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在吵，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翻译？

6月17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逝世。此前，社交媒体上就出现过几次什么是好的翻译的争吵，而这一消息传出后，有关翻译评价标准的讨论再一次出现。一方面，我们时常为译者的重要性被低估而忿忿不平，尊重他们的辛勤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时常乐于挑剔译者的工作，习惯用自己的框架向他们提出要求。

因此，本期单读 Pick 将潜入翻译的海洋，面对巡游在我们眼前的矛盾与困惑。以下是黄灿然、本雅明、斯坦纳、博纳富瓦四位身份背景不同的作者对翻译的论述，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翻译这项工作的要义，找寻游走在不同语言间的恰当方式。

翻译家许渊冲（1921-2021）

01

黄灿然

“理解力就像一个碰头点。”相比于追求译文和原文逐字句的相似或译文的优美，在黄灿然看来，译者去达成和作者理解的共识更为重要。以理解力为翻译标准可以更好地释放翻译的潜力，译者、原文、译入语也将变得更加自由。

翻译只要理解力

坏译文或难以令人满意的译文的产生，源自两个误解。一个是译者误解原文，一个是译者误解自己。关于翻译标准，已故的董乐山先生曾提出关键在于理解。这是极有远见的。翻译标准已逐渐从信达雅走向信达，庄绎传先生总结中国和外国当代翻译标准，认为总趋势是“忠实”和“通畅”，相当于信达。而董先生提出关键在于理解，大致相当于指向信。我则想进一步提出，只要理解力。因为我认为，理解力即是能力，能力即是魅力。剩下的问题是这能力是否被释放出来，这魅力是否被发挥出来。我这理解力说，并不是要排斥其他标准和取向，相反，是要在这个标志下接受和容纳其他所有标准和取向。凡是理解力好的，其各方面的基础也一定是扎实和雄厚的，包括个人修养和个人风格，而个人修养和个人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应允许这些多样性在译者各自的译文中释放和发挥出来，这样译文也才会多姿多彩。

理解力并不只是理解准确并表达准确。理解力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综合能力，本身就包含翻译艺术中的各种取舍。有了理解力，译者可以直译，可以意译；可以删，可以增；可以拗口，可以通顺；可以雅，可以拙；可以长句，可以短句；可以欧化，可以汉化；可以结合和混杂以上各种取向或其中若干。理解力就像一个碰头点。大家从不同方向来到碰头点，取得理解，然后互说再见，各走各路。在此基础上，大家就会有也应该有一种共识，容纳不同风格。

譬如说我倾向于直译和欧化、长句和稍微拗口，但如果我是出版社编辑或审校员，或仅仅作为读者，碰到一个理解力好却是意译和汉化、短句和通顺的译本，我会全力推荐并给予最大的赞赏。再如，德国作家格拉斯最近在一篇采访中说，为了纪念他的小说《铁皮鼓》出版五十周年，将有一个新的英译本。格拉斯本人认为，新英译本没有删改且更忠实于原文中“绦虫似的长句”。如果我是出版社编辑或审校员，或仅仅作为读者，又如果我懂德文，看到一个删改并以短句组构的《铁皮鼓》中译本，而且觉得译者理解力好，我会全力推荐并给予最大的赞赏。而十年二十年后，如果有另一位译者送来一个没删改和更忠实于格拉斯“绦虫似的长句”，且译者理解力好，则我也会全力推荐并给予最大的赞赏，可能用它来取代旧译本，也可能既出版新译本，又继续刊印旧译本。如果取代旧译本，也不是因为旧译本较差或较不忠实于“绦虫似的长句”，而是要给新译本一个机会。我甚至会反过来，即使最初出版一个体现了“绦虫似的长句”的译本，二十年后也还会给那个理解力好但不体现“绦虫似的长句”的译本一个机会。

翻译家黄灿然

很多人都试图给别人的译文润色或修改，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才符合中文或更有美感。这是试图用评论者的个人风格或偏好，或某种假设的标准，来纠正译者的个人风格，其争议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现在可利用的汉语资源有多种，有以大陆标准普通话为基础的汉语，有港台地区带地方色彩和古字古词的汉语，有带各地方言的汉语，还有白话文，近于文言文的白话文和近于白话文的文言文，以及古文。考察一下评论者观点的来源或出处，最常见的是评论者穿着翻译的外衣，实际上只是承袭中学课本的简洁原则。中学课本要求学生写规范文字，通顺易懂，实际上就是要求学生能够写应用文。这种翻译评论者，有些是懂原文的，更多只是略懂原文，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背景，仅根据他们的评论，你看不出他们谁懂原文，谁略懂原文，谁从翻译角度评论，谁从中学教师角度评论。你也不知道谁是作家或翻译家，谁是自己也写不出一篇像样文章的中学教师。事实上，如果让完全不懂原文的人参与讨论，你也完全不知道他不懂原文，甚至还会认为他更具卓识，因为这类讨论实际上只是以讨论译文的形式在讨论一篇学生作文。

（节选自翻译家黄灿然的《理解翻译》，原载于《上海文化》2013 年 3 月号。）

02

本雅明

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译者需要去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译文不能只传播信息，要成为原作内核的回声，但也要避免“仅仅挣扎着向原作看齐”。对此，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论述道，译者要抛弃掉对语言和原文的崇拜，因为译作绝非两种僵死语言之间的干巴巴的等式，语言会不断自我更新，译者的任务是在其中召唤出原作的新生命。

翻译是语言自我更新的一部分

那么译作是为不懂原作的人准备的么？如果是的话，这倒似乎可说明在艺术领域里不谙原作的读者的地位有多大的分歧。再说，这似乎也是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的唯一可以想见的理由。可是一部文学作品到底“说”了什么？它在同我们交流什么呢？对那些领会了作品的人，它几乎什么也没“告诉”他们。文学作品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陈述事实或发布信息。然而任何执行传播功能的翻译所传播的只能是信息，也就是说，它传播的只是非本质的东西。

这是拙劣译文的特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文学作品的实质是信息之外的东西。而即使拙劣的译者也承认，文学作品的精髓是某种深不可测的、神秘的、“诗意的”东西；翻译家若要再现这种东西，自己必须也是一个诗人。事实上，这带来了劣质翻译的另一特点，我们不妨称之为不准确地翻译非本质内容。只要译作迎合读者，这种情形就会发生。其实要是原作是为读者而写的话，它也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可是，如果原作并不为读者而存在，我们又怎样来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呢？

翻译是一种形式。把它理解为形式，人们就得返诸原作，因为这包含了支配翻译的法则：原作的可译性。问一部作品是否可译是一个双重问题。它要么是问：在这部作品的全体读者中能不能找到一个称职的译者？要么它可以更恰当地问：这部作品的本质是否将自己授予翻译，并在充分考虑到翻译这种形式的重要性之后，呼唤着译作呢？从原则上讲，第一个问题取决于偶然性，而第二个问题取决于必然性。只有肤浅的思维才会否认第二个问题的独立性，才会把两个问题看得同样重要。

我们应当指出，某些相关的概念只有当它不同人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有时或许竟获得其终极的蕴含。比方说一个生命或一个瞬间是不能忘怀的，尽管所有的人都把它们遗忘了。如果这个生命或瞬间的本质要求我们永远不把它遗忘，这个要求并不因为人们的遗忘而落空，而是变成了一个人们未能满足的要求，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满足了这一要求的领域：上帝的记忆。以此作类比，语言作品的可译性即使在人确实无法翻译的时候也应给予考虑。严格说来，任何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无法翻译的。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问，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在召唤翻译。因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如果翻译是一种形式，可译性必须是特定作品的本质特征。

1968年阿伦特于纽约的讲座“论瓦尔特·本雅明”

同样，我们也可以表明，如果译作的终极本质仅仅是挣扎着向原作看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译作。原作在它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中活生生的东西的改变和更新，否则就不成其来世。即使意义明确的字句也会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个作者文学风格中的明显倾向会逐渐凋萎，而其文学创作的内在倾向则会逐渐抬头。此时听上去令人耳目一新的辞藻彼时或许会变成老生常谈，曾经风靡一时的语句日后或许会显得陈旧不堪。可是如果我们不在语言及其作品的生命本身之中，而是在其后世繁衍的主观性中寻找这种变化的本质，我们就不仅陷入幼稚的心理主义，而且混淆了事物的起因和事物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以思想的无能去否定一个最有力、最富于成果的历史过程。即使我们试图用作者自己的文字为其作品作盖棺之论，也同样无法挽救那种了无生机的翻译理论。因为不仅伟大的文学作品要在数世纪的过程中经历全盘转化，译作者的母语亦处在不断的转化过程中。正如诗人的语句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中获得持久的生命，最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它所使用的语言发展的一部分，并被吸收进该语言的自我更新之中。译作绝非两种僵死语言之间的干巴巴的等式。相反，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它承担着一种特别使命。这一使命就是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

……

（节选自《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文译者为张旭东。本文原文是本雅明为他翻译的波德莱尔《巴黎风光》（Tableaux parisiens）所作的序文。）

03

斯坦纳

语言从不是静止的。它无时不刻都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即使是同一语言，不同历史时间、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对其的使用方式都有所不同。所以斯坦纳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理应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不仅是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也要把（或许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的）词句在新读者的认知范围内找一个切口安入，这个“翻译的外科手术”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件复杂、精密但却十分有趣的任务。

翻译也在传递文化意义

自索绪尔起，语言学家就开始区分历时（垂直）和共时（水平）两种语言结构。这个划分也适用于语内翻译。如果文化要依赖意义跨时间的传播——德语的 übertragen 准确地具备“翻译”和“通过叙述传达”两层含义——它也同样依赖意义在空间上的传递。

语言中有种离心力。跨越广阔区域的语言会衍生出地区性的风格和方言。在广播和电视标准化的侵蚀作用出现之前，指出一个人是出身于美国边境州还是英国北部农村，是语音学家的拿手好戏，精确度可以在方圆十几英里之内。诺曼底人说的法语和都兰人或卡玛格人是不一样的。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区别十分明显。事实上，在很多重要的语言中，方言之间的区别分化程度极高，仿佛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语言。汉语言不同分支之间无法相互理解（比如粤语和吴语）是尽人皆知的。米兰人会在理解附近贝加莫人说的意大利语时遇到障碍。在这些例子中，理解对翻译的要求越来越靠近语际交流中对翻译的要求。威尼斯方言、那不勒斯方言、贝加莫方言都有自己的词典和语法。

区域、方言的不同很容易察觉。当任何一个复杂群体同时说同一种语言时，都会因更加微妙的不同而产生隔膜，这些不同与社会地位、意识形态、职业、年龄和性别有关。

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使用的习语不同。18 世纪的中国蒙古地区是个著名的例子。宗教语言是藏语，地方政府用满语，商人说汉语，传统蒙语是书面习语，本地土话是蒙语喀尔喀方言。在很多例子，比如祖尼印第安人的宗教言语中，这种区分被严格规范化了。

祭司和新教徒所用的词语和格式与日常语言不同。不过有些特别的语言——古埃及僧侣体、共济会用语、愚比语、文言文、军队活动站或兄弟会活动中的半隐语——不会对理解造成实质性的障碍，虽然需要翻译这点是不言自明的。更加重要且变化多端的，是对声调、语法结构的使用和对词语的选择——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借此明确自己的身份并与外界相对立。某个经济和社会群体内部言语的这种心照不宣的功能要超过它在真实交流上发挥的作用。通览这本书我们会发现，语言隐藏掩盖和内向消解的部分，可能比它向外传达的多。不同的社会阶层、种族民族之间是在互相含沙射影，而不是直面交流。

上流社会英语的措辞、锐化的元音、元音省略、特别的连读，既是一套用于相互认同的代码——口音就像纹章——又是用于排外的工具。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话语，它将真正的信息单位（通常是命令式的或客套善意的）罗织在多余的语言质料组成的网络里。不过这种烦冗自身也具功能性：只有在相同地位的人能听到时，一个人向比他地位低的人说话才会说得最完整——这种言语行为最能表现地位、暗示和权力。与对售货员或来访者说话时相比，在对同僚和同一会所会员说话时，会更多地使用装饰性的无关语素和带有省略的含沙射影，因为后者能从这些信号里发现默契。萨克雷和伍德豪斯在传达贵族语义学的这种双重焦点上是大师。在普鲁斯特的分析中，夏吕斯说的话就像一道定位精准，却因经过棱镜的散射而变模糊的光束；仿佛是象征性地轻摇折扇给听者送去的习习微风。

而对下层社会来说，言语无异于武器和报复。词语会被挪用、被收编，它们或是被给出了隐秘的含义，或是在错误的意义上得到模仿（在部落战争中，被俘虏的偶像神会与先前的拥有者为敌）。莫里哀和吉夫斯对“下仆”用语学究式的装饰是一种谐仿。在不存在真正亲密关系的时候，在权力关系决定会面状况时，语言交流就变成了决斗。劳动人民的支吾，伦敦平民话语上笼罩的迷雾，黑人回话时恭敬的拖长音，都是巧妙的佯攻。底层骑兵和建筑工人的目不识丁是豪猪的刺，他们刻意用它来维护内心的安宁，并对外界做出回击。在沉默背后，在近乎自说自话的粗鄙言语背后，在一字一顿的单音节词背后，是被颐指气使、被欺凌压迫之人的隐忍。

让·热内所写的舞台剧《女仆们》

我认为，这造就了上下阶层语言习惯中最大的差异之一。占优势地位的人向更广阔世界说话时，与跟内部人说话一样，他们明显挥霍着音节、分句和介词，就像他们占据着更多的经济资源，居住在宽敞的空间里一样。下层男女跟他们的主子和敌人说话时，与他们之间相互说话不同，他们把丰富的表达留在内部。对于上层或中层社会的听者来说，楼梯下面、普罗大众家里文字游戏的真正含义，比任何会所的圈子都难以打入。黑人和白人交换词语，就像前线士兵扔回没爆炸的手雷一样。地主与房东之间的对话、收费站员工和卡车司机晨间的打趣，在这些伪装的礼貌对答之下，潜伏的是威胁和空洞。看看热内的《女仆们》，女主人和女仆之间的话语在礼貌的外表下，是剑拔弩张的潜台词。

……

（节选自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语言及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第一章“理解即翻译”，中文译者为孟醒。）

04

博纳富瓦

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感知。在我们改变语言的同时，语言也正在改变我们。博纳富瓦试图探讨的问题是，翻译可否让两种不同感知找到那个公约数，甚至是公倍数呢？是否有一种可能，让我们同时看到一片雪花在勃艮第、新英格兰、喜马拉雅山脉的不同形态呢？这些不同的感知是否有时会“从各自语言的阳台上往外探出身”，“向彼此伸出手来呢”？

寻找不同的句法间的同一

在不同的语言里，雪是否都以相似的方式飘落呢？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语言中的词汇也许应该以相同的方式相遇、结合或回避，以相似的方式引起天翻地覆或造成些微转变，片刻的骚动之后是天空看似静止的时刻，紧接着是突然出现的亮光。但事实并非如此，共存于大地之上的方言如此之多，因此在各不相同的文化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同样的飘雪。下雪就像人们说话一样。我们在语言的某个层面上看到雪花飘落，我们眼中的雪花——优雅地犹豫着，或与另一片雪花结合而变大，或消失殆尽只留一丝光芒——使我们被梦和知识撕扯，在深具欲望的想象和概念性思维的词语之间徘徊不定。正是在这些时刻，神话传说、每种说话方式的创造、万物的幻象，在我们身上重新成形，扭转我们关注事实的目光。每种语言都有关于雪的理念。

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雪的感知也许会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互相排斥（比如几乎赤脚的西藏僧侣在喜马拉雅山上踏过的雪，和我们穿着厚羊绒衫的孩子玩过的雪），这些感知彼此共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与一阵风在光亮的一瞬间拉近的那些雪花——活力十足，甚至可以说信心十足的雪花——之间的关系一样呢？从各自语言的阳台上往外探出身，这些感知是否有时会向彼此伸出手来呢？法语和英语各自对雪的感知又是什么样的？毕竟在历史上的诸多时期，这两门语言会混用词语，而且常常是为了表达完全相同，或者几乎完全相同的思想。这两门语言又是如何回应同一片雪发出的邀请的呢？我忍不住说了“同一片”，因为从马萨诸塞到威尔士或利穆赞或勃艮第，雪都飘落在多少有些相似的田野或森林上。只不过，在不同的乡村，房屋可能不尽相同，这也是事实。在法国，有那么多以沉重的石块筑成的大房子，这些房子窗户狭小，客厅阴暗，门一打开，屋外的寒冷便会钻进房间，在这样的屋子里，现实与幸福首先是人们在壁炉中升起的火。而在新英格兰地区，是轻巧的木头房子，玻璃窗后的窗台上摆放着一盆盆色彩明亮的花。

在法语和英语的交流中，雪是什么样的呢？啊，我为译者感到担心，害怕我们对一切的感知，在被莎士比亚增多的语言和被拉辛浓缩的语言中，会拥有大多时候都不可消除的特殊性。我担心艾米莉·格鲁舒尔兹（Emily Grosholz）在翻译《雪的始末》（Début et fin de la neige）时，曾难以把用法语表达的观点融入到英语中，因为英语比我的语言更适合于观察某个场所或某个时刻的具体细节，换句话说，更适合于讲述特殊生活中的事件。

英语词是重读的，因此它适合于某些节奏，得益于这些节奏，英语词能一边不停谈论最切近、最简单的现实，一边在很容易形成的抑扬格诗句中，与其他词语联合起来，讲述那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感。法语词没有重音，对节奏一无所知或几无所知，无法马上理解自己也能成为音乐，相反，它随时准备好被用于对话、辩论、思想分析等一切与观赏树木或聆听鸟鸣无关的活动。唯有形式能保证法语词不会成为简单的概念，为了在形式层面接纳法语词，就必须从音节数量这一外在上去处理它，这令它即便无法忘却自己惯常的第一需求，至少也能违抗这种需求。但我们有可能因此而忘记这一刻正在发生的事，比如说，冒着雪回到家时看到的那扇深蓝色的门。法语词记得雪。但经常是作为理念的雪，而不是那美丽的白色，不是那种温柔，也不是那温和的寒冷。并不完全是飘落在您诗中的雪，亲爱的艾米莉，也不完全是飘落在您语言中其他诗人的诗歌中的雪。

……

不过，难道我不应该想得再多一些吗？在语言的一系列表达与理念的源头，确实存在着基本句法结构，它们关注逻辑学公理、同一律与排中律，调整着我们的思想客体之间的关系。不过它们并不排斥关心我们的生活，这是为了理解甚至引导生活那看似最为自由不羁的冲动。唉，句法是多么美妙！正是句法通过探索我们的有限性，让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有限性的场所，让我们爱它。正是句法乞求我们站立在天桥之上，透过纷纷扬扬的大雪，俯瞰我们应当认识的外部世界，也望见飞舞盘旋于我们本质之上的一切的伟大统一性。

确实如此，不过……如果事实如此，看到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句法展现出诸多不同之处，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吗？这一门语言有性数变化，而另一门语言的性数变化较为简单，甚至没有。有一些语言会有性数格的变化，而另一些语言的性数格变化较为简单，甚至没有变化。虽然了解不多，但我能感觉到，在那些所谓远古或原始的语言中，存在着更加惊人的差异……我们的句法是否只是某种更为高级的句法的相对形式呢？这高级句法位于精神的某个无处可寻的穹顶之下，与它相比，每一种语言形式都有不足。这样的句法存在吗？它之于我们的视听能力，正如罗巴切夫斯基（Lobatchevski）或黎曼（Riemann）的几何学之于欧几里得的思想，一方面更为广阔，另一方面也更为简单。它在光明中结下又解开它的形式，类似于我们在包裹着世界的蔚蓝中，于天空之巅看到的雪花。本身归一（l’Un）的句法，一旦铺展开来，就已经是万物……同样的直觉在我看来也存在于彼特拉克身上，那是某个灵魂的清晨，他满怀幸福地走进千千万万纷飞的玫瑰花瓣之中。

可是，不要这样做梦了。就把话题停留在此时的雪上，我们有幸看着这雪，落在泥边，落在枝头，落在花园的长椅上，落在靠立墙边的木板上，看着它的颜色渐渐扩散开来。

（节选自《法语的雪，英语的雪》。本篇中译版收录于法国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伊夫·博纳富瓦的诗歌翻译论集《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L'Autre Langue à portée de voix），译者为许翡玎。）

原标题：《总是在吵，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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