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湾作家张大春：办些许该做的事，遂了初心，拂衣便走

        前两天，台湾作家张大春回头算了下，从写作第一篇小说至今，整整41年光景了。

        写小说、主持电台节目、说书、监制舞台剧、做过大学教师、练习书法、给王家卫当编剧顾问、跟周华健合作写流行歌词、替吴兴国的新编京剧写戏词……看似千变万化的“不安分”，但内核一脉相承——他没有离开过文字。

        “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非常高兴能在这行从事我的工作。”

        在编写人生中第一部京剧，也开始与王家卫一起构思《一代宗师》故事的2006年，张大春赴法兰克福参加书展。走在通往火车站的路上，好友王德威问他：“听说你很久没有写现代小说，一直在写古体诗，有没有这回事？”

        “是的，我写了快20年了。”

        “那会影响你创作小说吗？”

        “难说。也许我20多年写小说的经验，换得了在台湾小小的名声。到最后，利用这些累积下来的小名声，在有限的圈子里去推广我以前写的那些旧诗。”

        “写小说的目的是写旧诗？”

        “也许有一天会反过来。写旧诗到最后的真正目的是让我完成一部小说。”

        回答王德威这些问题的同时，张大春也回答了自己一个问题：创作，其实可能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匠心的运用。

        匠，是张大春最钦慕的一个字。

        5月21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的上午，58岁的张大春穿一件V领的藏青T恤，黑色休闲西装外套被随意地扔在一边。这次，他带来理想国的《大唐李白》第三册《将进酒》，下周即将面世。

        头发微鬈，言谈间偶尔会用指腹向后梳理两鬓；他的声线低沉，说到激动处，会叩击桌面或击掌，配上丰富的感叹词，可以想象他说书时的声色。

背离后的自然回归

        1957年，张大春出生在台北。艰难时期，家里只有一台收音机，少有娱乐。

        也因此，4岁的张大春开始坐在父亲膝盖上听他讲《三国》。父亲还想尽办法带他进剧场看《搜孤救母》、《甘露寺》，甚至《锁麟囊》。一路看到22岁大学毕业。

        回想自己真正与京剧发生联系，是源于6岁时母亲亲手为他做的一个帽缨和一件髯口（注：戏曲中各式假须的统称）。

        12岁前，张大春经常捋着“胡子”，面对家中白墙唱戏，想象有数百观众。

        这样的个人记忆片段，直到40岁才重新被他挖掘出来。

        可在他十三五岁的叛逆期，恰逢欧美文化进入台湾。乡村音乐、情景喜剧、好莱坞电影，欧洲新浪潮艺术电影、试验剧⋯⋯投身其中的张大春深感新奇。

        彼时，他不愿再进“落伍、陈旧、嘈杂的”剧场，背离了从小接触了10年的京剧，以及包括相声在内的其他曲艺。

        之后，进入重视传承的辅仁大学国文系，中西文化又在张大春身上交织融合。

        “在那段迷乱的时期，想要抛弃曾有过一切的时候，我又好像自然而然地回到原先的教养环境和土壤。”

40年来能撑到现在的没几个

        通常，张大春6点多起床。有时，他会准备早餐。然后，由太太送两个孩子上学。接着，他开始一天的工作。

        被梁文道称为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从《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到《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没人写信给上校》、《小说稗类》、《城邦暴力团》再到《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大唐李白》等等，张大春的写作风格涵括了现代小说、儿童文学、魔幻作品、新闻写作、武侠小说、文学理论、历史小说…… “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作家司马中原的评价更加直接。

        说起这份强悍的驾驭力，张大春微扬下巴，严肃点头，“对。没有第二个。你问我原因，不知道。”

        大学二年级，张大春就获得了台湾重要的小说奖。“我们那一代写作者，比较多受到照顾和期待，有各种机会让我们出头。有人说我们占尽便宜，其实并没有。”

        张大春眼中，40年来能撑到今天的，没有几个。比如同时出道的吴念真，早已另投他处。

        “这行里面，能够像我这样每天写的，也没有第二个。量比较少，但还撑住的有。”他报出三个名字：朱天心、朱天文、谢才俊。

        “我天赋没有特别高”，张大春说。20多岁决定入行，日积月累下的功夫，他不觉得那是苦功，“说不定是乐功哦”。

        40岁以后，张大春不再领任何奖。“我门票拿到了，已经进场了。”四年前，他也不再担任文学奖的评审。

        他还拒绝将自己的作品编入中学课本。“不惹人厌。”他低低地说，“鲁迅的文章多好看呀，苏东坡多有趣的一个人，进了课本多难看，死背死背的。我儿子说，所有中国古代的诗人，真正伟大的只有一个，就是屈原，因为他让我们放假。”

        不仅写了20多年的古体诗，张大春还是书法练习者。就算不是每天都练字，但读帖是一天不肯落下的。他形容书法的乐趣在于“既有抽象艺术的本质，也有具象审美的快感。”

        “好看的字太多。”就像早就知道明末清初的王铎，也喜欢他的行书，但是几十年后的这几个月，张大春才理解了王铎字的某一些好处。“我也不急啊，是很自然和你的审美对象遇合。”

有话要说，所以每说书一小时

        周一至周五下午最晚2点半，张大春准时出门。他在台湾news98电台有一档播出了16年的节目：1小时现场访问，1小时说书。那是张大春另一个重要的阵地。

        一年250集的节目，张大春根据自己认为社会最不可或缺的内容来设置议题。

        他介绍，周一是新闻事件聚焦；周二请来天文或是生物学家介绍科技新知；周三讲电影，隔周是马世芳讲解现代音乐；周四，轮流讨论法律和交通。

        张大春尤其重视交通问题，内容涉及台湾高铁、捷运、道路管制、环境以及土地规划等方方面面，“因为我觉得交通远大过都市规划，甚至在经济层面之上，具有前驱性。”

        周五是文化出版，或是一位美国外交官在台湾出生的夫人来介绍食物，而她本身是人类学家。大约每隔三个礼拜，还有一档“东京特派员”的栏目，由旅日作家刘黎儿带来关于日本的特别报道。

        “我的节目，不是泛泛而谈的。很多人盯了十五六年了，如果每天听，我认为他们都已经具备了大学或者是研究所文凭的水准。”

        这样积累下来，张大春自己也学了很多。他认真地说，“研究所以下的天文物理知识我大概都差不多了。”

        而最早电台老板找到张大春请他做节目时，张大春说，可以，但是要让我说书。

        他说了几近中国古代所有知名的长短篇：《江湖奇侠传》、《聊斋》、《三言二拍》、《水浒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儒林外史》、《西游记》，还说自己的《城邦暴力团》、《大唐李白》、《这就是民国》。

        “因为有话要说，所以必须有书要说。”他其实是用讲故事做包装，核心仍是传达观点和讯息。

        工作之余，张大春算是比较宅，不太爱出门。不过，他花在社交网络“脸书”（Facebook）上的时间不少。对于例如环境、公共政策等比较迫切的公共事务，他会立即参与。

        去年10月，针对顶新集团被检出将饲料油混入食用油，张大春第一个站出来呼吁“抵制顶新和味全，直到倒闭为止”。

        “我有时候不是太有公德心的，不是太想管大家的事，但有些时候，不说不行。”当然，他必须要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锐利观点。

        并且，只要张大春愿意，发“脸书”的内容就一定可以登上报纸头条。“以前不喜欢媒体跟着我，后来想，咦，那有什么公共意见我就借着发表。”

        比如，对柯文哲的反感。“原来大家都骂他的时候，我还说不见得。现在我觉得他有点人来疯了，就出了几次手。只要我一骂，就头条。”

        他总能敏锐抓到不少台湾官员的症结，并率先一针见血点出。“在大家都还没有开始骂马英九的时候，我就‘修理’了他好几次。”同样，张大春也最早指出龙应台作为文化官员的失职之处。

        “毫不客气地讲，这点我在台湾绝对是先驱。”不过，张大春现在发觉“嘴炮”开多了，未必达到效果。“有时候大家按个赞就感觉参与过，转发一下就感觉尽到社会责任了，它就变成了鸦片。我带头就成了狗吠火车，自以为尽了公共义务，反而是让大家消了气儿。”

“有了孩子，胆子会比较小”

        这几年，比起写文学评论，张大春更关心孩子认字、写作文的问题。

        也不全然是自己一双宝贝儿女的缘故。“根底没有了。”张大春告诉澎湃新闻，台湾现在是个“不学”的社会，中年以上的人最忧心的就是年轻一代的苍白，年轻人很少去想变老之后心灵滋养和启发的需要。“我认为台湾整体的师范教育，大概在30年前就崩毁了。不怕得罪同代的这些老师们，战后出生的这代，尤其国语教育是全面性的失败。”

        在近来发起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话题讨论之前，张大春已经写了28篇取名为“搞作文”的系列文章，范文多半出自他以前的文字。无论是往优雅、讽刺、动人、知识的路上走，他对自己的文字一点都不担心。“这一套又一套的写法，不应该只有自己会嘛。”

        而谈起自家孩子，他的神情柔软下来。“我们家两个在语文上是厉害的。”张大春分享，这得益于家人之间的交谈从来都只用成人的语言。

        儿女小学毕业之后，张大春开始怀念曾经每天2小时餐桌聊天的习惯。他有点无奈，“因为上学，还有手机呀。那段时间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大春曾两次把儿子张容请到自己节目中，儿子对NBA三十支球队每个球员的位置、表现、年薪如数家珍。

        一次，演员刘德凯回台湾约张大春吃饭，见面谈天时说起，“昨天在台北开车，听你访问一个小姑娘，讲NBA讲得特别好。”张大春想了想说，那不是小姑娘，那是张容。“那时候张容13岁，还没有变声。刘德凯吓一跳。”说起这段，张大春噗嗤，笑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学的。虽然非常窄，但表示他也下功夫。”在张大春看来，张容的球评是台湾三十岁以下最好的。这份评价不是因为那是自己儿子，“主要也是因为他语言上的出色。”

        孩子的到来让张大春“胆子变得比较小，做事也会更谨慎一些”。作为父亲，他冀望张容和张宜长成正直、大方的人。“不要那么计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期望。”

        与周华健合作的《侠客行》中，有一段词张大春是这样填的：办些许该做的事，任人吵闹喧腾，不必听，遂了初心，拂衣便走，且把此生藏人海，埋没我的心灵。他说，这就是我的位置。 

【对话张大春】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挑选写李白？是出于对诗人的喜欢吗？

        张大春：也没有。我一直在写旧诗嘛。也不是什么好的，就每天当日记。粗略估摸着也有个八九千首。诗会来找我，我也不拒绝。诗不来，我也不会去找它。维持着不是太积极的关系，就像会走访的邻居、造访的亲戚。

        千古以来，最大的争议就是李杜谁比较好？我一向是不去论断优劣，后人没有资格。其实，光唐诗内部就有两个传统。我自己是学杜甫的，但对李白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抱有很大的兴趣。好奇为什么当整个大唐把近体格律修整地精研而工稳的时候，同时代的李白会走上另一条路？他一定有一个动力。

        近的原因是，大概到了2012年，我太太随口说，有没有想过写写诗人的故事？李白可以当故事写。我想，这个好！不太有人这样做，虽然学术研究非常多。

        澎湃新闻：在《大唐李白》中，我们看到，文字上运用文言文比较多，会不会担心在阅读上给读者设置了一些门槛？

        张大春：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我一直有个假想，第一册只要从第一个字，看满50页，大概这一本书就不会有问题。看完《大唐李白》第一册的人，再看第二册就变得通俗不费劲儿了，接着看第三册就变得行云流水了。每一册的文言密度是逐步增加的，我是有意为之。

        我不觉得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两个体系，文言文就在白话文里面，只是使用得不习惯。只要他读下来，融会贯通这个文言语境里的诸多元素，自然而然就懂了。

        现在的出版计划可能会增加到5本。第四册《长相思》我准备写100篇2500-3000字的短篇，会更好阅读，做一个调剂。

        我知道网上有声音批评说，他只是在卖弄知识啦。坦白说，我有什么好卖弄，学问不是我的。学问是多少年来的学者做各种研究。我只是像过路财神，做了一个综合整理、消化，提出我对李白的看法。

        澎湃新闻：杜甫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这跟您曾说自己“一向不太符合时潮”有没有相似之处？

        张大春：我一向不把自己的个性跑去和写作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也不赞同作者把自己的性情投入到作品里边去。你为什么不写杜甫？可见你比较像李白。这没有办法解释。

        每个人都会有相似之处，这是人性的必然。但我确实对他有几个地方非常好奇。其中一个，在他大量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旺盛的功名企图心，但是也有等量的诗句显示他不是为了世俗的金钱、名望来博取功名。这不是矛盾，而是两个层次。他很清楚地知道，要对世界有所为，那必须透过某一个方式去赢得这个机会。然而要做一个像样的人，或许在这个机会有所表现之后，就要抽身了。所以李白最崇拜的历史人物是鲁仲连。造福这个世界，但是不贪名利，功成拂衣去。

        澎湃新闻：李白改变了唐诗，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也错过了他。李白是不是也是一个被时代低估、错失的艺术家的例子？

        张大春：李白虽然名声很大，但当时，他的诗地位并不很高的。留下来大概近千首，真正合格的律诗却大约只有两到三首。可是，他对诗歌的创造发明、灵活调动、意象的千变万化，无人能及。有人说，杜甫是诗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李白更在史诗之外，他是一个发明家。

        澎湃新闻：电台的说书节目，到现在还没有说过《三国》和《红楼梦》。

        张大春：《三国》不是因为不好说，恰恰是因为太迷人，必须要通过不同的形式说。而《红楼梦》是因为不适合。它不是一个语本，基本都是家常琐事或是诗文逗趣。

        澎湃新闻：在与周华健合作的《泼墨》歌词中，有一段说唱用了36个皴法，35个是真的存在，混入了一个编造的。在作品中，现在还会有跟读者做游戏的心理吗？

        张大春：也许在我30岁以前，有“玩”的心。现在，也许表现上还是一样的，但不见得出于的动机还相同。特别是越来越能够熟练地去体会读者的需求，你就越知道那些号称“游戏”的分寸是什么。

        有些其实是为了说明议论无法说明的道理，那就只好放在虚构的范围里。比方说，李白留下两句诗，我始终觉得那原本是四句，补了两句，那你看出来就看出来了。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些诗根本就是李白写坏了，那就要想办法告诉读者，为什么你会这么判断。这也不表示我比他高明。你想想看，我比他晚生1300多年，占尽多少便宜。

        澎湃新闻：之前谈到的，对台湾社会思想反省的深沉度下降和对年轻一代的担忧。作家会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吗？

        张大春：我不太强调这个，但应该是丢不开的。用最自私和利己的角度看，你能够养一个读者，让他看你的东西，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所以会想办法把体量做大。所以文章不见得一定只写《大唐李白》这样硬的东西，有时候还要写一些松的。那不见得是尽社会道义，而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谋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