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可染陆俨少的年画，看“新年画运动与美术思潮”

新年画的作品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1950年到1959年期间，年画的印刷发行可以达到几千万份？

澎湃新闻获悉，“新年画运动与学院美术思潮展”近日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从文献入手，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新年画的变化，以及国立艺专在新年画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1949至1953年间，诸如李可染、力群、莫朴、黎冰鸿、涂克、董希文、吴冠中、赵延年、陆俨少、方增先等学院背景的创作，如何为现实主义美术思潮打下基础。

《劳动模范北海游园大会》  李可染作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52

“新年画运动与学院美术思潮展”以“新旧与改造——新年画运动文献研究”、“艺术与形式——新年画的绘画形式”、“年画与学院——美术思潮与新中国”、“生活与秩序——新年画的生活愿景”以及“立场与反思——新年画的图像叙事”五个板块，综合展示了1949-1953年间的新年画，以及出版物。

展览现场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成为新中国最早重视的宣传样式。作为重点美术学院的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研究部发动、组织学校教授，从教学、创作、展览和研究各个方面，全面开展新年画运动。

《广大人民参加中苏友协》  汤义方  陆俨少  彩画第一联营社  1950

新年画运动与教学的关系紧密。1949至1953年间，诸如李可染、力群、莫朴、彦涵、金冶、金浪、张启、黎冰鸿、涂克、王琦、方既、董希文、余武章、李已生、杨涵、吴冠中、赵延年、陆俨少、方增先、刘文西等学院背景的创作，要求画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新事物要深刻观察，要在群众能看懂的前提下，按其本身不同的艺术运用，不同的手法与形式，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为现实主义美术思潮打下坚实基础。

展览现场

 新旧与改造：新年画文献传播与新中国

“新年画”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年画。新年画的作品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1950年到1959年期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年画几百种，印刷发行几千万份，到1959年，国家机构组织最大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量就相当于前八年的总和，自然离不开新年画的历史背景。新年画作品和文献传播，成为新中国新生活的一种方式。

《开国盛典》，石鲁，1949，53x40cm，陜甘宁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

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艺术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美术界面临艺术改良的挑战。怎样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造的主题思想。中国画、版画、油画等挑起民族表现艺术的推动和国际传播的实践者，在文化、经济、教化上，绘画与政治﹑教育的关系按照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一章叙画之源流中论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艺术服务于大众，文献传播成为政治统一、规范的国家机构形式艺术。故而新年画文献有国家机构组织最大的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有上海二十多家私营出版社。北京石家庄大象美术社、杭州浙江年画社、西安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部分传统年画传播的上海京华印书馆、石家庄美术社、河北武强年画出版地在陆续减产。

展览中的文献资料

从《良友》《点石斋画报》到新中国年画的绘画与传播视觉图像发展，商业美术历史的出版发行，经过中国水墨画基础上，借用西方造型写实的方式方法，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明确中西绘画的不同表达方式，新中国人物画革新，杨之光、刘文西、黄胄和方增先是重要的代表画家，也是新年画创作中的代表，写生入画成为新中国画家深入生活与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机构体制的公私合营、国有组织、工作室改良环境背景下，艺术院系的艺术改良教学方式、苏联展览的启蒙等一系列国家环境情境模式中，1950年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论》中《关于学习旧年画形式》论述：“新年画从旧年画的形式学习，它具备‘五子登科’儿童题材的逗人喜乐的旧年画特点，又不是‘五子登科’旧格式”套用。它讲究构图上的装饰趣味，但比旧年画更活泼，更有生活气息。”

新年画文献传播构成一个人民喜闻乐见的新中国视觉图像转换和国家形象塑造。

《新中国的儿童》，张仃，1950，53X40cm，大众美术出版社

艺术与形式：新年画的绘画形式

新年画运动开启了新中国美术史的篇章，它的创作主题不再是传统民间年画财神送宝，而是在“现实主义叙事”的方式下，描绘了新时代的生产劳动，宣传了新道德、新风尚、新生活，形成了质朴明朗的风格：一是木版画的填色拓印方式；二是“月份牌”的擦笔写实表现延续；三是新工笔画的创造；四是漫画趣味的作品化等。

《新得的黄牛》  李可染作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50

新年画运动中专业艺术家的积极参与创作是形成年画新风格的重要原因，他们大部分都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同时，由于参与进步运动的经历，他们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善于运用“写实”的技法形式，以水彩、水粉画等方式开展创作，通俗易懂，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画面突出了领袖形象、工农兵形象、女性形象、儿童形象，同时，着力表现那个年代的火热和朴素的生活与生产场景，这些与传统年画都有了很大不同，不但内容与传统年画的历史人物、吉祥寓意、神话故事不同，在表现方法上也以写生推进现实题材绘画风格的转变，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浓郁，完全与传统木板年画的构图、造型与色彩上的表现形式拉开了距离。

《车间演唱》，汤文选，1951，53x40cm，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编·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发行·大中华印刷厂印

新年画偏重于描绘新中国建设初期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画面以场景和众多人物为主，革命意味的题材鲜明，土改、合作化、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村建设，注重日常生活的深入描绘，在色彩上的表现偏鲜艳浓郁，生活气息非常浓厚。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年画中不仅包含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力量和精神，同时也是一部生产和生活的日常史。工业技术革新、农业机械化的进步，衣食住行新风尚的建立，在新年画运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一种鲜明的时代美术风格逐渐形成。

展览现场

年画与学院：美术思潮与新中国

1931年，鲁迅在上海倡导发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春，国立艺专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1949年5月29日，杨可扬、郑野夫、朱宣咸、邵克萍、赵延年、刘开渠、张乐平、庞薰琹等代表上海美术界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拥护上海解放的“联合宣言”，提出上海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阅兵式（北京）》杭州国立艺专作  浙江年画社发行  1950

作为重点美术学院的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研究部发动、组织学校教授，从教学、创作、展览和研究各个方面，全面开展新年画运动。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发布之前就已发动新年画创作的杭州，在1950年元旦就率先举办了104件新年画作品的展览，近百名作者踊跃参加。1949年12月12日，在国立艺专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出席的有委员林风眠、郑野夫等，讨论1950年的工作计划，决定在新年举行新年画展览三天。

12月14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成立，举行正式成立大会。1950年1月9日，学院印制大批新年画，以供浙江广大农村在春节期间的需要。国立艺专校长刘开渠及秘书主任郑野夫将该校教授、学生共同精心绘制的年画百余幅携带赴沪。2月17日，张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阅兵式》获一九五○年新年画创作奖金丙等奖，是杭州唯一获奖作品。10月1日，江丰在《人民美术》第五期发表《国立杭州艺专同学创作上的问题》。12月31日，在陈列馆举办新年画创作展览。1951年2月，收集全国各地新年画150多张，在学院陈列馆举办“春节新年画展览”。

《欢迎苏联朋友》  邓澍  大众美术出版社  1950

1952年9月，文化部发布“关于一九五一、五二年度年画创作评奖的通报”。据不完全统计，李可染、力群、莫朴、彦涵、金冶、金浪、张启、黎冰鸿、涂克、王琦、方既、姜今、杜琦、黄守堡、董希文、闵希文、余武章、李已生、郑若泉、杨涵、吴冠中、吴光华、赵延年、陆俨少、方增先、叶文西、刘文西、陈子云、何志生、龚艺岚、陈贯时、王德威、桑吉雅、马彬等国立艺专背景的师生创作为当时美术思潮的典型，并影响着美术教育与审美方式。

《人民的西湖》  张隆金、方增先作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1952

还原历史语境，重构艺术现场。新年画运动不仅是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雏形，还建构了新中国美术史“共同体”，在时代交替的关键节点形成了“图像范式”，其社会秩序与国家认同成为新年画的视觉文化，但在内容上也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主义的矛盾。需要重申的是，新年画运动不只看作政治的直白，而是“唤起”文化更新的现象。

展览现场

生活与秩序：新年画的生活愿景

新年画建构、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图景。新年画贴近生活，塑造了健康向上、平凡真实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以普通人民的生活为题材对象，表现了人民群众感受到的“阳光感和幸福感”。人民大众在新旧社会的比较中，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国带来的幸福和美好，这一切都通过新年画表达出来。“生活愿景”即以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要内容：以欢庆的大场面传达出人们对于建国的喜悦之情；劳模、先进工作者、推广先进经验等题材内容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努力改进技术、你追我赶的工作状态；通过农村副业、新农具、新技能等题材描绘了农业生产新貌；春节大扫除、百货公司、物资交流、新宿舍等内容反映了人们日益美好的日常生活状况。

展览现场

新年画表现的生活是全民参与的成果。新年画的整体艺术性是社会模式化的呈现，要适合群众的欣赏要求，作品要接受人民的检阅，甚至被人民质疑。老百姓喜爱新年画，因为那是他们看得懂的画，他们希望看到健康美好的，符合现实的美好的形象，希望画有“看头”，而不是生搬硬套、不进行艺术加工的生活题材，也不是脱离现实生活表现粗糙的、千篇一律的题材。针对老百姓的反馈，年画创作者们不断反思、总结，对题材、形象等进行讨论，创作表现节庆吉祥的、看得懂的、色彩鲜明的作品，在逐渐的完善中形成新的“图像范式”，这也是新的文化进入传统文化的方式。

《农民翻身学文化》  金冶作  彩画第一联营社发行 1950

新年画引领人们的生活远景。新年画拥有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的双重身份。作为宣传工具，新年画记录当时那个年代发生的典型事例，同时记录党和政府的政策及时事：不仅表现了解放初期的拥军、工农业生产，而且记录了当时扫盲识字等文化政策、向苏联学习的发展之路和支援朝鲜、抗洪救灾等时事。作为艺术品，新年画通过美术工作者的创作，从百姓日常生活中提炼典型形象，受现实生活的影响。而新年画最大的功用在于其担负着设计塑造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民族美好未来的图像重任。新年画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是经过艺术家提炼过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老百姓可以“照着画上去做的”典范，蕴含着人们生活的美好远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意识。

《托儿所里的小朋友》，鹤云，1950，53x40cm，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印行

立场与反思：新年画的图像叙事

新年画体现了一种明确的“以图像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根据图像学的创始人阿比·瓦尔堡的观点，年画具有图像叙事的功能，年画本身图像的叙事，以及年画所处的历史情境，艺术家创作与时代精神和信仰的关系。

《百万雄师下江南》  金浪作  群育出版社印行   1950

年画图像的时代性尤其值得关注。它是一个由复杂的历史语境、现实生活、政治需要等综合系统作用下的产物。从新年画图像的本源来看，它是融合了国际政治、年画传统、时代特征等多种因素的产物。譬如苏联、波兰的政治宣传画，在当时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的浪潮下，也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年画的创作。同时新年画也体现了一种民族化的表现风格，譬如单线平涂的手法，就与传统年画接近。新年画中通过系统性的、强烈的视觉符号，形成了“高、大、全”“红、光、亮”等艺术特点，并迅速地建立起了国家认同与国民意识，可以说是最大范围和最有效的社会主义形象工程建设。这种时代意识也体现在时代的其他艺术门类，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等大量多专业的创作者投身于新中国抒怀、歌颂，互相生发，新年画的图像学后面推动着革命历史画、浙派人物画、油画的民族化等精英艺术的发展。

《欢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  余武章作  广西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印 广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发行 1953

新年画的图像价值在于它作为大众艺术具有的普遍价值。这是思想史应当特别关注的内容，那些不断重复的、看似平庸的图像，源自真实的生活，体现了缓慢和内在的历史发展逻辑。

展览现场

新年画作品的“大众化”是图像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种回应，是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的反映。新年画运动既是一次空前的传统艺术改造活动，也是一种“图像生产”,它不再强调艺术“本体”规范和艺术创作的独创性,而是以类型化的图像主题、内容和人物，统领艺术创作。它的背后有一份隐形的规范，而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图像的读者，在新年画运动的历史图景中，都是其中一个符号，具有各自的时代象征意义。

《开国大典》  董希文作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53

注：本文内容文字撰写者为任晓炜、刘一蓝、李计亮、黄艳、金晓依，由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提供，编者稍作删减。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上海杨培明宣传画收藏艺术馆联合主办，展期至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