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性爱机器人：“新人”会超越人类么

        《诸众》（Multitudes）是国内从事当代西方左翼思潮和大陆哲学最新思潮的学者都会关注的法语期刊，其精神领袖是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托尼•奈格里和他的伴侣朱迪思•蕾维尔（Judith Revel），而核心撰稿人员包括“认知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者，左翼经济学家布当（Yann Moulier Boutang），著名意大利左翼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加塔利（Felix Guattari）的学生、批判建筑学家安妮•格歇（Anne Querrien），瑞士政治经济学家克里斯丁•马拉奇（Christian Marazi）等等。《诸众》十分关心整个中国的社会现实，曾在2013年第三期的“中国3.0（Chine 3.0）”专题中邀约多位知名中国学者为其撰稿，全面介绍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形势。

        这一期《诸众》的内容，有点让人大跌眼镜：这个立场激进的刊物，花了大半的篇幅在谈机器人（humainoid）。细想起来，其实也并不奇怪，马克思就对机器和劳动的关系十分重视，并在《机器与大工业》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机器对社会生产力本身的穿透和改造，而以奈格里和拉扎拉托等人为代表的意大利思想家们，引申分析了这一段论述，这些引申分析成为他们理论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思想家们认为，机器对人类劳动的控制和穿透，在提高了社会生产率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这种劳动强度甚至已经到了工人不能承受的地步，于是，机器就会将人驱逐出物质生产劳动的领域。而人的劳动主要用于另一种东西的生产：生产这样一种对产品的需要，这就是“非物质劳动”。换句话说，我们司空见惯的大量产业，如旅游业、美容业（整容业）、娱乐业，乃至最近流行的创意产业，都是这样一类“非物质劳动”的基础。

        因此，某种程度上，“机器”不仅和《诸众》这本左翼杂志的思想旨趣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成为《诸众》撰稿者非常感兴趣的论域。但是，这次《诸众》对“机器人”的讨论，确实有所不同。首先，“机器人”和机器本身是有所区别的，它特指一种“像人一样的”机器，这进一步涉及一个问题：在当代社会中，怎样定义“人”和“机器”这两个概念？

作为“社会问题”的机器人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鼻祖是当代计算机的发明人之一，图灵实际上试图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定义机器的“智能”：如果一个机器回答和处理人类提问的方式和人本身接近，这个机器就具有“智能”。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假设，图灵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人在不知道对方是计算机还是人的情况下和对方说话，在5分钟之后，确定对方是人还是机器，只要参与问答游戏的人中的30%认为回答问题的机器是“人”，那机器就具有了人的智能。尽管遭到了大量的抨击，但是，在2014年，确实有台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似乎预告了人和机器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可预见的将来，机器不再是辅助人的工具，而是与人一样，甚至在智慧和体能上超越人的某种“智慧生物”，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会成为“新人”。

        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问题”的机器人问题，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问题，而且慢慢需要提上日程的严肃问题。当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问题只是人和机器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后，人和机器的紧张关系呈现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这样一种紧张关系体现为人对机器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表面上看是“人没法控制机器”，这种无法控制机器的结果就是工人对机器本身的不满，这种不满激发了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而实质上，这种不满是人被以机器为核心而进行组织的生产方式的不满，电影《城市之光》中卓别林对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的无所适从大概是这种不满最为形象的表现了，而实际上，这种“机器式”的生产方式大概在一战以后传播到各个领域，社会学家们常说的“理性化”过程和这种生产方式的移置和传播关系密切，可是，人们往往单纯从“理性”本身的演化展开来分析，而忘了从“机器”这个角度展开论述，以致于忽略了西方现代社会形式结构的物质基础（当然，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也与一种观念相关，但这个观念却不单纯地等于“理性”）。

        随后，这种机器与人的矛盾遭遇到了一个全新阶段，当机器高度自动化之后，人逐步撤出了直接生产劳动的领域。一部分具备相关经验和基础的人，不再以生产产品为业，而是从事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部分左翼思想家把这样一种生产劳动称为“非物质劳动”，而提倡“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学者之中，就有《诸众》的精神领袖：奈格里。在这些思想家们看来，“非物质劳动”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机器生产的产品过剩，而人们没有欲望消费这些产品，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会崩溃，而“非物质劳动”的工作就是制造人们对这些消费品的需要。

        但是，“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社会的繁荣却对人造成了损害：那些无法掌握这种劳动技术的人，既无法进行物质生产劳动，又没法从事非物质劳动，从而成为社会的“剩余”和“危险”。这些游荡在社会中的无用之人，成为社会控制和排斥的对象，在那些产业空心化严重的发达国家，这些人要么从事高度危险，但机器尚无法主导的生产劳动，要么成为无所事事的懒汉和潜在的罪犯，等待这些“危险分子”的，往往是高度“机器化”的监管体制：装满闭路电视的监狱，警车的追逐和盘查等等。

人机合体

        而在文艺作品领域，这样一种人被机器的排除，往往会被从“反面”想象为人对机器的排斥。这一期《诸众》的诸多文章都以一部文学作品来阐明了这样一种想象机制，这部作品就是捷克作家恰佩克的《罗姆万能机器人》（R.U.R）（正是恰佩克发明了“机器人”这个词）。在这部小说中，更有“人性”的机器人开始反叛，智能机器人发明者毁灭了让机器人自我繁殖的技术配方，才平息叛乱。恰佩克实际上逆转了现代机器生产排斥人的逻辑，并将这样一种逻辑和人类社会中阶级和种族斗争的逻辑嫁接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小说中处于受压制一方的“机器人”实际上象征着现实社会中被排斥的人，他们渴望拥有机器化的身体和运算智能，从而剿灭那些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们。

        但是，《诸众》这一期的作品实际上谈到了机器和人关系可能的新阶段：如果机器也能从事非物质劳动呢？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当然，这并不是机器单向变得更为“人性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英美人文学界，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基本上体现在对“人机合体（Cyborg）”和“后人类（post—human）”问题。而《诸众》所刊登的这些文章，实际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就是不仅从人这个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机器人和人双重角度来看问题，而问题意识的核心贯穿着“非物质劳动”这样一条线索。

自动驾驶汽车的伦理问题

        杂志中，五篇重要作品讨论了机器人问题，其中未来学家、超人主义者（transhumanist）Anders Sandleberg的《自动驾驶汽车和其道德后果》一文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当人无法亲自控制汽车时，自动驾驶汽车不仅必须判断指向和路线，而且必须会处理驾驶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例如，遇到危险避让不及时，转向会造成路边小孩伤亡，不避让必然导致车主损伤。这样一系列本来由人来判断的问题，最终必须无人驾驶车来判断。于是，汽车和人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某种装配关系（即汽车变成人体的某种“机器器官”），而必须是一种可以交流的伙伴关系， 换句话说，自动汽车既不能成为驾驶者的奴隶，盲目听从损人利己、甚至破坏交通规则的杀人机器，又不能完全脱离驾驶者的控制，理解驾驶者的伦理考虑和个人经验。这样一来，自动驾驶汽车就必须变成某种类似《变形金刚》中的“汽车人”一样的智慧机械。

        但是，怎样让机器变得和人一样呢？《游戏模仿中的创造性》一文设想了一种机器“人化”的可能性，这就是游戏（jeu）。法语“jeu”这个词，来源于动词“jouer”，后者的意思是“关联、牵涉”，相对英语的game，更强调游戏中的互动和互相影响。通过描述对国际象棋界和人工智能界影响甚深的“人机对战”，作者Joffery Becker提出了人工智能界的某种渐变趋势：试图总结某种规范和类型达成目标的机器逐步被通过游戏把握人行为逻辑的机器替代。在与棋王卡斯帕罗夫的对战过程中，“深思”系统不仅通过强大的记忆和迅速的计算能力完成比赛，而且在数次对弈的过程中，能够“习得”卡斯帕罗夫的思维习惯和行棋逻辑，从而赢得胜利。这种“学习”能力包含了三个步骤：通过游戏建立与人的互动，通过模仿理解他人的行动逻辑，产生应对的逻辑。经历了一轮轮“学习”，“深思”的行为逻辑不再像一个仅凭计算速度获得优势的下棋机器，而更像一个棋手。

        不仅在逻辑思维上，而且在艺术这种似乎“人类独创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机器也一展身手。在图灵—冯·诺依曼思考计算机模型时，行为主义模式仍然是主要的思考模式，机器只是执行人类指令达到目标的工具。如果引入了人机互动的概念，机器在与人类互动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修正自己的目的，甚至，在一定代码的指定下，它能使人对它的互动期待落空，这就让机器可能进行艺术创造，也使它变得更像“人”。

性爱机器人：生命与僵死之间

        游戏模仿并非单向的模仿，而是双向互动，在不久的将来，人也可能变得更像机器。《机器人：生命与僵死之间》一文就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作者Emmanuel Grimaud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性爱机器人是不是单纯性爱伙伴的替代品？这些问题并非单纯的人工智能技术问题，而是重新把握人机关系的哲学和伦理问题。Grimaud引用了日本当代性爱文化研究者Agnès Giard对日本性爱机器人（sex doll）的研究。Agnès认为，一方面，这种性爱玩偶是极度被动的物，它只能用来满足人的性欲；另一方面，为了激发人更为“身临其境”的宣泄自己的欲望，性爱机器人的质料和行为必须变得高度仿真，甚至她们的挑逗技术要比真人更为纯熟逼真。在这样一种人机互动的过程中，在性爱玩偶的持续刺激下，人的欲望逐渐和伦理和文化规范分离，变得更像机器所激发和创造的产物。而那些主动激发起人类性欲的性爱机器人反而变得更像“人”。

        如果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性爱机器人的例子进一步挑战了 “异化”这样一个概念。“异化”的前提是承认人的行为有着机器无法模仿的完整性和超越性，而且，一旦丧失了对这种超越和完整的渴望，人的生活将会成为悲剧。但是，沉溺于与机器人做爱的人，并不完全遵循异化逻辑。表面上看，性爱机器人确实让人“机器化”了，但是这种机器化并不会带来僵硬和沉闷，而是激发了人在性爱方面的各种潜能，丰富了人们性快感的生成方式，因此，这些得到快乐的人不仅没有变成僵硬、无趣的“单维人”，相反，他的快感体验更为丰富多元。如果用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话说，“机器化”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块茎”：机器并不局限其追逐快感的行为，甚至创造其追逐全新性愉悦的条件；与此同时，这种丰富人欲望和快乐的机器，却将人的欲望定制和控制住了，在极端情况下，没有机器，人的欲望没法生产出来，而没有人，机器的可能性也就没法体现出来。这就说明，人的机器化在这里不再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异化”，而是一种人机共生形式。

        基于这样一种情况，Grimaud提出了“准人格（quasi-personne）”的概念。“准人”并不强调智能人形机器人比人稍低一等，而是认为，在当代社会中，人也有了些机器人所有的特点，而机器人也有了人的某些特点。这种特点的共享，最终将让机器人获得与人一样的社会地位。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机器人成为人的替代品，相反，机器人扮演了一种与人合作者的地位，两者的互动构成了未来社会的主要生产和交往方式。Édouard Kleinpeter的“合作人（Cobot）”概念（参阅本期《合作人，使用者和机器的互助》一文）实际上深化了“准人格”概念的内涵，这种概念体现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日益进步的今天，人和机器的关系可能出现一种超越主—奴关系和排除—被排除关系的全新可能：机器可以自我控制、单独搜集信息，做出决断，从而帮助人更好地完成工作，但人也可以优化机器的工作方式，建议和修正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的工作逻辑更为“人性化”。

        “合作人”的概念实际上有别于上两篇文章中利用游戏—模仿的互动逻辑来理解“人”与“机器”关系的视野，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强调远程操控和“虚假自主性（pseudo-autonome）”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指向了两个相反的路径：一方面，远程控制意味着人不再强迫机器人按照固定的规范来行动，而是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干预，这就进一步解放了“合作人”这种机器人的自由度；另一方面，机器人的“虚假自主”意味着机器人无法真正完全自主运动，人仍然是具有绝对主宰机器人的权力。但是，在游戏—模仿过程中，人与机器的关系则往往会产生两者丧失其本质和中心地位的双重危险，换句话说，人也会变得像机器，而机器变得更像人，直到两者互相不可区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机器人：生命与僵死之间》一文作者甚至直接质疑了“图灵测试”的逻辑，后者按照行为主义逻辑来组织测试，而完全没有考虑在人和机器人的互动过程中，两者的转化和混淆。

        这种混淆和转化所引发的问题既摇撼了传统人工智能领域对“机器人”的定义，又批判性地继承了《诸众》的精神领袖们的问题意识。奈格里、哈特和保罗•维诺（Paulo Virno）对“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这一概念十分感兴趣，这是后福特时代人类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时依赖的重要能力，但是，当原来只能用于生产产品的机器同样拥有“普遍智能”，可以进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社会的构成方式走向何方？

        在中文图书界，在2013年底出版的科学文化杂志《1024：人与机器共同进化》中，有多篇文章探讨了技术奇点（The Singularity）来临的时刻，人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其中，有些文章提出，人类或被机器人替代，成为“终端人”或“边缘人”时代，而大量的超人机器和“后人类”将会取代当今的人类。也有些文章则提出了大量人机共存的思路，但这一系列思路往往是增强人这样一个中心为目的的。因此，这本书遭到了科技专业人士的批评，也在社会理论的设想上过于悲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失去自身中心地位的恐惧，而在于主动的放弃自己臆想的“中心地位”，这种主动的去中心行动，最后造就了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共同协作，依赖共生。这种理解未来机器人的思路，在方法论上超越了传统人工智能行为主义构想，而在伦理上则秉承了《诸众》创立者奈格里所倡导的“公共性”概念，只有人消解了自身的固有能力，他的潜能才能在与机器共存的过程中发挥出来，从而消解人与机器，机械必然律和个体自由意志在人类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让整个世界走向更为光明，却更充满变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