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新约》签约130周年︱中法战争果真是“不败而败”？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了中法战争。在镇南关大捷的背景下，清廷仍然在条约里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遂使“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之说不胫而走，流传百年。但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镇南关大捷无改战局

        1885年3月的镇南关战役中，老将冯子材利用采取坚固防御阵地待敌，而后转入反攻的作战方针，毙伤法军近千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和干粮，取得了清廷与法国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但这只是一个局部胜利。参加镇南关战斗的法军由“143团共有440人的一个营，111团共337人的一个营、外国人编成队共370人的第二营组成，总数为1137名步兵……将全部的后备兵计算在内，全军总数为2137人及十尊大炮”，这点兵力不仅与冯子材麾下约二万严阵以待的清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而且在北圻（指清化以北的越南国土，亦称“东京”）的法军中也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1884年2月，北圻的法军已有7995人。到了镇南关战役前，法军将每个连从200人增加到250人，又增加了10个炮兵连，使得总数达到2万余人，另外还有1万多越南傀儡军队供其驱使。其中光是集中于北宁谅山前线的兵力即有1.2万余人。足见侵越法军的主力并未因镇南关战斗的失利受到多大损失。

        诚然，镇南关败北的法军一时犹如惊弓之鸟，兵溃百里。但法国陆军部和前线军事当局迅速采取了紧急措施增援前线。半个月之后的1885年4月14日，北圻法军总数猛增到2.5万人，其数量就已大大超过南下追击的清军（40多营，13000人）。

        此外，清军也没有继续作战的物资储备，几乎是靠随身枪弹追敌，军事后勤根本无法保证战场的需要。而法军则可以利用越南的内河航道，快速运送物资，以至出现法军从南圻到北圻畅行无阻，而援越清军反而接济维艰，孤立无援的情况。

        据《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中记载，由于粮食供应不足，清军士兵甚至到了要用步枪向越南百姓换取口粮的地步。在作战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清军要想收复失地谈何容易，冯子材“自谅城攻克后，该法匪等倍形胆怯，利于速追，勿任延息，以收破竹之效”的战略意图纵有胆气，却不免失于乐观。

        而在越北战场之外的地方，战局继续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不到一小时内的马尾海战全歼福建水师后，法国舰队横行海上，就在清军收复谅山后的第二天，孤拔率领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岛，建起一个长期围困台湾的据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越南战场上法军镇南关受挫后的不利形势，连慈禧太后事后都承认“朝廷吃亏在无水师”。

        法国占据澎湖对清政府造成致命性的打击，“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而法军“得之则以塞援台之路而为水军停船之区”，南洋曾派出五轮赴援台湾，但在浙江海面遭到法国舰队截击，三沉两返。苦守台湾的刘铭传虽然打退法军对基隆、淡水等地进攻，“百战之余，乃至有呼乎天之语”：“受困日久，民心惶恐，求迅速济兵、济械，设法救援。”其师李鸿章亦为之哀叹：“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却无可奈何。

        

清廷财政无力继续作战

        正因如此，镇南关战场的局部失利未能使法国侵略者放弃战争。过去一般认为，镇南关大捷后，法国政府陷入混乱，总理茹费理被迫辞职，法国改变了对华战争政策。因此，清政府不应该停战议和。

        其实，镇南关大捷前，茹费理内阁执行的是外交讹诈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对华政策，因此，法国并没有全力投入越南战场。法军惨败后，法国舆论大哗，声称遭遇了“新的滑铁卢”、“第二个色当”，引发茹费理内阁的倒台。其下台的原因并非不该发动对华战争，而是反对派认为他的对华政策太软弱，侵略力度不够，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和形象。反对派议员抨击和换掉茹费理，是希望换一个内阁来更好地维护法国的殖民地利益。

        1885年3月30日下午，茹费理刚宣布辞职，紧接着法国议会便开始讨论对华政策问题。一些议员先后发言，认为不能改变对华战争政策，应该设法挽回损失。于是茹费理刚宣布辞职，议会就开始重新讨论对华政策，迅速通过了五千万法郎的增兵议案。一周后，一亿五千万法郎的新计划也顺利通过了，摆出一副扩大侵略战争的姿态。

        

        相比之下，清政府的财政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步走向收支平衡。中法战争的爆发既影响生产和税收，又需要大量的军费，这就使清政府在财政上无法应付这一场战争了。

        关于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耗费的军费数额说法不一。《清史纪事本末》记载“耗帑金二千余万”；《清财政考略》则说“合计亦在三千万”。由于清政府无钱满足战争需要，只得谕令广东、四川、江西、浙江、江苏、湖南等省供给。但这几个省份力量也都有限。

        战争初期，四川向前线协饷一直是很积极的。但到1884年，它连向奉谕调往云南前线的鲍超军供给粮银所需的十万六千两也拿不出了，积极主战的四川总督丁宝祯只好如实奏报：“鲍超军需颇重，措办为难。”与此同时，浙江巡抚刘秉璋也奏报：“浙江省光绪九、十两年地丁因拨京协各饷为数甚巨，此致十年兵饷不敷支销。”其他各省也纷纷奏报“兵饷不敷”，可见当时就连地方各省在财政上都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中法战争“兵衅一开，洋税厘金，立形短绌；而各省军需，刻不容缓”，清政府被迫以苛刻的条件举借外债充饷。据史料记载，1885年清廷岁入下降为7708.6万余两，较1881年岁入减少526.2万余两。而这一年借外债却达1359万余两，占岁入的六分之一强，而外债的增加又大大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

        战争最后的胜负，根本上取决于实力的高低。清廷必须考虑到危及其统治政权的各种重要因素，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盲目应战最终导致的将不仅是财力、物力的极大消耗，甚至可能是更加苛刻的屈辱条约。从这个角度而言，李鸿章青睐的“乘胜议和”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保藩”意图已难成立

        清廷以“保藩”为目的不惜与当时号称世界第二强国的法国开战，以维护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但到了“镇南关大捷”时，清廷却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无藩可保了。

        在传统的天朝秩序下，越南作为清朝的一个藩属国存在。但在其末代王朝阮朝的统治下，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已经逐渐疏远。自阮朝建立的1802年到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850年，阮朝向清政府朝贡只有13次，远较同样作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为少。与此相反的是，由于阮朝的建立得到法国侵略者的帮助，越南朝廷弥漫着对法“亲善”意识，甚至在法国侵略者已经强夺南圻的情况下，越南统治者仍在一厢情愿地向侵略者表示“法越一家”。

        

        当清朝为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与法国开战时，阮朝在表面上的表现就是首鼠两端，宣布“中立”。所谓“我国介乎两大，于清则千年藩服，义不容绝；而于法则远水近火，势不容己，莫如中立，以俟两国进止”。

        但实际上，阮朝朝廷已经决心投入法国殖民者的怀抱。就在中法战争正在紧张进行的1884年6月6日，阮氏朝廷撇开清朝，与法国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公然宣布越南接受法国保护，还将清廷颁赐的玉玺当众销毁，以示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之后，阮朝甚至公然四处出告示严惩协助清军的官民，并命令抗击清军。这不仅使在越南的清军变成名不正言不顺的无名之师，而且使法军在各方面都获得新的支援。甚至法军进攻驻扎在北圻的清军时，有大批越南天主教民组成兰衣兵参战，还有大批教民替法军运送枪炮弹药和军需品。

        在已经无藩可保的情况下，清朝选择挟镇南关大捷之威，尽快从越南的漩涡中解脱出来，承认越法之间的既成事实，换取法军从属于中国领土的澎湖台湾撤军——毕竟，“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属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

        

        后世总结中法战争的结局，所谓中国“不败而败”中的“不败”，只能是从局部某些战役来说。从全局来看，要想取得真正的胜利是不现实的。清政府能取得一个不赔款不割地的停战条约，已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的60年中仅见之例。

        “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左宗棠对李鸿章的批评，在今天看来，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参考文献：

        1、廖宗麟：《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2、广西社会科学编辑部编：《中法战争史专集》，1986年。

        3、何平立：《略论中法战争之军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03期。

        4、关威：《中法战争乘胜即收问题论析》，《暨南学报》2002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