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贞平：四邻国家向唐朝纳贡另有所谋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师范大学“亚洲共同体”系列讲座邀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著名唐史学者王贞平教授发表《多极亚洲中的唐代中国》的演讲。王贞平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王利器先生哲嗣，八十年代求学于美国，师从西方著名唐史学者杜希德教授。王教授长期关注唐代国家关系，尤其在中日外交史上卓有建树。

        2013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教授的著作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多极亚洲中的唐代中国：外交与战争的历史》），此次演讲正是基于这部长达四百余页的大作展开，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与传统唐代中国中心论不同的多极化古代亚洲国际画卷。

        

多极化的亚洲

        王教授提出的多极化是指有好几个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相互竞争，他们有时候为对付第三国而结成同盟，有时候又为实现自身目标而自行其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能永远独霸国际政治舞台。因为实力在这些国家中呈现出一种分散且不均匀的状态，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往往是不规则的。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往往是静态的，是基于朝贡-册封体系的，而这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虚像，是虚实兼而有之。

        6世纪末到7世纪初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多极化世纪，隋末存在多股希望推翻隋王朝的地方势力，李渊只是其中一股，势力也未明显强过其他势力。当时突厥在草原兴盛，成为北方霸主，地方势力纷纷向突厥称臣，李渊也不例外。在初唐，亚洲维持着多极多中心的局面，唐朝没有当亚洲霸主的势力。

        到了628年，李世民击败西北最后一个反抗势力，并在两年后击败东突厥，草原民族尊李世民为天可汗，许多国家向唐廷定期遣使贡奉，建立了所谓的君臣关系。但这是不是就可以称为中国中心论呢？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唐太宗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君臣关系在多数情况是名义上的，而非实质的。外国君主虽然在表面上服从唐帝国，但经常操纵双边关系，以便在中国设立的国际秩序之外为自己寻找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途径。换句话说，这就是口不对心。

        那些朝贡使团来华的目的就是从中国获取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实现自身的政治自保、经济自强。从中可以看到外国君主在处理这种官方关系（即册封体制）时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正因为如此，这一制度可以满足唐廷与外国君主的不同需要，这是朝贡-册封体制的生命力历久不衰的原因。

        但朝贡-册封体制并不意味着那些参与其中的外国君主在政治上臣服于中国。唐廷在朝贡-册封体制中主要在礼仪层面上得益，满足了唐朝皇帝君临天下的政治虚荣心。外国使节则通过这一制度为本国争取到可观的政治文化利益。经济上以日本为例，在日本史书中列举许多遣唐使带给中国皇帝的所谓礼品，很多都是干鱼、干海带之类，中国皇帝回赐的时候则是加倍的。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就是不等价交换。

        

亚洲多极化产生的时代背景

        多极化这一问题，在中国史料中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单极化。看中国史书中叙述朝贡-册封体制的礼仪时，可以发现主要体现了唐帝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模糊掩盖了亚洲多极化的事实。亚洲各国本土文化在与中国的接触中吸收中国文化，自身体制不断完善，正因如此，多极化才成为必然。治中国史者常常怀有民族自豪感，但在理论方法上简单认为中国文化是高于四邻的单方向传播，是一种让周边国家的文化、体制从无到有的发展。这样的理论框架是假定了周边国家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制度，这种假设其实问题很大。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制度，多保留在中国史料中，而中国史料本身对于周边国家存在很大的偏见，是一种单极化的叙述模式。

        周边国家实际上不仅有自己的文化制度，更取得了很大成就。当时，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及西南的南诏等已经发展成为半农业经济、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由于他们自身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到了他们与唐王朝的交往，并且这些四邻国家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亚洲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因此变得非常复杂。

        隋唐时期亚洲国际政治的特点不是唐王朝的霸权，而是多样性与不稳定性。唐初到安史之乱爆发之间，唐王朝处于发展巅峰，在与四邻交往时具有优势。而此时的唐代四邻国家中往往发生了内乱、天灾，或与第三国交战，故而在与唐王朝的关系中处于劣势。但随着唐王朝国家实力的变化，与四邻的双边关系也发生着变动。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唐王朝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更需要借助回鹘的军事力量平息内乱。王教授认为回鹘军事力量介入唐代内部斗争，是亚洲势力分布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信号。

        唐王朝当然还是亚洲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但已经不再享有霸主的地位，没法再对亚洲国际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八世纪中叶以后，就不断出现唐与吐蕃、唐与南诏互相博弈的局面，这一情况的出现正说明亚洲的政治局面是多极而非单极的。即便是唐王朝处于鼎盛之时，周边国家对待朝贡-册封体制也是三心二意的，随着唐王朝实力下降，许多国家公开与唐王朝进行竞争。王教授指出，仅仅看中国史料，很难看出这一结论，因为唐代的知识分子还是认定唐王朝是亚洲的霸主。

        虽然亚洲出现了多极化的情况，四邻国家在强大之后并没有割断与唐王朝的联系。他们愿意通过与唐王朝的交往获得各种利益，而唐王朝在当时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唐廷与四邻国家都意识到要与对方产生积极的关系。双方秉持着互利的态度，并非是一方全赢一方全输的零和关系，而是一种极为复杂、互相依存的关系，即多极性关系。

多极亚洲中软实力的运用

        在一个多极化的亚洲秩序中，那些国家是如何运用本国实力来达成本国的目标呢？如此就要引出软实力这一概念。软实力，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不必借助实际的威胁或有形的报偿就能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在西方政治学中认为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大国才有软实力，而小国、弱国不存在软实力。但是隋唐时代的情形并非如此，现在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概念需要做相应的修改，以符合隋唐时期的国际环境。

        王教授认为隋唐时期弱小国家也有软实力。弱小国家正因为缺少军事等硬实力与大国对抗，更注重运用自身软实力来与大国周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故而国家无论疆域大小、实力强弱都可能拥有软实力。所以王教授将软实力定义为一种利用非暴力手段，引导出双方或各方都能满意的结果。

        与约瑟夫·奈教授关于软实力的定义不同，王教授认为在亚洲古代，无论是运用软实力的一方，还是受到软实力影响的一方都要付出有形或无形的代价。中国实行的朝贡-册封体制就是一种以不等价交换为代价的软实力运用。弱小国家向大国表示的政治效忠也是一种软实力的运用方式。正如上面所言，创业时期的唐高祖李渊都曾运用这种政治效忠式的软实力应付突厥，以便创造出一种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稳定刚刚建立的唐王朝。

        亚洲国家的君主在处理与唐廷关系时就曾经运用过这样的软实力。小国向大国表示效忠是一种低风险的行为。这种政治效忠多半是名义上的，这种行为既能避免与大国产生冲突，又能获得可观的军事、经济、文化援助。      

新罗的效忠

        新罗与唐的君臣关系是对这一软实力运用的绝好例子。新罗在唐早期处于朝鲜半岛的东南一角，是强敌围绕的环境，北有高句丽，西有百济，想要接触中国非常困难。但最终统一朝鲜半岛的恰恰是实力最弱，地理最偏的新罗，这正是源于新罗完美地运用其软实力。

        新罗在与唐朝建立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后，极力拉近与唐王朝的联系，并让唐王朝相信新罗是值得信任的。为了讨好唐王朝，新罗的君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新罗的真德女王特地为唐高宗写了一首五言赞歌《太平颂》，并亲自织成锦送给高宗，表达忠心。新罗不断推动唐王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弥补自身军力不足的缺陷。在唐王朝的支持援助下，新罗先后吞并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从这一例子来看，新罗在强敌环绕之下，巧妙运用自身软实力拉拢唐王朝，达到自身目的。

        

        十二世纪朝鲜历史学家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说：“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续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义之邦。又凭王师之威灵，平百济、高句丽，取其地郡县之，可谓盛矣。”这段话透彻地说明了新罗如何运用软实力，说服唐王朝采取军事行动，为新罗统一半岛铺平道路的。而统一了半岛之后，新罗迅速乘吐蕃在西方兴起的契机与唐王朝决裂。      

多重效忠的南诏

        弱小国家软实力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多重政治忠诚，即当时弱小的国家同时或先后向不同大国表示政治忠诚。这些弱国是夹在区域性强国中的，为了自保自存，不得不设法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国家加以平衡与限制。做法之一就是与一个强权结盟来抗衡另一个强权，同时随情况调整自己的立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云南的南诏国。

        云南地区在650年到710年期间，唐王朝与吐蕃都试图向云南扩张。当时云南地区有六个地方势力，其中五个倒向吐蕃，只有最弱的南诏向唐王朝效忠。712年，唐廷册封第四位南诏首领皮逻阁为台登郡王，公开支持南诏。在唐王朝的默许与支持下，南诏于735年吞并其他诏国，建立南诏国。

        与新罗一样，南诏一建国就与唐王朝反目。因为建国之后的南诏希望向云南的东部地区扩张，但此时这一地区的部分已经在唐王朝的控制之下，随之就爆发了唐与南诏的冲突。为了与巨大的唐帝国抗衡，南诏的首领倒向了吐蕃，寻求保护。752年，南诏首领接受了吐蕃的封号“赞普钟”，抛弃了唐廷册封的台登郡王号，同时自认南诏是吐蕃的一部分。

        

唐王朝的软实力

        唐王朝对软实力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培养外国君主对唐文化的仰慕，以期达到通过文化认同在政治上亲近唐王朝的目的。唐王朝为了外国使节、僧侣、学生到中国学习提供了许多便利，在这种有意为之之下，唐王朝希望培养一批亲唐的政治人物。

        唐王朝的软实力为东北亚，如朝鲜、日本等，带来了变革性的进步。他们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以唐王朝为范本，经济文化也带有许多唐文化的色彩。故而许多中国、日本学者认为当时形成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王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并没有考虑到周边国家为何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的文化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君主仰慕、消费唐文化，并不意味着在国际政治中他们服从唐廷的权威。引进唐文化，只是外国君主提升本国文化，构建自身政治体制的一个手段，与他们对唐廷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必然联系。     

权力中心论的产生

        同时，外国君主并不接受唐王朝软实力最重要的内容——权力中心论，在当时而言则是唐朝中心论。相反外国君主借鉴了唐王朝表述的权力中心论，在本国强调统治权的排他性。王教授认为权力中心论，实际上并非是源自唐王朝，四邻国家在本身发展过程中也已经产生，但通过借鉴唐王朝的表达方式加以系统化。不同部族试图完成统一进程中早就形成了的自己的权力中心论，认识到这点对我们了解亚洲多极格局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史料中记载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有百余个小国，但是到了东汉就减少三十几个。通过这个简单的数字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列岛正在经历通过武力兼并建立早期国家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各部落的首领萌发了以自己部落为基准的权力中心论。

        到五世纪，倭这一部落强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日本列岛。因为当时日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故而通过自朝鲜传入的中文来表达日本的权力中心思想。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古坟时代的大刀上“大王”、“天下”之类的铭文，这些都是经由汉字来表达自身的权力中心论。可见权力中心论并非是从中国传过去，而是日本本土也产生的一种政治意识。

        

        这种自发的权力中心论在高句丽也可见到。高句丽的长寿王在414年为其父长乐王谈德立纪功碑，即著名的好太王碑，其中就用了“天帝之子”、“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这种权力中心论的话语，彰显高句丽自己的正统性。正是在这种权力中心论的驱动下，高句丽建立了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涵盖朝鲜半岛北部及今天东三省一部。

小帝国主义

        同时，这些国家还发展出自己的小帝国观念。唐王朝有自己的大帝国观念，而东亚的小国家也发展出了自为中心的小帝国观念。例如新罗当时就视渤海国和日本为其臣属国，日本视高句丽、新罗、百济为外藩，视唐朝为远藩。但从史料出发，这些国家并没有存在真正实质性的臣属关系。

        亚洲国家各自都有权力中心论，分别影响了他们的国际行为，特别是与唐王朝的关系，多数都是利用唐王朝。权力中心论在亚洲的发展，也是当时亚洲地缘政治呈现多极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有趣的是，这些国家从来不在公开的情况言辞挑战唐王朝的地位，同时也并不盲从唐廷。在主动接触唐廷的过程中，它们主要是满足自身政治文化的需要，而非完全向唐廷称臣。

        在唐朝的官员看来，这些外国使节觐见朝贡，就是服从唐朝的权威，并不会深究这些国家的真正动机。四邻国家与唐廷的文化交流与政治制度借鉴不是一个单方向的从A到B、从有到无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政治过程。周边国家的君主决定什么时候从唐吸收什么，这些都不是唐王朝所能决定的，是周边国家根据自我需求的自主行为。

        隋唐时代的亚洲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并不是唐廷一枝独秀的称霸时代。唐王朝是国际社会敬畏的一股势力，但随着四邻国家在势力上与唐王朝的差距逐步缩小，他们与唐王朝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唐王朝有时候有求于周边国家，如请回鹘军队平乱；周边国家也常常有求于唐王朝，如新罗、南诏。

        在王教授看来，唐王朝最鼎盛的时候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控制亚洲地缘政治走向。唐王朝希望凭借朝贡-册封体系在亚洲形成一个静态有序的国际秩序，但事与愿违，国际秩序体现的是一种无序流动性。随着周边国家的实力变化，这种所谓的秩序一定会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