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苏格兰“笨小孩”标特：英国史上最不受欢迎首相

英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首相，虽然没有什么官方排名，但长期以来大家一致觉得非标特伯爵（Earl of Bute）莫属。

据说在瑟洛勋爵（Lord Thurlow）的一次晚宴上，大家纷纷议论起刚刚离职的标特伯爵，有位客人禁不住说了句：“标特的一生日后值得有人写上一写。”谁知瑟洛却不屑地表示：“苍蝇的一生也很有意思，可以写上一写呢！”瑟洛的嘲讽不过是当时标特的同侪们对他看法的一个缩影。反对党和媒体对他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嘲笑他的施政方针，攻击他同国王的亲密来往。他们称标特是个“笨小孩”。

标特伯爵，名为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uart），171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显贵家庭。尽管含着金钥匙出生，但早年的他生活拮据，虽然娶了门当户对的蒙太古（Montagu）家族的成员，但在政治领域一直没有什么作为，而是热衷于植物学、医药和数学。他的岳母在书信中一度流露出嫌弃他没什么出息的意思。

1747年，在标特34岁的时候，出于机缘巧合，他结识了当时的王储威尔士王子弗里德里克（Frederick, Prince of Wales）。据说有一次标特前往艾格姆观看赛马，恰巧王储也在。比赛结束后，因为下大雨，王储就想找个人到帐篷里陪他下棋解解闷，但身边人似乎一时找不到什么地位相当的人可以来陪皇太子下棋。正巧标特在等人，人们意识到“伯爵”的身份应该有资格与皇太子对弈。就这样，标特一只脚跨入了英国权力秀场的大门。

很快，标特就赢得了弗里德里克的青睐，开始频繁出入王储的克里夫登庄园。他投其所好，为王子表演戏剧。据说标特对自己的身材很满意，特别是两条比例良好的大长腿，他非常乐意在舞台上向观众展示。

1751年王储不幸逝世，但标特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了个头。弗里德里克的遗孀同他一样欣赏标特的才华，便命标特担任了自己的大儿子乔治的老师。标特就如一块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了这一家人，未来的乔治三世也没有例外。

国王的“弄臣”：一表人才的政治伙伴

1756年，乔治三世十八岁。标特被任命为王储的首席内侍，真正成为距王储最近的人。年轻的乔治对祖父乔治二世毫不讳言自己对标特的喜爱：“我幼年结识、相处长久的伙伴已自然赢得了我的尊重，如果陛下您也喜爱他，将会让我万分开心，不胜感激。”

1761年，23岁的乔治三世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在国会的第一次演讲中，他说：“生而受教于这个国家，我以自己是一个不列颠人而自豪。”这是英格兰君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是个“不列颠人”的身份，毫无疑问，乔治三世此举恰是为了照顾苏格兰人标特。当然，或许也有人认为这是乔治三世向苏格兰与爱尔兰示好的依据。

乔治三世如此欣赏标特当然并非因为后者仪表堂堂，或有双耐看的大长腿。他们两人之间在政治思想领域频频擦出火花。

在标特出任首相之前，辉格党长期控制国会，几任首相都是来自辉格党。一党长期执政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贪污腐败、结党包庇、效率低下等等。乔治三世和标特迫不及待想为腐化的政治制度开出解救的良方——增强式微的王权，利用国王的权力去制衡政府的权力，以此削减行政的堕落。乔治三世把自己的任务看作要解救辉格党专制下的自由。而标特的执政思想同国王的目标完全一致，那就是保证英国的和平、同欧洲大陆的相对独立、让王权从名望家族和党派斗争中解放出来、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1762年，时任首相的纽卡斯尔公爵被标特取而代之，在长达数十年的沉寂后，托利党终于再次掌握了英国政府的主导权。《北不列颠人报》把王权的神圣和行政改革联系在一起，提出反对首相就是反对国王，而反对国王就是反对上帝。

激烈的党派纷争：标特的人生为何如此艰难

然而，乔治三世对标特的青睐并没有为他赢得政界的名望。相反，从乔治三世上台的第一天开始，标特就被当作各种嘲讽的对象。他的名字出现在讽刺诗文、讽刺漫画和讽刺小册子里。就连牧师布道有时候都忍不住嘲弄他一番。对于在这个圈子里浸淫打滚多年的政坛老手们而言，标特的蹿升速度无疑是飞快的。他升得越快，他们越恨他，对他的攻击愈甚。霍利斯•沃尔波尔在标特担任首相后不久写道：“我父亲二十年里经受的还不如标特二十天里经受得多。”

所有的攻击来自于三个事实：标特是个苏格兰人——带来了苏格兰专横的执政精神；标特与王太后关系过密；更重要的是——标特对国王施加了太多影响。

在英格兰人——尤其是混迹伦敦上流社会圈的英格兰人看来，苏格兰人不讨人喜爱的地方真是太多了：他们的口音、他们的迂腐、身上那股犟劲儿、还有他们的趋炎附势……所有这些——特别是最后一点，都被18世纪晚期的一出名为《世上之人》（The Man of the World）的戏剧描绘得淋漓尽致。

主人公Pertinax爵士来自苏格兰，他在论及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道：“我不断成功是因为我懂得保持躬身。若我面前有个大人物，我从来都不会让自己直挺挺地站着。我弯腰，再弯腰，就好像这是我的本能一样。”虽然这出戏并不是在标特任内上演的，但其中折射出的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看法与情感却根深蒂固。即便在今天，英格兰和苏格兰人都还没能就统一的民族认同达成一致，更不用说标特在位时距两个地区的联合不过才数十年。民族情感的矛盾必须用民族认同的标识来体现，于是竟有了标特鞭打布列塔尼亚女神像的漫画。

除了苏格兰人的性格特征，贫困是英格兰人不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有人把苏格兰人看作是依附在英格兰身上的虱子，吸食英格兰人的鲜血。英格兰人不厌其烦地讲着关于苏格兰贫困的笑话。比如一个英格兰人问他的开酒吧的苏格兰朋友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后者说两千镑吧。这个英格兰人立即会惊讶地表示：这么多钱在苏格兰怎么能花得出去呢？然后他话锋一转：当然是要来英格兰花吧……不过问题是，如果苏格兰有一个人一年赚了两千镑，他离开了，苏格兰该怎么办呀？

然而，标特生而为苏格兰人这个“错误”他本人无法更正。以客观的角度来看，以苏格兰人的身份攻击标特并不完全公正。于是反对者们还抓住其他机会来攻击标特的执政方针。

1763年为结束七年战争而签订的《巴黎和约》对标特的“坏名声”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虽然从条约内容来看英国是最大的赢家，而且国会是以309票对65票的巨大差异通过了这一决定，但正如格拉斯通传记的作者所评价的那样：“除了1814年签订的《巴黎和约》，其他所有结束了我国伟大战役的和约都只会被看作羞辱可耻、空洞而不安全的。”

作为首相的标特必须为七年战争画上的这个句点负责。当他出现在国会，人们冲他发出嘘声。当他离开国会，他的马车座椅被人蓄意毁坏。当然，指责标特签订和约的人们并非仅仅因为视合约本身是对国家的羞辱，他们中间不少人认为标特收受了法国的贿赂才极力促成此事。特别是标特在伯克利广场的奢华新居成为人们捕风捉影的好素材。这自然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事情，比贪污还恶劣，甚至涉嫌叛国。因此签约后的一段时间，标特不敢大方地出现在英国街头。他就像躲避狗仔队的明星一样，也躲避那些时刻想要攻击他的辉格党和普通老百姓。

可以说，标特在《巴黎和约》签订后的生活正是他整个政治生涯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埃克塞特的一座城门前，标特的雕像在一个绞刑架上整整悬挂了两个星期，却没有人敢取下来。在伦敦的戏院里，任何影射标特的隐喻表达都能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然而，无论是怎样恶毒的攻击，都不能掩盖所有攻击标特之人背后的深意，那就是势力庞大的在野党对新上台政党的挑衅。

标特当上首相后，很多位高权重的辉格党领袖感到被排挤，甚至连一些人微言轻的公职人员都被撤换。许多人认为这是标特对辉格党的“清洗”。而所有对标特的攻击难免没有报复或威吓的嫌疑。所以即便是抨击标特很厉害的辉格党人霍利斯•沃尔波尔也认为：“托利党长期缺席，希望重新夺回一席之地，但辉格党却不愿意与他们分享权力。权力就是这样，让人浸淫其中不能自拔。一个人得到的权力越多，他对权力的胃口就越大。”沃尔波尔晚年也承认，标特是一个“兼具品味和科学头脑的人”，“我真诚相信他的动机都是好的。他希望联合所有党派。”

 

告别丑闻：最不受欢迎的首相离任

1763年4月8日，标特宣布辞职。这个决定出乎许多人预料，因为即便大家对他有很多不满，他在这短短一年内的政绩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结束了七年战争，签署了对英国有利的和约，通过了财政预算，他对辉格党挑战的曙光刚刚显现。

标特自称辞职是出于维护王室尊严的考虑，他认为对他本人的攻击也影响到了乔治三世的威严，因此他决心退出政坛。毫无疑问，他在政界如此不受欢迎，很难有动力维持他的工作。然而，也有人指出，乔治三世对他的宠信随着政局的变化日趋削减，再加上他本人对于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更有兴趣。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促使标特早早离开了首相的职位。

有趣的是，就在标特离任之后，他对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的影响力却仍然存在。他首先力荐格林维尔接任他的职务，但当后者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他又与之前的政敌纽卡斯尔公爵和查特姆公爵（即老皮特）谈判，力促乔治三世重新起用老皮特。他就像徘徊在英国政府上空的一个幽魅，不能完全交出自己的权力。

直到1770年，还有人建议制作一枚硬币，硬币的正面是标特脚下踩着布列塔尼亚女神的盾牌，题字“苏格兰太阳凶狠地炙烤英格兰人民”；背面则是乔治三世、标特和王太后的头像，题字“三合为一”，以此来表达对标特影响力的忧虑。为此许多议员都表示希望他尽快搬离伦敦，离权力的心脏越远越好。他们甚至还要求乔治三世作出保证，标特不能通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私下的方式影响国王的决定。

而同时，标特同乔治三世的关系似乎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那个虽然遭到公众舆论攻击、不被英国政界所接纳却仍然获得国王支持和青睐的首相标特，此时似乎失去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布罗汉姆（Lord Brougham）回忆说，乔治三世的姑姑艾米莉亚公主（Princess Amelia）曾邀请国王来家里做客，同时还邀请了已经离职多日的标特。她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让标特能够见到国王，谁知乔治三世在花园里一看到他转身就走，并责备自己的姑姑，声言要是她下次再这样，以后就再也不来拜会她了。

随着时间流逝，无论是辉格党人对标特的攻击、政界对他的不满、乔治三世对他的冷淡，都逐渐消逝。仿佛隔一段距离的确会获得真理似的，人们对标特的评价也有所缓和、更加公允。

和标特同时代的格罗切斯特主教威廉•沃柏顿（Bishop William Warburton）评价标特的时候说道：“标特大人非常不适合担任英国首相。第一，他是苏格兰人；第二，他是国王的密友；第三，他为人诚实。”有其他研究他的同时代学者也指出：“他与国王的关系是诚实、忠心的友谊，在英格兰十分少见。英格兰的贵族们接近国王是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偶尔出于爱国之情，然而标特服侍国王是出于个人的忠心，体现了高地民族的忠诚。”加拿大作家贝寇斯•威尔逊（Beckles Willson）甚至认为标特是乔治三世身边最有价值的政治家，他“博学、聪明、不腐败、爱国”。

那么标特本人又是如何回顾这段从政经历的呢？如果我们读读他离任后写给朋友的信，会发现他的苦涩似乎远大于收获：“政治这所学校绝非友谊的学校，权力中心也没有爱心可言。在首相的园圃里，忠诚、感激、爱与真正的尊重都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幼苗罢了。”如果我们再往前看看他在1761年3月24日就职前写给国王的书信，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绝非偶然。他在信中坦陈：“我心里非常痛恨接任首相这一职位的决定……内心的每一个喜悦的盼望都在哭诉这一人生中的重要变化，但责任和感恩却迫使我接受这个考验。我会担任首相的，但我的心情并不平静，对前途的预期也不乐观。”

因此，英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首相，或许也是最委屈的首相之一。作为一个政治经验并不丰富的新手，却要担当起同政治势力雄厚的反对党作战的责任。标特短短一年的任期在英国首相的历史上或许谈不上重要，但他当时肩负的责任与他所承受的毁谤远远超过了一年首相工作的分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虽不能看作成功的首相，却不能算是失败的政治家。

参考文献：

1.    J.A.Lovat-Fraser, John Stuart Earl of Bute, University Press, 1912;

2.    “John Stuart, Third Earl of Bute”, in Robert Eccleshall and Graham Walker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London: Routledge, 1998.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各国议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