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用“有四川地区说话特色的中国话”写小说

2008年7月，80后作家颜歌在重庆某书店签售新书《五月女王》。 CFP 资料          

        在文学纪年里，四川省成都市豆瓣名产地郫县平乐镇诞生于2008年。这一年，已经出版7部作品的作家颜歌写下了《五月女王》，记录了平乐镇里发生的少年故事。平乐镇有四条街，镇外清溪河对面有个造纸厂，“南街上都是些操扁卦(打拳)的，西街上满是读书人，东街的人大多是政府和官家的子弟，北街是外地来的客家人”。

        1984年出生于四川郫县的颜歌也是一位因“新概念作文”而出名的作家，目前可以称得上是80后作家里的优秀小说家了。 2013年颜歌凭借长篇小说《我们家》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潜力新人等奖项。2012年，创作《我们家》时，颜歌正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们家》记录了西街上豆瓣厂老板一家活色生香的故事。据悉，《我们家》已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明年将推出英文、德文、匈牙利译本。

        今年5月，她的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以下简称《平乐镇》）出版，娓娓讲述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5月22日，颜歌在成都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书封

像画家一样，在故事里做一个记号

        到了《平乐镇》的写作，她为自己设下命题：写写女人的故事。

        “在写《我们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语言是蛮有特色的，但后来我反省时觉得《我们家》里面语言占了一个便宜，因为这个主角是一个性格非常火爆的男人，这个男人讲脏话，这个人的性格特色让语言变得更重，等于说你在写的时候作为作者搭了这个人物性格的顺风车，但我自己还是想要努力地做一下这个所谓的四川特色的（写作）……如果我要做这个的话，我想要在一个更中立的状态真正多去找一下这个语言本身的特色，除了脏话之外。然后就想：那我写一些女人吧。我还是一个研究型的作家，每次我就想给自己出一个题目嘛，就好像是做一个研究。”

        于是有了这五个鲜活的短篇：《白马》，《江西巷的唐宝珍》，《三一茶会》，《照妖镜》和《奥数班1995》。

        写于《五月女王》之后的《白马》是颜歌进行的一次正式的语言实验。这个充满抒情性的作品有着延续在《我们家》中的不可靠叙事者的特色，以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1990年代一个大院子里发生的隐秘情事，以及一对如花姐妹在大人对爱情的本能追逐中受到的不可挽回的伤害。

        谈起不可靠叙事，颜歌开心地表示这是她有意设计的一个“signature（个人特色）”：“就像以前有画家画画，他会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一个记号，就像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秘密，然后多年以后，大家就会根据这个来判断这个作品是不是真迹。这就是我很爱干的事。”

        “《白马》就是挺阴森的故事。而且说实在的，《白马》没有什么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阴森的小孩儿抒情……《白马》的特点是它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小说，是一个里面情绪非常饱满的作品。‘撑’这个作品的就是情绪性的东西，而不是情节。”

        颜歌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靠情节取胜的作家：“……我的兴趣不在那儿。以前我跟另外一个女作家聊过，非常有意思。当时她在写一个东西，我在写一个东西，她就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不该让男主角和女主角分手’，她很困扰。我从来不会为这些问题感到忧心。我会感到忧心的是，这两个人在一个地方进行一个对话——我会非常忧心一个场景，把它写得引人入胜……比如说他要走进一个房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是什么季节，进入房间他是推门还是（怎样）……就是这样的东西。”

        她形容自己的写作是“一帧一帧”进行的，这样的好处是做到了最大化的“自然”，生活以非浓缩非概括的形式呈现，这一点在《江西巷的唐宝珍》中尤其突出。在这个伤心故事里，一个全镇最美丽的女人在时代剧变里被父老乡亲们当做商品待价而沽，这个追求纯真爱情的女人最后不得不向生活低头，选择了“比最好差那么一点点的生活”。

语言决定了作品的“不可译性”

        颜歌赴美留学，她想要了解美国小说的现状，于是买来了五花八门的过刊：《巴黎评论》、《美国读者》、《锡屋》、《格兰塔》……她喜欢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也喜欢乔治·桑德斯，事实上，她与丈夫高先生的相识也缘于后者的小说集《十二月十日》（Tenth of December）。她或许是离英文写作最近的一位青年作家：参加过国外的写作坊，海量的英文阅读输入，并且也见证了自己的小说《我们家》《白马》等被翻译成英文。

        然而颜歌并不打算用英文写作。“这两三年我对这个问题想得特别多。我的生活经历主要就是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往返）。哈金写了一本书《在他乡写作》，这是他在莱斯大学一个系列的创作整理出一个很薄的随笔集，第一句就写：作为一个作家要回答三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面对谁？作为谁？和为了谁（的兴趣而写作）？在这三个问题里面，最难的就是最后一个。我觉得我现阶段是不可能用英文写作的。这跟语言没有关系，而是我能对中文这个存在进行一些拉伸拓展，能够重划疆界。如果一个英语非母语的写作者用英文写，能够对文学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太能满足我自己。”

        至于作品的英译，颜歌曾经在微博上po出一个段子：

        “我跟我家翻译说：Is there anyway to diversify the curse words to make them more lively and real?【有什么法子能让（《我们家》英译版里的）脏话更生动真实呢？】

        然后她说：Will enlist the help of a really foul-mouthed nephew or niece of mine!【我去问问我那个满口脏话的外甥/外甥女！】”

        在玩笑话之外，翻译上遇到的更重大的问题让颜歌确定了自己的作品的“不可译性”。老一辈四川人说起普通话来总有点“不三不四”的味道，后来竟形成川人风味——“川普”。就拿《三一茶会》来说，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对老人的爱情在死亡的阴影下无疾而终。字里行间便有这样一种川普风味，像花茶香气一样弥漫四散，最后竟然构成了一种淡淡的怀旧式的氛围。

        在被问过无数次关于方言写作的问题后，她开始试图修正对书中语言的定义——不是“方言”，而是“具有四川地区说话特色的中国话”。

        “通过把这种方言化的东西加入所谓这个普通话的内核（里），就会扩大它的容积……当然不是一次（到位），如果很多人来做，普通话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实际上现在所有的语言都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网络信息的大爆炸，所有人表达的方式愈加一致，特别是很多人都开始用社交媒体来表达，表达方式变得越来越单一。（语言的单一）对文学来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三一茶会》有很多东西非常微妙，而且写老人的语言也有点老老的。从故事上来讲，不怎么值得翻”。她将故事发给英文翻译过目，然后说：“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值得翻”。翻译回答：“我同意。”

        翻译中失落的是一种调子。颜歌说，“没有这个调的话，这个小说就不是很成立了。中国人的一些东西，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比如说两个人在笑嘻嘻地说话，但其实是在骂对方。我们有很多指南打北的东西，特别是（《三一茶会》里）这种小圈子社会里的人际交往，很微妙的，那些人物互相之间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友爱的关系，之间是有缝隙的，有对对方的保留意见的。这是很中国的东西。”

        她认为，作品的“不可译性”来自对中文的高度附着；找到了合适的语言，才算打通了故事的隧道。

        “我和姐姐都不是镇上最漂亮的姑娘，但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又或者，“她倒是轻轻巧巧地走了，满巷子的人都不是滋味，她孤独独的鞋跟子嗒嗒踩着大家的心颠颠。”这样的语言背后掩藏的是创作的激情、语感的拿捏和技巧的掂量。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写：“你只需要写一个真实的句子”。颜歌也曾经如此：

        “我以前是一个技术派。像《我们家》这个小说我其实酝酿很久了，大概知道要怎么写，有一年多了。有一次坐飞机，我旁边的人在打电话，说‘妈……’怎么怎么样，一个男的。我就突然想到这句话：‘爸爸的手机里，奶奶的名字是妈妈。’然后我就决定开始写。其实是因为这第一句，才确定了这个叙事者。”

        “到《我们家》之后我就放弃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么一个刻意的人。以前我对所有小说的开头都有一个想法。《我们家》的第一句话，《白马》的第一句……可是从写《唐宝珍》开始，慢慢地第一句对我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对自己说‘我要放弃这种偏执’。现在我开始觉得一切的形式都是一种束缚。”

颜歌和她的作品《五月女王》

它只是一个陪我度日的小玩意

        三十岁，进入“作家的幼年期”，颜歌不再刻意为此纠结，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一份新的自由。

        “一个普通的读者会跟你说，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特别揪心，这个人悲剧性的命运特别揪心，但是一个文学性的读者可能会说，他们的某一次会面，在这个花园里，他揪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点，这个非常小的点对他的永恒性与最后那个爆炸性的结局是同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学性的读者可能更在意一个观赏性的感觉。”

        但作为作家，抵达这样的观赏性的自由需要自觉自律地铺设一个底本。在23日成都方所举行的见面会上，“叙事粉”颜歌提及story（故事）和fiction（小说）的区别：在写作前需要先想好张三李四王麻子的生活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一块饼，就是story，而饼的中间才是fiction。

        “写的时候我尽量保持一个原始的状态。我写的时候很放得开，我是写得很快的一个人，写了以后我可能会等一两个月甚至更久，再回去看，再改。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理性的那一面。这么多年我读的是文学，最喜欢看的书也是文学类的，我每天跟人聊天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学……所以我非常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其实一个人的写作里最难的就是要保持初心。所以写的时候我就是想怎么写怎么写，写完再说。我一般有两个文件夹，比如写唐宝珍的时候，有一个叫‘唐宝珍’的文件夹，另一个叫作‘唐宝珍不要的’文件夹，就是觉得写得不对的要删掉的。一般而言写下来两个文件夹的容量是差不多的。”

        创作《三一茶会》时，她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奶奶家，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有很多别人自己出的书，类似内刊那种小的文学杂志。我找了一堆这种东西，大概是为了抓那个调，那些人是怎么样讲话的，怎么样自我认知的。比如一个退休老师，花钱买了一个书号出一本书，他这辈子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前面有二十页彩页是他跟他家人的照片。”

        从首次大范围采用四川话写作的《我们家》到《平乐镇》里的五个短篇，颜歌的写作中弥漫一种野趣，一种新闻式普通话语体带来的隔膜被戳出一个洞来：透过洞，读者看见一个个原生态的人或坐或立，嬉笑怒骂——如同从文学到现实的穿越。

        无论是《照妖镜》里一群姐妹的一场可谓糟糕的性启蒙，还是《奥数班1995》中一个疲惫、紧张、忘我、失落的母亲，在伤心之后，笼罩住读者的是来自作者的深深忧愁与绵长怅惘——“叙述总发生在事件之后”，颜歌引用叙事学的一句话来论述，“这或许是写作者的一种诅咒”。她喜欢长篇，“我是那种心比较重的作家，我觉得我跟我的小说的关系大多数是‘情感纠葛’型的，我对人物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情，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

        作家需要先学会技巧，然后再学会忘掉它们。这中间，就是数以万计的码字。

        在《平乐镇》的序言里，颜歌说，“或许我还可以是个年轻人，但我对小说的要求变少了。我不需要它表达图景，呈现意向，隐藏结构，更不用说传达什么道理——它只是一个陪我度日的小玩意”。在一个连火腿肠都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世界里，这样的轻松显得可遇而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