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没有资格谈论浪漫？NO，浪漫与审美也将通向灵魂革命

诗评人秦晓宇：写诗是成本最低的抗争

        工人诗歌究竟是不是诗？这在某些人眼里没准还真是个问题。当我试图跟那些被各种现代斗争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解释这个问题时，我会说，它们也许不仅仅是诗，但它们一定首先是诗。

        工人诗人性别户籍不同，生活阅历不同，文化素养不同，工龄工种不同，企业性质不同……表现在写作中，就是有些作品有阶级情怀，有群体意识，有抗争性，有政治诉求，有些作品可能表现得就没那么明显。不过，写出（自认为的）好诗，则是他们共同的写作目标。

        既然首先是诗，“审美化”还要被谴责吗？不以“审美化”为基础的“政治化”，或者去“审美化”的“政治化”，实际上是不尊重工人诗人的诗人身份，不尊重工人诗歌的文学性，是粗俗意义上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今天，无论服从的政治，还是反抗的政治，在你们进行一些实用主义的操弄和批判之前，请先“审美化”地面对一首诗，哪怕是戴着政治滤镜的“审美化”也好，不要像毛片一样明火执仗、不解风情。要知道，“审美化”解读可能包含了“政治化”解读，反过来则未必。因为审美也好，文学性也好，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伦理道德状况、文化政治意识，或所谓时代精神相关联；换言之，它不可能回避广义的政治。

        既然首先是诗，“浪漫化”还要被谴责吗？浪漫不仅仅是一种风格或流派，在我看来，它更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之一，甚至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当一个诗人动用比喻、象征、夸张、反讽、双关等基本的修辞手法，浪漫就开始了；当一个诗人被某种情绪、情感、激情所浸润和调动，浪漫就开始了；当一个诗人暂时“脱离”现实，思接千载神游八极时，浪漫就开始了；当一个诗人不满于社会，憧憬更美好的世界时，浪漫就开始了，桃花源、宝木巴、十二欢乐坡、香格里拉、乌托邦就是这么来的；当一个诗人，尤其工人诗人，用写作象征性地反抗压迫、异化与歧视，浪漫就开始了。浪漫就不具有“抗争性”了吗？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不正是对工业社会、工具理性、机械世界的反抗吗？浪漫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抗争则不然。我没有统计过，但我想古今中外数量最多的一类诗一定是情诗。在这类诗中，想要寻找“群体声音的力量”或“抗争性”往往是徒劳的。而抗争本身也不应该成为目的，人不是为了抗争而抗争，任何抗争，都是为了一个美好、浪漫的愿景——有诗为证。

        所以，当我们否定了“审美化”“浪漫化”的天津工人诗会与诗歌，却“政治化”、“斗争性”地肯定“非常拙劣的写作”时，某些不该混淆的东西一定是被混淆了。对于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最倾向于从阶级、政治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说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那种将政治观念或互不相关的道德说教简单拼凑在一起的“实用性倾向”称为“社会主义文学中最糟糕的破烂货”；恩格斯同样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倾向文学”，他说，“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拙劣文人的习惯……以便利用一种倾向，所谓的观点，并借此把自己的恶劣作品塞给公众”。

        因此，非“审美化”、去“浪漫化”就是动摇诗歌存在的根基。也正是因为优秀的诗歌中存在强大的审美化、浪漫化因素，所以我得承认，许多时候它并不是最佳抗争工具，即便是那些最具“抗争性”的诗歌作品，也远远不是最有效的抗争工具。不过，诗歌却可能是一个人或一类人最方便得到的、成本最低的抗争方式，在那些孤立无援、愁苦绝望的人生处境下，只要写，就是在抗争。

        诗歌从古至今都是一项个人的事业。当一个工人诗人在劳作时，他必须与他人分工协作；但是当他写作之时，他就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使得他在工友们中间有时也像个异类。工人诗人之间的差异，有时并不比他们与其他身份的诗人的差别要小，我的批评工作，就是在尊重和识别这种个性与差异中展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围绕工人诗歌的所有活动，都叫“我的诗篇”而不是“我们的诗篇”。我们可以从工人诗人的写作中辨认那种带有阶级烙印、群体意识或集体自我特征的因素，但一定不要将其作为要求和尺度。那些认为把工人诗歌搬上“主流”舞台是消磨了工人诗歌抗争性的质疑，我与他们共享其中一点关切——那就是中国庞大的工人群体能否在文化书写或社会行动中，形成一种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整体政治诉求或政治行动力，以便赢得更美好一点的未来。作为诗人，我愿意更“浪漫化”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以为，诗歌的低门槛、零成本以及简短凝练的优势，使之成为有表达意愿的工人劳碌之余不约而同的抒情方式。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们会呈现并反思所属群体的命运处境，用诗歌伸张平等与尊严，追求更有担当与情怀的写作，从而生发出一种新的群己意识与政治意识。当这样的意识渐渐多起来，相互应和着，宛如孤独的演奏汇为宏大的交响乐，我们的社会将无可回避，必须认真聆听其中的诉求。这也是革命，由于诗歌作用于灵魂深处，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所以这既是灵魂深处的革命，也是缓慢的革命。

“工人诗人”杏黄天发言：审美不是另一群人对一群的施舍

        公元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天津大剧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诗歌朗诵会，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我知道这事与我有关。但之后的二十八日，我读到一篇文章，我还没有想到要沉默，就发现在其中已经“被”沉默了。虽然这样的事在我的生活中时常发生，我也一直在忍受。

        这次，像往常一样，这篇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和臆想我都说服自己接受了，因为我没有发言权、发言资本与发言平台。但惟独有一句话，我怎么也不能接受。如果我接受了这句话，那就意味着我在工厂的十几年生活是不存在的。这句话就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人与人之间只是工具性的关系。

        这话出自一位我一无所知的记者的一篇类似新闻报道的文章，不过他好像对工人一样也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凯撒的问题应去诉诸凯撒，人所做的很多事，并非上帝所愿。不过这次的这篇文章中还套用一些思想理论与“事实”，以加强文章的深刻与力度，但这理论很显然还没有被完全消化，“事实”也不乏臆造。

        我这里不想说关于理论的问题，因为“事实”已经被臆造，还谈什么理论呢？即使他所说的“事实”，我也不想过多地去“对质”，我只就我无法说服自己的这一句，来说说，我所知道的事实真相：

        我在工厂生活与工作十几年，我深知我对机器倾入情感，是因为我知道，一方面，我与机器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连机器也可以因为与人的相互依存而暖热，更别说工人之间兄弟姐妹的情谊了。至于 “异化”，那又是要放在另一个框架内来讨论的问题。有人从来都不愿正视，问题根本不在机器，而在人！嫁祸于机器更像是一种安全策略与愚弄手段，最终一群人成为机器的部分也就顺理成章。他们对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将问题的逻辑关系倒置了！所以才一再强调与无限制放大机器对人的“异化”，却避而不谈更为本质的另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残酷这个问题！

        工厂里，也只有在工厂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取笑、互相温暖，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是什么“工具性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工具性的关系”，那我们早就死于“安全事故”，因为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准确与默契的配合，这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的心灵的共鸣与信任。如果说我们之间是“工具性的关系”，那也是那些将我们视为工具的人，他们在这样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毫无愧疚地下手和随意处置这群他们视为“没有思想与个性的肉体工具”。

        更进一步，这些被视为“没有思想与个性的肉体工具”，现在竟然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想走出工厂，进入人们的视野，甚而至于还做些写诗和朗诵诗歌这样的极其“高雅”的活动，这怎么能与他们的被规定与被训诫的身份相匹配呢？怎么能让某些人舒服呢？这里的问题与逻辑是：不是先有人的属性，而是先有“阶级属性”；不是先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先有“工人”；不是先有审美，而是先有“身份”。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审美首先是每个人的天性，是每个人觉醒之后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群人对一群的施舍！

        这个世界总是有另一群人想奴役一群人，想将一群人视为工具与道具。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也有人在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的游戏。只是，也请明白，一群人的沉默并不就表示一群人认可你说的是“事实”，那或许仅仅是因为一群人不屑于说；一群人“被”沉默，那也并不就表示一群人接受。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曾经活过，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而不只是“被”，这有诗为证！

        我们也自豪于他们中的一些，曾经为有尊严地活过而写诗！更希望我们的声音传遍四方，告诉世人，这世界有事实真相，也有美与爱！在我们的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