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红卫兵“西纠”是怎么成立的

【编者按】

        孔丹出生于红色家庭，父亲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为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是“文革”前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北京市“优良奖章”获得者，校团委副书记，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他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对初期的“文革”运动有过很大影响；他因“西纠”两度入狱，父母也因此被江青点名为“西纠黑后台”，父亲被关押多年、母亲自杀；他也是成功的国企领导者，历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孔丹口述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三联书店，2015年4月）中关于“西纠的通令”部分内容。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其实是和我们这一大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关系，有个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偶然性从西纠成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十分明显。我们学校高二的王向荣，他当时并不是学校领导集体里的成员。不过，他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很多学校想要一起搞一个红卫兵的联络站，后来大家议论议论就议论成了搞红卫兵纠察队。他回来就和我们说纠察队的事儿。我说：“我在学校还有很多事，咱们自己还忙不过来呢，你就去应付吧。”他说：“我应付不了，孔丹，只有你去，别人谁也管不了这个事儿。咱们学校有这个能力，应当由咱们来做。”

        “西纠”怎么成立的？陈小鲁回忆是他在一个场合下说要搞一个组织。我则是从王向荣那里知道的。这都无关紧要，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了，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六号、七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其实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师大女附中连。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的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三百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西纠”成立时，我觉得社会上太乱了。一方面是老干部被冲击，这是一个矛盾。学生和红卫兵起来冲击的第一批人是谁呢？是校长和校党支部书记，其实很多中学，特别是北京重点中学的书记、校长，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如四中校长杨滨就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是宋养初部长的爱人。所以这场运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有一些干部子弟突然就悟到这个事儿了。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是当时的血统论和横冲乱砸的暴力行为，传统教育让我们觉得不能接受这种现状。比如说我当时作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长期被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团结所有同学，凡事要讲政策。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话，从来没有这种观念。他们自己的出身和生涯也说明恰恰相反，人走什么道路，主要在于后天受到的影响和自身的选择。

        我觉得，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组织“西纠”时的基本观念。

        但是，我们的这种立场并不为人接受，“西纠”这个变种实际到后来是没有生命力的。在现实中，最后是谁都不容，哪方面都不容。“中央文革”不说了，连激进分子们也不容。就是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低年级的红卫兵也很不满意。他们说，孔丹，说好听点那叫策略派，说不好听的就是保守派，他们就不是真正的红卫兵！所以，当时成立“西纠”就是这么一个特殊大背景下的一群人，自然而然地起来了，发挥了一点作用，而且压制和抵制了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和做法。

        当时红卫兵们在社会上四处出击。我记得有件事是一些红卫兵到新华书店，不准他们卖毛主席的著作。他们说，毛主席的著作是红宝书不能卖，卖就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新华书店对此也有点心惊胆战，暗思不能白送啊。于是他们找到“西纠”，要求给个说法。当时大家一商量，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非常重要，同时这书属于国家的商品，不让卖不合适。于是由“西纠”签字，同意新华书店继续出售，后来的通令中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还有件事，当时有义利食品厂的人来“西纠”，说有红卫兵组织勒令他们说：义利的包装纸上有一对和平鸽，是修正主义的图案，不能再使用了。义利食品厂当时是北京最主要的食品厂，如果不能正常生产，将会对北京的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工厂很着急，说“十一”很快要到了，换新包装已经来不及，如果不用老包装实在完不成供应国庆节市场的任务，也请我们给个主意，当然，他们实际上是想继续使用老的包装纸，但又不敢惹那些红卫兵们。我就派赵胜利等人去看了一下。他们看后认为没有多大问题，就由赵胜利签字表示“西纠”同意继续使用旧包装，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纠”当时最主要的，是通过通令来发挥作用。“西纠”影响最大的就是十个“通令”。我们开始出了一号、二号、三号通令，是零敲碎打。四号通令我觉得应该有一点价值，是专门制止打人的。我们把毛主席语录放在最前面：“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四号通令主要提出了七项规定。五号通令是关于抄家要注意的政策。

        之后，我记得是三友对我说，我们不要再这么零零碎碎地弄，得针对整个社会出现的、我们认为应该要制止和纠正的现象，在下一个通令里系统地讲一下，做一个政策性的指向。比如说把所谓的“地、富、反、坏”都赶回原籍这件事怎么说？比如说红卫兵串联怎么弄？还有到处打、砸、抢、抄啊，怎么处理？政策性怎么把握？等等。另一方面，前面的几个通令我拿回家都给我母亲看了。她也觉得不够系统，比较零散，她只是有这么个感觉，但我心里把这视为是对我的指导。上面这两方面的因素，就成为了“西纠”最重要的六号、七号通令的由来。

        六号、七号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晓修改。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字斟句酌。这是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局势相对比较完整的政策性意见，把各方面措施、反对意见都说到了。今天看，通令有点像中央文件的范式。我们也确实是希望以中央文件为模板，所以在口气上也有些居高临下。这可能源于我们这批学生党员，认为自己对党的传统、党的政策和《十六条》认识理解上的正确性；也可能源于长年的学生干部经历使我们多少带有对低年级同学说话的那种口气。但是我们讨论的时候也特别意识到，通令在表达上不能和红卫兵抵触得太厉害。我们没有用“不要如何如何”的否定性语式，而使用“都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这种措辞。比如我们说：“打人，逼供信……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方法”；关于体罚，我们也说：“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这都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斗争方法。”关于侮辱人：“戴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如此等等。

        当时，几乎所有反馈回来的消息，就是看了这个通令的人，不论哪个方面的，从外省市党委、政府，到社会上的各个派别组织，甚至包括后期审查我们的人，都认为这两个通令是有背景的。其实，那时候上面已经是两条线了。一条是“中央文革”在不断地接见人、发动红卫兵；另一条是总理在力图控制局面，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六号、七号通令的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出主意。“中央文革”认为我们的后台就是周恩来，一开始他们就视周恩来为“文革”运动的障碍，是刘少奇之后党内与他们对立力量的领袖。其实无论是我的意识中，还是我周围的同志们的意识中，我们也确实自认为我们背后是周恩来，或者说我们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系统加以支持、借重甚至加以指挥调动的一个力量。

        “西纠”的所有通令，我确实都曾拿回家给我母亲看过。不过都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公布了的通令。这些通令大都得到了她的肯定，但基本都是一种事后的反应。对于六号、七号两个通令，她的意见是：这个通令水平还是可以的，写得很清楚，有政策水平，文笔也不错。因为她长期跟着总理做文案工作，对文笔方面很注重。我还告诉她说：“这是李三友写的。”不过，我今天仍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她从来没有说过：唉，你们现在应当写一个什么通令，以后再写一个什么通令。她甚至都没有提醒过我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关注些什么热点。另外，她也从没有对我明确说过，这些通令她要不要向总理报告。只是在我印象里，“西纠”的通令她确实是肯定的。但我从来没有从她那里，或者通过她从总理那里得到任何指令或指令性的暗示。

        这点也可以从“西纠”的十个通令的不连贯性来印证。比如很多内容重复，比如政策不连贯，比如说得不很系统，特别是八号通令在六号、七号通令之后，实际上又反过来了，讲什么砸了就砸了，抄了就抄了的。那就是因为六号、七号通令遭到相当多的红卫兵的攻击，让我们不得不向后退。这些通令反映的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并自发地试图引导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绝对没有任何人在指使，这是肯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