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推动“真语文”教学很难，学会了妥协

        5月24日晚8点，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结束在石家庄为期二日的“真语文”活动启程回北京。他与众人告别，关上车门。随着汽车发动，前一秒还精神亢奋的他静默了，头倚在座位的头枕上，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咱们稍微歇会儿。”

        这两天他都在零点后入睡，第二天早早醒来，主持“真语文”示范课和微课比赛时精神饱满、慷慨激昂。

        如今，他俨然成为“真语文”的代言人。

        时间倒回2011年11月，在福建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年逾古稀、身患癌症的贾志敏在三尺讲台后用一杆粉笔完成了一堂朴素的语文课。坐在台下的王旭明感动不已，尤其对比他所亲历的“假语文”课后更是如此——配乐、图片、PPT让人眼花缭乱，念课文煽情过度，讲思想中心时将立意无限拔高。在他看来，“假语文课”更像是一场用力过度的表演。

        他告诉澎湃新闻，最令他失望的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语文的麻木，对语文教学的冷漠，有的虽热情却在瞎指挥。比如要求教育现代化，规定上课都得配课件。”

        他于是动手对语文“打假”、“求真”，当即联合全国14个省份32所学校定下《聚龙宣言》：“语文教学不装、不演、不做作，慎用PPT，慎用多媒体教学设备，让学生真正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体，真读、真说、真写、真对话”，“使语文回归本真状态”。

        然而，仅凭一己之力做抗争，他逐渐感受到了孤独。

        他认为，行政力量有时太大了，做好事远比做坏事难太多——做好事成本太大，但违法成本太低。比如“野鸡大学”此前无人揭露，做“真语文”这种好事却要动用私人关系。

        但这只愤怒的“老鸟”却丝毫没有临阵退缩的意思。现在，他会直白地同媒体说，“我想当大官，越大越好。”

        2008年7月18日，他正式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履任语文出版社的社长，有人说这是“明升暗降”，也有人说他是政治失意者。即便如此，过去七年来，他从未停止过对教育话题及相关教育部门的“炮轰”。

        3小时的车程里，他向澎湃新闻吐露，“在教育部工作时还没有想当大官的意识，不然我肯定会更钻营一些，结局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当了语文出版社社长后，特别是近三年做‘真语文’活动，越发感觉当官的愿望十分之迫切。”

国家“包养”的日子过去了

        5月24日，“真语文”微课复赛现场，初赛各组第一名上台用短短几分钟讲课，评选名次。比赛过程中，有观众直接发评论到微信投影墙上，“老师平时上课都这么用力过度吗？恐怕孩子会被吓到吧。这难道是真语文？”

        作为主持的王旭明在转场点评时稍显尴尬，他幽默地提醒道，教师上课还是要像正常说话，别突然叫“同学们”（深情并茂地），吓人。

        他此前一直反感的微课比赛，却出乎意料地为他拉来不少摇旗呐喊者，这让他颇感无奈，“之前到全国各地就是给老师讲课、示范，但我们发现光谈理念没用。发奖、颁证书这套虽然不科学、庸俗，但吸引了很多人来。这次来的200多人大多是冲有这比赛来的。”

        这位往日的新闻发言人现时正慢慢放下个性，学习谦逊妥协。

        23日的开场演讲中，王旭明用了近三分之一时间逐一介绍活动的主办、承办、支持等众多单位，对在座的各级教育官员、教师和媒体记者，指名道姓地一一致谢。

        过去，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他常因饱受争议的言论，直接从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他曾从两级人口初中覆盖率和毛入学率高这一点，判断中国教育事业是成功的；再比如，他声明“政府已拿出几百个亿资助困难学生、再呼吁社会各界资助”说浅了是无知，说深了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上北大清华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教育就像买衣服要考虑经济实力；又比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被问及“范跑跑”时，他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不能允许无耻”。

        “当时老有人来问我，教育部部长不撤你啊？没受过党内警告处分啊？我说还真没有谈话或警告，一次都没有。一方面是教育部领导的宽容雅量，另一方面，我还是有畏惧的，无所畏惧的话肯定就突破领导雅量的限度了，我还是知晓边界的。”王旭明向澎湃新闻笑谈，“就像‘真语文’提倡的是要说真话，但把握如何说真话是需要学的。说出来的都是真话，但真话不全说。”

        2008年7月，已任六年副厅级干部的王旭明有了提拔为正厅的可能，而他没有获得教育部内部的提拔机会，被派至此前几无交集的教育部直属单位——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

        过去，他对出版业存在忽视与误解，他一度“炮轰”道：“国内的出版社要少一半，国家一点不受影响。再少一半，空气才能净化。全世界出版物中国最多，但是有多少出版物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微乎其微。不是量的问题，是质的问题。”

        身处其位后，他第一步学会的是向市场妥协。“许多饭不是我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许多酒不是我愿意喝还是不愿意喝；许多差不是我愿意出还是不愿意出，只取决于一个，市场的需要。”

        他像是已经上了高速路，没法根据意愿停车或倒车。“不能光想着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要想着百十号人的日子怎么过，怎么保证经济效益。为此你就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跑市场。你想生气的时候不能生气，得憋着。你要卖出东西，赚回钱，因此要委屈很多。”

        对于来路和去路，如今他看得透彻，“我原来在学校当老师，在报社当记者，在机关当公务员，这些地方都不谈利，只谈益，因为有国家包养。但语文出版社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这七年中又变成了要上市的企业，这变化的核心就是要谈益，也要谈利。”

        他说过去和现在都累，“原来累更多的是来自政治、政策的压力，不能说错话，基本上都是九十点钟下班；现在则主要是经济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真语文”活动与他参与执行修订的语文教材紧密相关。他坦言，即便自己在主推“真语文”的活动，但迫于一些外部压力，选入教材的作品也并非篇篇是“真语文”的精品。

破点规矩，少些撕扯

        王旭明同其他官员不太一样，无论是发声频率还是发声尺度。

        他的朋友圈封面是一张奥巴马与金正恩闭眼相拥的合成图，他说这图很可爱。

        “实际我特别怕跟人打交道，从小就是。”5月24日晚，王旭明在车上刷朋友圈，看完朋友对他诗作的回复、点赞后，这样对澎湃新闻说道。

        王旭明现实的工作经历却与之悖反，教师、记者、新闻发言人，包括现在作为语文出版社社长去“跑市场”，无一例外地需要同人打交道。

        他每做一行，都突破过所谓“行规”，也试图突破自己。

        “最明显的是我当官员的11年，我和教育部的机关文化不太合，大家都不说话，或者大家都心里说话。我就相反，当时都嘴上说，这可能对教育部的整体文化是一个挑战。”王旭明回忆，“到了语文出版社，对于‘假语文’也是这样，我挑战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状况。”

        他去年6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起“假语文”的例子：一位年轻教师讲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那一课，讲到关键时候，他突然踩响事先藏在讲台一侧的实验装置，顿时烟气腾腾，事发突然，学生们和听课的教师都吓坏了，拔腿就往教室外逃。

        还有一次，某地小学教师，讲“爬”的意思，在课堂上拿出一把糖撒在地上，让学生们在地上爬着去争抢。

        他在教育部当发言人时常带着记者到各地听课，“那时就已经积累了情绪，还觉得教材、教辅、考试也有‘假语文’。比如连英语都考听力和口语，语文为什么不考？但当时如果说出来，人家会觉得你在代表教育部说话。”

        转变角色后，他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说不说，怎么说，何时说？

        到出版社后他听了更多的“假语文”课，这种情绪不断推着他，直到3年前终于难以抑制。

        但后来他不无惊惧地发现，他谈“真语文”，嘴上越慷慨激昂，内心越苍白无力。嘴上越坚强，内心越软弱，而背后的原因是“强大的行政力量在不作为或乱作为”。“以我几十年对教育工作的观察，他们完全不按照规律地指挥和行为，形成这么强大的外部力量。凭我一己之力，很难。”他无力地摇了摇头。

        他说，这么多年来，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角逐和较量。如困兽撕扯般，让他身心俱疲。

        好在，他现在还能靠同道长者的扶持和自己的心理暗示驯服那头困兽。

        贾志敏是绕不过去的人物。5月24日晚的饭局上，主持一天活动的王旭明坐在长者贾志敏身旁，礼貌敬茶，回忆初见，指点教材，嬉笑怒骂。

        3年来，王旭明和贾志敏等人赴全国各地宣讲“真语文”，马不停蹄。第三次一同来石家庄，二人已然默契。

        5月23日的“真语文”活动上，王旭明作完开场演讲后，哽咽着请全场向贾志敏致敬起立。王旭明当天在接受媒体群访时一声叹息，“达到他境界的几乎没有，如果老人走了继承者寥寥，这是我感到最悲哀的。”他甚至请媒体把他的名言“中国不仅需要一个王旭明，还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改为“中国现在的语文教学不仅需要一个贾志敏，还需要千千万万的年轻的贾志敏。”

        5月24日下午的活动接近尾声，王旭明当场念了自创的诗赠予贾志敏，“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说谎/甚至语文教育都充斥着假的张狂/贾老师说过这样的话/怕痛而不怕死亡/我宁愿理解这痛有身体之痛，更有‘假语文’疯狂之痛……”

        事后他向澎湃新闻解释称，为了斟酌诗的最后一句，他迟到了半个小时。“原来是‘我们要把全部的敬意献给贾老师，永远跟着他走向前方’，方也在韵脚上，后来改成了‘即使放逐，即使流浪’。”他说自己不忍心，但确有悲凉。他不知道这位77岁身患绝症的同道中人还能陪他走多远，或者能不能赶上其他人走偏的路，得以悬崖勒马。

        至于给自己的心理暗示，他常常回忆起教育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一百多号人在下面黑压压地坐着。“我没有把握，就不断暗示自己，我比‘你’强，这个‘你’就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