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流俗地》：一部让人物看得见的小说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句子——“无边无际连绵的季风雨，水獭也许会再度化身为鲸”，其中的意蕴恰可以隐喻马华文学近两年的发展：我们从本土汗牛充栋的乡土文学中直起腰肢眺望，看到的是莽莽苍苍的雨林，以及其中无数次杀戮，那样一种关于历史、关于命运的痛切让许多马华文学的文本几乎难以卒读，也因而具有某种天然的深刻。马华文学这只被遗忘了很久的、漂泊南洋的“水獭”，正像一只巨鲸一样翻覆起巨浪。

马华文学近些年不断引入国内并得到广泛关注，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黄锦树、李永平、张贵兴、黎紫书等人的写作。

相比于其他马华文学作家，十月文艺最近推出的黎紫书的《流俗地》并不汲汲夸张暴力奇观，转而注意日常生活隐而不见的慢性暴力。华人遭受的待遇，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屈居劣势，底层社会日积月累的生活压力，无不一点一滴渗透、腐蚀小说人物的生活。

在黎紫书成长的经验里，1960年代或更早华人所遭遇的种种都已逐渐化为不堪回首的往事或无从提起的禁忌。但这一段父辈奋斗、漂流和挫败的“史前史”却要成为黎紫书和她同代作家的负担。他们并不曾在现场目击父辈的遭遇，时过境迁，他们仅能想象、拼凑那个风云变色的时代：殖民政权的瓦解、左翼的斗争、国家霸权的压抑、丛林中的反抗、庶民生活的悲欢……在没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从事华文创作，其艰难处，本身就已经是创伤的表白。

6月26日，“一个盲女与一座马来小城的故事——黎紫书《流俗地》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办，作家王安忆、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以及《流俗地》作者、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围绕长篇小说《流俗地》、马华文学，以及日常生活与精神向度等问题，进行了分享。

《流俗地》以马来西亚锡都，被居民喊作“楼上楼”的小社会拉开序幕，讲述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务俗事。主人公银霞生来是盲女，她聪慧、敏感，亦懂得洞察人心，她既愿意在家编织箩筐，也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她学象棋、上盲校，在生来的困顿里劈开了一片天。在盲校里，她学会用盲文写信，也拥有了炙热的爱情，一切看似向着美好的方向，殊不知黑暗已经降临。小说以跳接时空的叙事手法，为各个角色穿针引线，每一短篇看似独立却又连续，这些小城人物在生命狂流里载浮载沉，薄凉活着，无声老去。他们冷眼、坎坷、孤寂、拥有短暂欢乐，却都像电光石火，刹那间便走到时间尽头，看俗世的风吹透灼热的仓皇人生。

黎紫书

回归到写实主义

《流俗地》是黎紫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比较上一部《告别的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告别的年代》更注重小说技巧，新作回归到写实主义，显示出作者更多的自信。陈思和也有相似的评价，“我觉得《告别的年代》力气更多是花在叙事上，整个叙事非常精彩，但同时也是非常密集、非常厚重。如果说《告别的年代》重要的看点在叙事，《流俗地》重要的看点在一种气象，这是很有气象的一部小说，用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很大气，它的内容没有《告别的年代》那么复杂，但是这个故事发展当中有很多空白，就像中国传统留白，读起来有很多思考的余地，很多回响，所以我觉得紫书这部小说写得更好更成熟。”

谈到《流俗地》在马华文学中的独特性，王安忆认为，马华作家在写作上吸收了更多现代主义的写法，理论的、思辨的东西多，相比较而言，《流俗地》回归到写实主义，能够发现一些日常生活的趣味，“我比较重视日常生活的美学。比如紫书生活的地方叫怡保，我就谈谈我对怡保的印象。有一天傍晚，在怡保的一座中国庙里，有一名男子，大概四十来岁，穿着宽松的短裤，上衣好像连扣子都没扣，穿了一双拖鞋，走进庙里，很快跪下来磕头。我顿时非常感动，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故事，可是我进入不了，它跟我隔了一层。而这些故事在《流俗地》中遍地皆是，它不是经过总结、充满理论和思辨、得出结论之后才告诉我的，它直接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本相。我个人觉得，好的小说还是要有一个常态的外部。”

“我预感到紫书这本书会开拓一个新的局面，马来西亚作者会有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领域，就是他们开始把这些国族的问题，家国情怀、语言和在地语言的冲突、宗教等等，纳入到日常生活的环境里。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他们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度过，有那么多丰富的故事可以写。”王安忆对《流俗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翟业军认为《流俗地》和其他马华文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黎紫书不是就华人写华人，而是描写了一个五方杂处的世界。对此，黎紫书回应，如果说她的作品有一些特别之处，可能是因为她和此前的一些马华作者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我和他们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想法和感情是不同的，我不具备那么强大的批判性，反而有一种和解的意识。在这里生活五十年以后，我与马来人、印度人相处很好，我和两家马来人整天讨论怎样喂养后巷的野猫。我决定忠于自己，诚诚恳恳写一部我眼中、我心中的马华文学长篇小说。”

黎紫书坦言，马华文学的问题就是种类太少了。大家每次提到，就会想到残暴的、野性的、血淋淋的、一整日都在下雨、人物都不怎么看得见的小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丰富马华文学的种类，写一些让人物看得见的小说。”

陈思和

“小说是表达那些无法被命名的东西”

作家如何把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世俗故事说得引人入胜，让人享受到阅读长篇小说的乐趣？部分作家采用了写实主义的方法。活动现场，关于写实主义，陈思和谈到了日常生活与精神向度的问题，这个话题引起了嘉宾们的热烈讨论。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刚才谈到了这部小说的写实主义问题。其实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写实主义容易阅读，而且它所讲述的故事、生活都相对真实；但另一方面，写实主义往往会走向庸俗社会学，讲吃喝拉撒，讲日常生活，讲小人小事，讲所谓苦难，而这种苦难是没有精神性的。我认为对于长篇小说，精神性是第一位的，没有精神就没有好的长篇小说。《流俗地》虽然是写实的，但它背后有非写实的、精神性的因素在提升它，使它显示出开阔的境界。”

黎紫书同意陈思和的观点，她说，“我自己也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在长篇小说中写出惊人、曲折的故事，我知道我要写的就是一群平凡不过的人和他们凡俗不过的人生。要把这样的平凡小事写得好看，当然不能只是用写实手法写一群人怎么生活、怎么吃饭、怎么和朋友相处。这样不仅庸俗，也不是我心中的‘好看’。‘好看’必须加入一些精神上的向度，在一群人怎样生活的表象底下，还要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打动读者，这样小说才不只是流水账。”

王安忆补充道，“我觉得不能把庸俗怪到写实主义上。小说的庸俗，绝对不是写实的罪过，而跟精神有关系，跟人的精神利益有关系。我强调日常生活的美学，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不会把所有事情都纳入我的写作。因为思想是有限的，在我看来，小说就是传达无法用思想和概念命名的东西，我们写小说要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在别的领域里面没有命名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何必再写小说？这种东西只可能是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人们大量阅读非虚构作品，因为非虚构中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尤其是我们的思想和概念不能归纳的东西。”

王安忆

《流俗地》：“我希望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小说”

关于《流俗地》的阅读体验，王安忆谈道：“我没有想到阅读那么顺畅，能够那么影响到我的阅读情绪。这个故事首先非常饱满，还有就是很完整。不仅是对海外的作者，对马来西亚作者，对我们大陆作者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黎紫书那么诚实地写作，叙事的逻辑、现实、生活状态的描写都是那么诚恳，而且有趣味，很感动。”

关于小说的语言，王安忆认为，马来西亚作家的语言非常干净，因为他们从五四白话文的传统过来，没有受到太多现实的干扰，保持从新文学过来的一个很好的状态，而黎紫书在使用语言时尤其自省。

陈思和也是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的多届评委，他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看到一个民间的社会，这个民间社会跟国族世界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认知世界的方式，但是它往往是被遮蔽的，作者选择让盲人银霞去洞察，是非常好的角度。里面的时间叙事很有意思，通过银霞和细辉两个人双重不断地回忆交错叙述这个故事，用一种民间对社会的感知，用黑暗世界对社会的感知的方式来叙述，很有新鲜感。

小说的最后，银霞和顾老师在电梯黑暗的时候，银霞说了一句话，“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陈思和从这句话读出一种民间的力量，“在这个民间社会中，最后不是顾老师给她光、拯救她、让她摆脱黑暗的民间世界，而是她把顾老师吸引到黑暗的世界中去。这充分显示出一种民间的力量。一直以来写底层、写平民的作品，往往包含一种悲天悯人，把平民写得没有出路、需要拯救。但是好的小说，即便写生活在底层的苦难、写既没有知识也没有力量的人们，在他们的故事当中仍然充满了勇气、充满了力量。这部小说也是这样，它的温暖便来自它显示出了民间社会的力量。”

翟业军则是在小说关于爱的书写上看到普通人的力量：“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一种爱，执迷不悟的爱，鬼使神差的爱，不计较后果得失的爱，这种爱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趋利，把爱的人趋向崇拜之利，执迷不悟地爱的人身上散发出来一种崇高之美。蕙兰、春分，包括叶公，他们都是如此卑微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爱，但他们就是凭着一种蛮憨的原力，生命的原力，没有目的地爱。爱让他们稀里糊涂、模模糊糊的生命有了硬的一面，有了钢的一面，就像一个人有了骨头一样，于是他们就是人，他们就有了人气。”

关于《流俗地》这本书，黎紫书坦言它与马华文学向来有的那种特别激烈、特别现代主义的写法不一样，“我心目中的《流俗地》是这么一部小说，它不是大众化的类型小说，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但必须精彩，好看，能让人享受到阅读长篇小说该有的乐趣。我希望它是雅俗共赏的，是每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甚至每一个能看懂中文的人都能读懂，都愿意读的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