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历史的谋杀与转机

        宣扬历史的重要性，对原本就浸润于历史意识的族群， 不免有着多此一举的感觉；尤其出自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论的“历史的转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系攸关西方现代学术史甫进行中的转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许对中国学术的发展，亦将有所启示。

        依字面的意思，“历史的转向”不外重新认领历史知识的价值或历史探讨的重要性。令人诧异的是，西方19世纪方号称系“历史的时代”（Age of History）、或“历史主义的时代”（Age of Historicism），克莱欧（Clio）这位历史女神才以学术盟主之姿，睥睨天下，甚至被冠以“学问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荣衔；盖自启蒙运动以降，历史的原则和历史的思考，取代了宗教和哲学在传统思想的位置，主导了学术的发展。 反观19世纪的其他社会科学，尚在孕育当中、嗷嗷待哺。试举史学大宗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英国代言人艾克顿（Lord Acton, 1834-1902）为例，他在晚年仍满怀自信地宣称：

        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且是其他学问的一种独特的求知模式与方法。

        又说：

        每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们必须拥有一种可以应用到它们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

        显然对艾氏而言，历史的思考远溢于具体的历史知识。他的说词复传达了下列两项讯息：其一，在世纪之交，史学仍拥有不可忽视的份量。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却是道出新兴社会科学业已羽毛丰满，足以振翅长飞。要知19世纪里，酝酿中的人文科学无不有所谓的“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s），例如法律学、经济学等等，无一例外。但艾氏言说的时间点，适是其他学科趋于圆熟自信、纷纷开展出本门学科的研究取径，而亟与传统史学作出区隔的前夕。

        约略其时（1880—1890年代），西方学术界方刚爆发著名的“方法论战”（Methodenstreit）。若取史学当作思考的主轴，对内则是兰布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 1856-1915）和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的对决，前者标榜文化史，以宽广的研究取向、结盟其他学科，对抗专注政治史、制度史的兰克学派； 对外，则是新兴的经济学与历史学派的竞逐。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于忍无可忍之计，猛烈反击古典经济学派缅格（Carl Menger, 1840-1921）百般的挑衅。双方缠斗多时，牵连甚广，直迄20世纪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时代，方告落幕； 然而该时的激辩却已敲响历史学派颓势的警钟。

        值此风云变化的分水岭，艾克顿虽力图重振史学的余威，但趋势显然对新兴的“社会学”（sociology）有利。 而兰布希特又另外主张“心理学必须是所有科学史学的基础”，时风易势，由此可以窥见。 尤其迈入20世纪初期，史学仿若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节节败退、割地赔款。反观社会科学不仅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且群起围攻史学固有的疆域，说是烽火四起亦毫不为过。

        首先揭竿而起的，便是美国以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为首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他亟倡导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认为社会科学乃划时代的“新盟友”（the new allies of history），含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等，都是史学研究的新利器。而鲁宾逊之所以称谓“社会科学”为“新盟友”，无非欲与传统治史的“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有所分辨。 鲁宾逊发觉，即使是当今最了不起、学识渊博的大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只缘他对史前考古和人类学一无所知，竟连“冰河期”（ice age）或“图腾”（totemism）均闻所未闻，遑论其他闭塞不敏的传统史家了。 此事宛如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1869-1936）一度怀疑甲骨文是骗子造假的假古董，竟难以置信有“甲骨文”一事。

        对应地，该时在中国承西学遗绪者，便是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 梁氏坦承：“史学，若严格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 乍听之下，仿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但稍加推敲，未尝不可解作梁氏企图将中国史学摆脱传统“四部”之学的纠缠， 进而加盟西学的阵营。这种觉醒不止限于个别史家，在教育制度亦有所变革。在教学上，1920年起，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订“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

        而留美归国的何炳松（1890-1946）更是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不遗余力，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可以从他对鲁宾逊《新史学》的译文中求索。《新史学》里有一小段话恰可作为答案，何氏是这样翻译的：

        历史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他们。

        这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1884-1957）亦深表同感，于评断干嘉时期的章学诚（1738-1801）与当今史家的高下时，吕氏如是评道：

        他（章学诚）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

        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乃是沈寂多时而晚近方才当令的大史家；可是依吕氏之见，其史学造诣较诸现代史学，仍未免略逊一筹。其故无他，现代史学的进步实拜别种科学之赐。 而在诸多科学之中，社会科学尤为“史学的根基”。 同理，在西方，中古史名家惠灵格（Johan Huizinga, 1872-1945）竟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贬抑不世出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只因渠无法取资当今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以阐释希腊文明的特质。东西两相辉映，真是件无独有偶的趣事！

        事后回顾，自鲁宾逊以降，史学门户大开，社会科学长驱直入史学领域，坐收渔翁之利。况且时值社会更革，历史的实用性遂受到无比的重视，在美国致有“进步史学”（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之称。 在欧洲，则是由“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担纲，其与“社会科学”有近乎天衣无缝的结合。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费夫雷（Lucien Febvre, 1878-1956）及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均是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社会学的信徒。布洛克甚至劝勉学生“放弃史学，而改习法律、攻读考古学位，或学德文与其他”， 而且该学派非常重视“比较方法”和“量化技术”。

        但是，上述鲁宾逊等这般标榜“新史学”者，却未曾意识到“社会科学”与“史学”潜在的紧张性，似乎仍以“辅助科学”的模式去理解“社会科学”；他们不仅从未觉察出“社会科学”存有鲸吞蚕食的野心，并且无缘目睹日后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史学入主出奴的态势。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马克思史学宰制中国大陆史学多年，已广为人知。 同时，带有鲜明目的论色彩的“近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亦席卷西方及台湾史学界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使得中、西史学只能朝同一目标迈进：“普遍的（西方）合理性”。

        简之，20世纪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功能论”（functionalism）与“结构论”（structuralism）侧重系统的分析，时间因素不受到重视，历史的纵深与变迁遂不得突显。 社会科学则是以喧宾夺主之姿出现，因此，受其影响的历史分析，自然缺乏历史感。该时的史学则呈现“历史无意识”（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的状态。

        尤其在1960年代，“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乃是西方的显学，以布浩士·史基纳（Burrhus F. Skinner, 1904-1990）的“行为心理学”作为表率，他大肆推广及宣扬“行为主义（behaviorism）并非人类行为的科学，而是那类科学的哲学”，一时鼓动风潮，造成另番社会科学的变革。 而史学界大力鼓吹运用“行为科学”者，无过于伯克豪尔（Robert F. Berkhofer, Jr., 1931-2012），他的《以行为进路进行历史分析》（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 1969）乙书，曾流行一时。伯氏将该书献给“我的历史女神”（To my Clio），别有开展另一页“新史学”的意味。 其实，无论倡导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结盟，或后来奉行为科学为师，均不脱史学科学化的窠臼。 居间，伯克豪尔尤为激进，他主张当前的史学问题不在于该否援用社会科学，而是如何去运用它。他说：

        人作为分析的单元，只能透过某些概念架构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类行为的知识，其他史学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他又斩钉截铁地表示：

        此时此刻，“行为主义”（behaviorism）提供史学研究最佳的答案，因为她汲取了人类行为的崭新知识。换言之，史学必须借重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若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加上科学哲学里方法论的自觉。

        遵此，

        史家对社会科学最好的服务，便是挖掘事实，……供给正确、可靠的事实。

        另方面，史家又必须藉着指涉架构（frame of reference），方得寻得事实。是故，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史家只能是事实的供给者。而史学的最终下场，只能将诠释权拱手让给社会科学而沦落为资料服务的副手，更不被容许置喙理论的创新。换言之，史学与社会科学仅存有单向的主从关系。

        尤有过之，复经纷至沓来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的洗礼，传统的历史概念已被解构得体无完肤。 美国的怀特（Hayden White, b. 1928）甚至明言：

        毋论“历史”（“history”）仅是被视为“过去”（“the past”）、或攸关过去的文献记载、或者经由专业史家所考订攸关过去的信史；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特别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历史”。

        这种观点对19世纪末叶曾经宣称“历史是其它学问的一种独特的求知方法”的艾克顿，纯是茫然无解的。

        况且，社会科学的流行步调变化万千，稍纵即逝。1950年代的史家，建议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韦伯、帕森思（Parsons）的社会学，社会、文化、象征人类学，古典、凯因斯（Keynes）、新马克思的经济学，佛罗伊德、艾立克森（Erikson）、容格（Jung）的心理学”。 1970年代的史家，则鼓励我们取资“纪兹（Geertz）的文化人类学、傅柯（Foucault）的论述理论、德希达（Derrida）或德曼（Paul de Man）的解构主义、塞素（de Saussure）的符号学、拉肯（Lacan）的心理分析理论、杰克逊（Jakobson）的诗学”， 睽隔未为久远，所列科目已全然相异，令史家目眩神摇，无所适从。

        是故，中、西史学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栖栖遑遑，无所安顿。这由1920年代社会科学的引进，到历史唯物论（大陆）、行为科学（台湾）的盛行，居中除了夹杂美、苏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两岸史家（尤其大陆）几乎是言必称马克思、韦伯的地步。值得警惕的，当1960年代末叶，西方史家正热烈拥抱社会学时，社会学界却开始质疑起本门学科的信度； 这种危机意识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它学科， 令得满怀虚心、登门求教的史家，茫然不知所措。若喻“社会科学”为实，史家在感到绝望之余，遂舍实就虚，一股跃进“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 亟盼遁入后现代主义的空门，一了百了。殊不知这又是一回陷入不知所终的轮回。

        诚然，社会科学入侵史学的现象，史家并非一味叫好，有些保守的史家更是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地哀嚎。澳洲史家所撰的《历史的谋杀》（The Killing of History）便对社会科学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侵入历史园地深恶痛绝，猛烈反击。 之前，另位法裔美国史家巴任（Jacques Barzun, 1907-2012）极道近来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和量化历史（quanto-history）的不是，并且质疑其发展方向弊远大于利，亟与社会科学划清界线。 恰如夏蒂埃（Roger Chartier, b. 1945）跟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在1988年的对话中，夏氏抱怨道：“包括我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把社会学视为令人不安的百变怪兽，并与它处于交锋状态。” 尤有过之，社会学一度受史家嘲讽为“假科学”（pseudo-science），其出路唯有向历史靠拢。 此一迎拒的转变，若与20世纪之初，史学热烈拥抱社会学的状况相比，其冷暖不啻水火之别。至此，史学对社会科学片面的倚赖，遂划上休止符。

        然而，危机即是转机。适时，我们望见“历史转向”的一缕曙光。要之，“历史的转向”并非史学一科可以矩矱或道尽。它乃是发生在人文及社会科学“重新发现历史”的共通现象。

        出乎预料地，历史考察的重要性，初起竟是发自科学史的探讨。科学原是最具普遍性且跨越时空的知识，但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对科学的发展及其性质，带来不同凡响的洞见。孔恩的核心观念“典范”（paradigm，或译“范式”）以及“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不止重新解释了“科学革命”，并冲击学界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了解。孔恩这本书的影响力，在之后三十年无出其右者，他无疑为郁闷不发的史学注入一股新血，堪称划时代的经典之作。

        广义的“历史转向”，包括历史的向度再次受到重视，必然连带涉及对历史知识的认知。原初，社会学原本只关注当代的社会，如今则将研究展延至前现代的社会。以色列的艾森思大（S. E. Eisenstadt, 1923-2010）所著《帝国的政治制度》（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1963），以比较的眼光探索历史上不同王朝的科层组织， 渠一向被视为历史社会学的泰斗。此外，政治学与社会学双栖的史可波（Theda Skocpol, b. 1947）所著《国家和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1979），以比较的架构探讨了法国、俄罗斯与中国的革命，也是此方面的杰作。 他们穿越历史上的现象，均带来令人耳目一新、且极具启发性的成果。诸此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可比拟韦伯学的延伸。

        另方面，社会科学的崛起逼使传统的叙事史学节节败退。例如：年鉴学派的布洛克即抱怨传统史学塞满了传奇与事件，总是留滞在浮华的叙事层面，而无法进行理性的分析，所以史学尚处于科学的萌芽期。 他的追随者──布劳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便呼吁以长时段的“结构史”取代“事件史”（history of events），结合社会科学而贬抑叙事技巧。 他们力推以“问题取向的史学”（problem-oriented history）取代“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 可是年鉴学派逮至第三代（例如：布劳岱的高足拉迪里E. Le Roy Ladurie, b. 1929），这种学风翻转了，他们改以“事件”的叙述，来烘托生活底层的“结构”。 迄第四代（例如：夏蒂埃），“叙事回归”（return of the narrative）的口号，遂响彻云霄。

        究其实，凡是史学必涉及布局的技巧，因此无所逃避于“叙事”的运用；是故，摈弃以事件为主的历史，并不就等同无有“叙事”一事。 攸关“叙事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英裔美籍史家史东（Lawrence Stone, 1919-1999）曾于1979年发表专文，省思一种“既新且旧的史学”（a new old history），颇引起专业史家的同感。 史东觉察到晚近有一股伏流涌出，即以叙述手法取代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或量化技巧，着重描述甚于解析。它的来源相当多元，或以史基纳（Quentin Skinner, b. 1940）为首的新政治思想史、或法国年鉴学派所衍生的“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或师法义大利的“微观历史”（micro-history）、或受人类学家纪兹（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启发的“稠密叙述”（thick description）等等，不一而足。其基本特色即恢复史学叙事的功能，而抛弃往日宏观或结构性的解释模式。有趣的是，曾几何时，史东方才放声表扬“新史学”（new history）的特征首重分析（analytical），而扬弃西方近代史学的“叙事”（narrative）传统。 前后相较，史东判若两人，叶落知秋，于此尽见。

        总之，即使“事件史”重获青睐，但其中所涉的“叙事”，理应尝试新的叙述技巧，而非一味承袭昔时的叙事手法。在中国史方面，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b. 1936）独树一帜。他广受欢迎的中国史书写，布局精巧，文彩斐然，生动易读，遂被推许为圭臬之作。

        但最具标竿意义的代表作，却是人类学家萨林（Marshall Sahlins, b. 1930）的《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 1985）。萨林别具慧眼，重新将历史分析聚焦于“事件”（events）之上。他以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造访夏威夷瞬间，将夏威夷推向世界体系的舞台，并且从当事者的观点，勾勒出夏威夷土人对库克船长的主观认知。 正如萨林所说：“不同文化含有不同的历史真实（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historicity）。”前因社会科学重视“分析”（analysis）与“概化”（generalization），未免忽略事物的独特性，导致“事件”与“历史叙述”备受压抑。然而，在萨林的撰述里，它们重新回到历史分析的舞台，不但调和了社会科学里长久存在的“结构”（structure）与“行动者”（agency，或译载体）之间的矛盾，并且厘清了彼此互动的真相，而这正是困扰社会科学多时的难题。 简之，“事件”于萨林眼中，不啻是“结构”的转化，而“结构”正是以往“事件”积累所致。循此，“事件”遂得以洗刷污名，并取得理论范畴的地位。

        不止于此，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在注重形式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之后，再次聚焦多样的历史（histories）实相，甚至有“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流派的出现。 此外，连长久为量化分析所主导的经济学，也开始注意到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且，之前为量化与模型所主导的经济史研究，也不断扩充其关注至实质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的探讨。 而素为分析哲学所笼罩的哲学界，也仿如大梦初醒一般，意识到哲学史的回溯，有助于继往开来，为以后哲学的发展厘清一个新方向。 一如昆丁·史基纳（Quentin Skinner, b. 1940）在观察“人文科学大理论的归来”所说的：历史的研究近来变得愈形重要，它提供灵感与证据的丰盛泉源。这方面，科学史家孔恩和系谱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均功不可没。

        有一点必须特别提示的，“历史的转向”并非单纯回归到19世纪的“历史主义”，盖“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发展性”（development）和“独特性”（individuality）， 在后现代的氛围，两者均需再经审慎的检验。而除却唤醒“历史的真实性”（historicity），“历史的转向”需要对以往的史学进行一连串的反思。

        “反思”的对象包括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客体，甚至触及时间（time）、空间（space）、时序（temporality）的范畴。这些概念往昔均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分析单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蕴，却都是特定时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镜其源流。例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b. 1936）质疑民族主义的客观性， 在此氛围之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b. 1950）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而台湾史家沈松侨、王明珂解构了“黄帝”的民族神话，均获得不少回响。

        而传统对“时序”的观念，亦难逃“反思”的法眼，必须重新接受考核。例如从“时序”的视角度之，传统史观目的论（teleological）的单线发展，必须予以修正。取而代之的，则是多元与在地的（local）时序观。 而传统动辄以朝代或世纪的分期法，不仅大而化之，难以照料事物时空的异质性，则尚待逐案考量。简而言之，试以“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关系，来界定“史学”的性质。传统、近代及当代史学各自呈现不同特色：“传统史学”旨在鉴古知今，乃由“过去”凝视“现在”；而“近代史学”着重以今观古，则由“现在”投射（回溯）“过去”；晚近的“当代史学”却反其道，拟由“未来”定位“现在”与“过去”。

        总之，21世纪初，概仍推衍上世纪末的学术风气，崇尚“反思”（reflexivity）， 毋怪西方学术刻正对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反思。一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所有观念、词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建构的。而奇怪的是，历史学家所犯的时代错误无疑是最多的。因为，或是为了造成现代感，或是想使研究显得更有趣，或是由于麻痺大意，他们用当今通行的词语去阐述历史现实，而这些词语在当时尚未出现或另具他意。因此我认为，这种反观性是极为重要的。” 相形之下，中国的反思史学方刚起步，于今之计，唯有急起直追，才能令中国史学超拔于“历史的无意识”（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

        （本文转载自《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5月29日刊，原题为《历史的转向──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因技术原因删去原注释，查看全文可关注《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