼此的互相学习，他的态度代表了一种对两个不同文明成果的尊重。在此方面，中国与德国可以再行保持在莱布尼茨时代两个文明所碰撞出的火花，继续相互学习。

        （作者Uta Lauer为汉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臧继贤译，章可校。本文原载《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6月5日刊。《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