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与鄞县施政，王安石改革为何褒贬两重天

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乃熙宁变法之前奏或序曲，熙宁变法无非是鄞县施政的扩展、升级。学界大多作如是观。本文拟稍加比较，以期表明两者同中有异，异大于同，进而探究其因由。人们常说：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实更应当相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终归会由人民说了算。

为何王安石既是“万世罪人”，又备受颂扬？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出任明州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时年27岁。年纪不大，但干得不错。王安石离任后，民众“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去世后，百姓还为其立祠，以祭祀之。据记载，鄞县“经纶阁及广利寺、崇法寺皆有（其）祠堂。”这些祠堂的兴建出于民众自愿，“凡材甓、砖坯、苇竹之费，土木、工人之直，一出于民之愿输，而官无所预焉。”至今在宁波市鄞州区依然存留民众纪念他的祠庙（如忠应庙之类）、怀念他的地名（如王公塘等等），他的不朽名篇《鄞县经游记》由鄞县籍名家书写，刻在石碑上。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任满离开鄞县。20年后，在熙宁年间，他两度官至宰相（1070-1074；1075-1076）。仰仗宋神宗的信赖和支持，王安石将其在鄞县的改革扩展到全国。宋人说：王安石“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熙宁遇主，千载一时，尽以所行于鄞者推广之。”

然而对于这位“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顶级高官及其所推行的熙宁变法，当时人则毁誉不一。既有“民便之，无不喜者”一说，又有“言新法不便者”。岂止“不便”而已，甚至有人咒骂“（王）安石乱天下”。连其弟弟王安国也“力谏安石，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这类不满激忿之词据说来自社会底层。

时至当代，熙宁变法仍然是宋史研究中的一大悬案。称赞王安石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一说或许是主流，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蒙文通便直呼熙丰新法为“聚敛之法”，认为：“免役、青苗多是刻薄贫民，维护地主官僚利益，是最反动的。”更有甚者，将王安石变法贬斥为一次“增税浪潮”、一块“加深（民众）苦难的里程碑”。

还有两点，应当指出。第一，熙宁变法的否定者对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往往赞赏有加。最早见于记载、公开肯定鄞县施政的恰恰是反对熙宁变法甚力的北宋人邵伯温，他认为：“荆公之法行于一邑（指鄞县）则可。”南宋鄞县人楼钥一面否定熙宁变法：“天下病之”；一面颂扬鄞县施政：“公之于鄞厚矣”，“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也”。他称赞为王安石修建祠堂“一举而三善具”，既“表先正仁民之效”，又“慰父老甘棠之思”，还可“示后日循吏之劝”。对王安石鄞县施政的肯定与称颂可谓众口一词，极少异议。

第二，王安石倒霉背时之日，正是其鄞县祠堂香火正旺之时。如“经纶阁，在鄞县县斋，王安石尝为令，邑人思之，即其燕休之地作此阁。”据《宝庆四明志》卷12记载，其始建时间恰恰是在推倒熙宁变法的元祐年间。南宋时期，经纶阁因战火或天灾等因素而屡废屡兴，分别重建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乾道四年（1168）、淳熙四年（1177）、绍熙五年（1194）、嘉定十七年（1224）、宝庆二年（1226）。如所周知，经宋高宗定调，王安石被指斥为导致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宋理宗更将王安石定性为“万世罪人”。整个南宋时期，举国一片声讨王安石祸国殃民之声,而在鄞县则颂扬之声不绝于耳。两者形成极大反差。

两次改革，一成一败，为何？

为什么王安石的鄞县施政相当成功，而作为其扩展版的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人的回答主要有二：

一是“易其地，执其法，亦不可行也。”他们认为，王安石新法“行于一邑则可”，“行于天下不可也”。此说不无一定道理。南北“风俗”大不相同，各地社情千差万别，某些新法往往宜于南而不宜北，宜于此而不宜彼，不应一刀切。何况一县易于管理，全国难于掌控。

二是“非其人，不能行。”楼钥感叹道：“呜呼！使一时奉行者，皆能如公（指王安石）之在鄞，则天下岂以为病哉！”确实，仅以熙宁初年的宰执班子为例，当时人形象地称之为“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王安石虽然生龙活虎，但孤立少助。“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高层状态如此之差，且协同不一致，变法固然难以顺利推进。

然而愚意以为，以上两说均未击中要害，民众的满意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当年鄞县老百姓充满获得感，熙宁年间的民众则满意度极低，其根源在于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和后来的熙宁变法相同之中多有不同。

熙宁变法与鄞县施政之间的传承因袭关系显而易见。大凡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乃至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熙宁新法均可从鄞县施政中找到其雏形。

如青苗法，“（鄞）民得指田为质，以贷豪右之金。豪右得乘急，重息之。介甫特出官钱，轻息以贷，至秋则田亩之入，安然足偿，所谓青苖法也。”熙宁变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一思想王安石在鄞县时已大体形成，他在《与马运判书》中主张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作为富家、富国、富天下的“生财之道”。

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间的差异也不当被忽视。如熙宁保甲新法与王安石在鄞县“严保伍”的不同之处就较为明显。“严保伍”固然可以视为保甲法的开端，但其意图仅仅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加强社会控制，防范民众造反。保甲法则不止于此，其最终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以府兵制代替募兵制，不免有开历史倒车之嫌。苏轼认为，募兵制取代府兵制是社会分工发达的必然趋势，评价甚高，“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与此后的熙宁变法相比，鄞县施政有两大长处，一是改善民生，二是注重廉政。

鄞县“旱辄连年”，王安石就组织全县民众建设水利；鄞县无官学，王安石在这里创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鄞县县学，并聘请名师主办。两浙转运使司禁盐，损害百姓利益，王安石拒不施行，并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指出：盐禁一旦施行，“州县之狱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将众。”南宋学者黄震对于王安石抵制苛政并敢于教训上司的胆识，十分佩服。他说：“此仁人之言也。公时为令而敢以此谏切其部使者，仁者之勇也。”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更是解民燃眉之急的惠民善政。清人蔡上翔称赞道：“其爱民恻隐之心，筹画利害之明，虽复老成谋国者弗如。”此外，王安石清正廉洁，深受鄞县百姓爱戴，自在情理之中。

对于熙宁变法，一概予以否定，未免失之偏颇。然而不必讳言，熙宁变法从顶层设计到实施过程，确实败笔不少。

如果说王安石的鄞县施政是以民生为中心，熙宁变法则以增加财政收入、摆脱财政危机为目标。王安石以“善理财者”自诩，声称：“国用不足，由不得善理财者耳！”他不注重节支，只强调增收。羊毛出在羊身上，民众负担加重，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许诺并未兑现。如助役钱，分明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新税，乡村下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如果说王安石在鄞县不与百姓“争秋毫”，那么这时则大有与民争利之嫌。于是熙宁年间，民变不断发生，具有一定规模并见于记载者即达30余次之多。用当时统治者的语言来说，“自行法以来二十余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民众的不满情绪被王安石的政敌加以利用，火上浇油，以至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另外，与鄞县时期不同，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提拔官员，往往不以是否清廉正直为标准，仅以是否拥护新法为依据，不少投机钻营者受到重用。新法由这些贪官污吏推行，只能是“歪嘴和尚念经”，某些便民惠民之政沦为扰民害民之举，结果新法声誉扫地，变法阻力增大。

王安石也曾试图整顿吏治，他的设想是“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他将“饶之以财”放在首位，并片面加以强调。所谓“饶之以财”，换而言之，即高薪养廉。王安石曾反复述说其理由：“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方今士大夫所以鲜廉寡耻，其原亦多出于禄赐不足。”“饶之以财，然后可责之以廉耻。”王安石为此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增加公使钱，又称公用钱。其性质既是官府的特别办公费，又是官员个人的特殊津贴。二是实行重禄法，即所谓“尽禄天下之吏”，将重禄与重罚相结合。其初衷不错，“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可是一施行就走样，结果南辕北辙，并无任何实效，依然是“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官吏贪腐之风愈演愈烈。熙宁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