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我真正认识到余国藩教授的了不起，是在许多年之后

        5月15日晚，临睡前忽然接到消息，说余国藩教授已于12日魂归道山。我极为错愕，顿时困意全消，连忙上网查证。果然有几条零星的微博提及此事，虽然情知以余教授近年的身体状况，凶信很大可能是真的，但仍然不敢相信，于是翻墙上谷歌检索，很快看到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官网发了讣告，最后些许希望终于破灭，不禁悲从中来，隔了良久方始昏昏沉沉睡去。这些天来，和余教授的交往断断续续涌上心头，迟迟不肯散去，又想到国内罕有介绍这位杰出学者的文章，也许把我所了解的点滴写下来是有必要的。

        最早知道余国藩教授的名字，大概是还在念大二的时候，当时在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一本叫做《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的论著，里面收录了余教授的三篇文章，其见解别具一格，却非常有说服力，读完十分钦佩，对作者不由也有些好奇。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在国内默默无闻的余教授，竟然是芝加哥大学五个院系（包括神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社会思想委员会、比较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系）合聘的教授，更曾于1986至1994年担任美国人文社科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理事。

        早年不像如今，在美国顶尖大学担任教职的华人学者实属凤毛麟角，那少数有此成就的学者当中，绝大部分是在东亚系从事和中国有关的研究，像余国藩教授这样以西方宗教文学为专长的，更是少之又少。

        尤其值得专门提及的是社会思想委员会，此机构是芝加哥大学在人文社科方面的旗帜，能出任正教授的均是卓有建树的大家。当年约翰·库切挟获得两次布克奖的盛誉，也只是该委员会的副教授，直到2003年戴上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后，才得以升任正职。以一身而任五个院系教职，在该校百余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孤例。

        至于美国人文社科联合会，是由美国哲学学会、历史学会、社会学会等七十二个学术团体组成的全国性组织，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社科联和文联的合体。该协会每届理事会只有十几个成员，余国藩教授似乎是第一个成为理事的华人，其在美国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些都是虚名，我真正认识到余国藩教授的了不起之处，则要到许多年之后。因为机缘巧合，我从2004年开始踏上文学翻译的道路。为了让译文更具可读性，我反其道而行之，研读了一批汉英文学译著，试图从中发现两种语言转码的窍门。只可惜绝大部分现代汉英文学译著，无论原著是新近的现代小说，还是像《红楼梦》《西游记》那样的传统作品，就技术层面而言是欠佳的。

        当然我看的《西游记》英译版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詹纳尔版，至于余国藩教授那部——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悼词来说——“里程碑式的译著”，则是遍寻不着，一直无缘拜读，但心里的好奇始终未曾稍减。所以在2012年春天，我的出版商果麦文化准备赴纽约参加美国书展，其总裁瞿洪斌先生邀我同去，顺道走访几个城市和国家公园。等到确定行程包括芝加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起了余国藩教授。

        得知我有意拜访余教授之后，《上海书评》编辑部委托我做个采访，请他谈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但余国藩教授是否乐意接受访谈，我并没有把握，于是写信给芝大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请这位相识多年的前辈帮忙介绍。赵老师回邮给了余教授的电子邮箱，但说余教授退休多年，对访谈未必有兴趣。

        那年5月30日夜里，我在忐忑中写了信，没想到翌日一早便收到余教授的答复，除了确认可以见面而外，还透露了一个消息：自2005年退休后，他一直在修订《西游记》的译稿，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四卷本的修订版即将由芝大出版社付梓。第二天余教授再次致信，说他身体不如年轻时强壮，会面的地点最好在风城市区，并问我是否有兴趣参观芝大出版社，他可以居中安排。我完全没想到余教授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和热情，惊喜之余赶紧敲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年6月7日下午三点半，余国藩教授准时走进芝加哥费尔蒙酒店大门的样子。他穿着西装，戴着一顶圆帽，看上去特别像从电视里走出来的英国绅士。那天酒店附近正在施工，大堂里回荡着挖掘机的声音，我提议到附近找个地方坐下聊聊，无意间走到了千禧公园北侧的Tavern at the Park。当日早些时候我已经去芝大出版社见过《西游记》英译本的编辑David Morrow先生，并蒙赵鼎新老师赏过午饭，无形中有了共同话题，从一开始便聊得随意而顺畅。

        但是当我试图把话头引入原先设定的访谈主题时，他毫不犹疑地将其拦腰截断，说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等于零，没什么好谈的，还是随意聊聊便好。我自然唯命是从，洗耳恭听余教授滔滔不绝地说了将近两个小时，言及他的家世、在美国求学任教的经历、对汉学界的看法，和他在文学翻译和研究方面的心得。

        听完之后，我才明白余国藩教授为什么会有英国绅士的气派。原来他的曾祖父做过满清的巡防使，祖父余芸（字逸民）乃是庶出，于1914年考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毕业后到香港工作，被港英当局委任为高级视学官（相当于教育厅正厅级巡视员），并曾兼任官立男子汉文师范学堂校长。

        他的父亲余伯泉毕业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长期奋斗在抗战前线，后来在台湾官至总统府参军长（相当于中央警卫局局长）、三军大学校长，获授上将军衔；他的四叔和大姑均毕业于剑桥大学，七叔及其长子则和余芸一样，也毕业于牛津默顿学院。出身在如此显赫的世家，其言谈举止有英伦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

        余国藩教授生于1938年，正值山河破碎，其父长年在前线奔走，无暇顾及家庭，所以他自幼生活在祖父身边。余芸谙熟英文自不待言，国学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逸翁诗稿》。我猜想余国藩教授成年后的学术志趣，应该是受到祖父很大的影响。他在谈及家史时，主要是讲述余芸的轶事，谈到乃父则只有寥寥数语。

        实际上，如果不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政治的淡漠，他不太可能在1956年只身远渡重洋，到纽约州赫夫顿学院（Houghton College）攻读英语文学专业，毕竟那年余伯泉已经升任蒋介石政权国防部中将副参谋总长的高位。据余教授那天所说，其祖父极度厌恶蒋介石，所以虽然儿子是炙手可热的达官贵人，他也不愿搬到台湾居住，而是留在香港终老。

        从赫夫顿学院毕业以后，青年余国藩入读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三年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苦读六个寒暑，在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早年主攻的方向是基督教神学，兼及英国和欧陆文学，尤以荷马与弥尔顿研究见长，在《圣公会神学评论》（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美国宗教学院丛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了众多有影响力的精彩论文。

        1970年，余国藩教授动笔翻译《西游记》，并于同年开始在芝大东亚系兼课。由于真正地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中文，他渊博的学识和广阔的研究领域很快让同事折服，1978年升任正教授，自那以后一直受聘于前述五个院系，开创了芝加哥大学的一段佳话。

        如果从神学院读博士期间担任助教算起，到2005年退休为止，余国藩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授课足足有四十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教书育人生涯中，他令人震惊地指导了七十几个博士研究生，而且和某些精通田忌赛马大法、专门在美国讲述中国历史文化的华人学者不同，他所指导的博士论文绝大部分是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专著。他对学生应该是很好的，当日交谈曾多次提及他的得意门生李奭学教授，对其天资和勤奋赞不绝口，并遗憾地说李教授身体不好，似乎是腰部有些问题，导致影响学问上的精进。

        后来听我聊起和赵鼎新教授的交谊，便又谈到了他另一个学生，同样也是连声称赞。余国藩教授对学生的照拂并不限于在读时，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对他们的关爱是多么的深切和持久。1998年，如今供职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鲁晓鹏（Sheldon H Lu）在《亚洲研究丛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撰文评论密歇根大学的戴维·罗尔斯顿（David Rolston）的新著，指责后者剽窃其作品，但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论证。罗尔斯顿是余国藩教授的学生，1988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尽管他已经毕业十年，但看到他遭受不公指责，余教授依然挺身而出，亲自致函《亚洲研究丛刊》反驳，结果是该刊编辑刊登了道歉声明。

        那天我说起美国某些汉学家在中国部分学人和媒体中备受追捧，余国藩教授表示很难理解，因为在他看来，那几个汉学家连基本功都是很成问题的。他举例说曾经跟其中某个人聊起柳宗元的《江雪》，那人在翻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时，把“飞”字译成了动词；但其实“鸟飞”本身是和“人踪”对仗的名词词组，任何对中国古诗词有入门级了解的人都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余教授也谈到自己的身体。早年医院查出他的心瓣和主动脉之间有个细微的瘘口，随着年齿的增长，瘘口慢慢变大，到2004年发展到心脏产生了杂音。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正好有个心脏专家是余教授的老友，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建议不要动手术，而是通过药物进行控制，但最近病情似乎持续恶化，心脏出现了一些状况，可能还是要做手术。其实以当时余国藩教授的气色，换了谁也看不出来他的身体竟然有这么严重的疾病。       

        聊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余教授感觉有些疲惫，拿出一个文件夹送我，里面是六份他以前接受采访的剪报和一些未曾发表过的诗作。我让服务员结了账，陪他走到密歇根大街上。他家在不远处的克拉克街，华盛顿广场公园西边，是个很高级的小区。我和他在密歇根大街和兰多夫大街路口辞别，约好来日有机会再相聚。

        6月正是风城最美丽的季节，凉爽的湖风，湛蓝的天空，摩登的楼宇，以及川流不息的车和人，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以至于我在目送余教授从容走向附近车站的时候，心里没有丝毫不祥的预感或者怅惘，完全料不到这次最初的道别，竟然是最后的永诀。此际回想起来，真是不胜唏嘘。

        回到上海，我胡诌了几首记录美国之行的打油诗，想到见面时曾蒙余国藩教授惠赠诗作，于是便把它们寄过去请益，顺便报个平安。余教授客套地谬赞了拙作几句，告知新版《西游记》英译本将于当年10月上市，嘱我到时务必一读。其实不用他吩咐，我一直期待着能够尽早一偿夙愿，并已经从芝大出版社的Morrow先生处获知具体的出版日期。可惜美国的出版业和国内的差不多，跳票的事情时有发生，直到2012年12月，我才拿到余国藩教授那四大册巨著。

        我这人在读书方面向来比较挑剔和刻薄，这一点熟悉的朋友是知道的，陌生的读者如果看过我早些年发表在《上海书评》的文章，应该也有点印象。但是仔细拜读完新版的Journey to the West，我对余国藩教授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翻译技巧心悦诚服。

        这些年来看过的汉英文学翻译作品也颇不少，让我赞叹的只有陈顺妍（Mabel Lee）教授操刀的两部作品的英译本，另外就是余教授的杰作了。但是我自己翻译过部分《太平广记》，深知从技术层面来说，以上两部小说译起来要比《西游记》容易得太多，而且我和余教授的翻译理念几乎是相同的。

        他翻译《西游记》时的策略，正是我近年翻译欧美文学经典时所采用的：结合最新的学术成果撰写详尽的导读；在必要处添加能够增进读者理解原文复杂性的注释；不刻意强求本地化或者陌生化，而是因势利导，依据具体含义和整体风格来确定某个句子应该意译还是直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到了2013年春天，我比较了余国藩教授的译本、外文出版社的詹纳尔译本和最早的卫利译本，并据此撰写“《西游记》西游记”一文。该文5月12日在《上海书评》刊出后，我把电子版发给了余教授，隔了两天收到他的回信。开头他客气地感谢我把他的译作和另外两个版本进行比较，他很有自信，“不怕货比货”；只是他视力欠佳，在家里的戴尔电脑上看网页并不清楚，吩咐我寄两份报纸给他，一份他可以找人放大了看，一份准备转给芝大出版社存档。

        信的结尾却令我大吃一惊。原来上次见面后，余教授的病情恶化得很厉害，幸亏找到西北大学一位蜚声国际的医生主刀，在2013年2月13日动了手术，2月19日顺利出院，但当时仍处在康复的过程中。我不由既惭愧又感动，惭愧的是竟然在这样的时候去渎请余教授的清听，感动的是他虽然抱恙在身，但还是如此迅速地回复。

        隔了几天，余教授收到报纸，看完便发来邮件，表示非常高兴，因为当期报纸封面上有他的照片，而编辑选用那张上面，他正好戴着芝加哥大学的领结，他觉得只要是校友，看到报纸一定能认出来。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期有刘绍铭教授的文章，他说刘教授是他的旧交，但退休后失去了联系，这次读到文章就像和老友见面。我隔着电脑屏幕都能感受到他对母校的赤子之心和对朋友的拳拳盛意。对余国藩教授这种身为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的学界巨擘来说，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我以为。

        甚至对只有一面之缘的后学晚辈，他也不吝爱护。我在“《西游记》西游记”中提出余教授的译本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他看完文章，写来长信提出两点不同意见。我认为他说得很有意思，想到《上海书评》有刊登回应的惯例，便提议由我把他的意见翻译出来，交由该刊发表。余教授断然拒绝，说他的意见只是两个友好的专业人士私下的交流，不想让外人看到。我当然知道这只是托词，他真正的想法是不愿公开驳斥一个后生。这种胸襟和仁厚，让我对他更加钦佩起来。

        到了2013年夏天，拙译《瓦尔登湖》出版，我在上海书展的新书发布会上念了一篇题为“经典何以需要新译”的讲稿。书展结束后，我自然想到要把讲稿寄给余国藩教授，请他指点一二。余教授在9月1日回信，表示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另外做了许多补充，提醒我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不同作家在文体上的差异。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道：

        今天早晨，我在报纸上读到当代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西姆斯·希尼的噩耗，感到非常悲伤。他除了是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个杰出的批评家和翻译家。他有句广被引用的名言，叫做“词语是历史和神话的载体”。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你的译作体现了敏锐的历史感，这让我很欣慰，但在体现神话感方面尚有不足。

        我当时非常感谢余国藩教授的肯定和激励，只是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瓦尔登湖》出版以后，我一直忙于其他杂事，去年初为了准备翻译《哈姆雷特》，又到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访学，所以长久疏于问候。去年冬天《上海书评》做东宴请返沪的赵鼎新教授，我因为和赵老师是旧识，得以叨陪末座。

        散席后我送赵老师去陕西南路地铁站，途中聊起余国藩教授。赵老师说余教授近期似乎比较寂寞，每次打电话给他总是能聊很久。我听了心有戚戚，想要给他写封信。可惜其时适逢家母来沪治病，我每日在家里和医院之间奔波，兼又忧心如焚，竟尔忘了这件事。月初和拙荆闲聊，还合计着秋天去芝加哥探望余教授，岂知已经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余国藩教授在芝大校园耕耘多年，桃李遍布天下，嗣后纪念文章想必纷至沓来。之所以不揣冒昧，把自己和他泛泛的交往写下来，是因为我认可翻译《月亮和六便士》时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假如大家的观点没错，斯特里克兰确实很伟大，那么由和他有过亲身交往的人写下的文章就不太可能是多余的。”以余国藩教授学问之精深，再多的悼念也是必要的。况且拙文或许可以打破国内媒体迄今对余教授仙逝的沉寂，为他增添些许应得的公众声誉，尽管那肯定不是余国藩教授想要的东西——这可以从他赠送给我的一首诗作中看出来：

        读松桂堂集见先祖父诗句有感

        三代曾游古学都，长桥波影两模糊。

        人同浮藻踪难聚，诗有流芳德未孤。

        为校经书忘岁月，鲜图章句遍江湖。

        沧桑世事应如料，惟愿今吾是故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