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官”岑春煊：晚清大吏追捕外逃贪官的成与败

岑春煊是清末追捕外逃贪官的开创者。岑氏反腐，主要出于整饬吏治、堵塞漏卮的公心，带有立威扬名、筹措经费的目的。岑春煊虽未能追回周荣曜，借此整顿粤海关却取得极大成效。岑春煊引渡裴景福案例，凸显中西司法体系的冲突。百年之后，这个困居仍未彻底破解。

从“康党”到太后宠臣

史家陈寅恪云：“至光绪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寒柳堂集梦未定稿》）

清流高官岑春煊是云贵总督毓英之子。岑毓英从云南“剿匪”起家，中法战争时曾入越作战，历任云南巡抚、福建巡抚等要职。岑春煊青年时入北京国子监读书，被称为“京城三恶少”之一，中举人后在京供职。甲午战争失败后回乡，1895年列名强学会，与来广西讲学的康有为深相结纳，1897年共同发起圣学会。

1898年，岑春煊回京，提出裁撤自己所在的太仆寺等闲散衙门，得到光绪皇帝激赏，未几，获授广东布政使优缺。政变后，得军机大臣荣禄庇护逃过一劫，调任甘肃布政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危急，岑春煊率领一支军队以“勤王”名义赶到北京附近。“岑春煊迫不及待地挥师勤王，目的究竟何在？辅助光绪收回政权的可能性并非子虚乌有。”（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大胆一点猜测，若时机出现，岑春煊打算辅助光绪皇帝脱离太后控制，与八国联军进行“和谈”，并迎接康梁回国。

时机没有出现。岑春煊乖乖地充当“前路粮台”，护送太后、皇上到西安，深得太后欢心。甫抵西安，官升一级任陕西巡抚，此后因联军侵入山西，太后感到威胁，调岑春煊前往处理。为镇压四川“拳匪”，调署四川总督。广西闹到“盗匪”遍地，太后担心太平天国重演，急忙把他调署两广总督。

岑春煊一上任，马上赶往广西，首先劾罢巡抚王之春、布政使汤寿铭、按察使希贤、广西提督苏元春，把一省四套领导班子一网打尽，然后布置“剿匪”。戎马倥偬之际，他还忘不了报一箭之仇，将南海知县裴景福革职提讯。

        

追捕周荣曜未果

岑春煊依仗太后宠信，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战役，在署理两广总督的3年里，前后劾罢大大小小官吏1060人（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第594页），被人称为“屠官”。

岑春煊此举在整饬吏治之外，还有树立威信、缓解财政困难的目的。此前历任广东督抚为讨好慈禧，上缴中央的比例过高，还要协济广西等省份。岑春煊大力禁赌，又减少了巨额“赌饷”收入，财政已到山穷水尽地步。为应付剿匪、举办新政，岑春煊用参追亏空等措施，追回贪官侵吞的国有资产，缓解了财政困难。

1904年7月10日，奉皇太后懿旨，粤海关事务归两广总督管理。在“一口通商”时代，粤海关是清朝第一大关，粤海关名义上属于户部管辖，但监督一职均从内务府汉军旗人中委派，海关收入多解入内务府，供皇室享用，被称为“天子南库”。

此时岑春煊还在广西，朝廷命广东巡抚张人骏先行接管。1904年底，张人骏查出关库历年亏空二百数十万，奏请将库书周荣曜革拿查钞（《光绪朝朱批奏折》第74辑，第592页）。周荣曜闻讯潜离广州，入京行贿管理外务部的庆亲王奕劻。1905年9月4日，内阁奉上谕：“命候补三品京堂周荣曜充出使比国大臣。”（《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第116页）

被通缉的贪污犯，可以用钱买到“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不仅是“带病提拔”，还是“带罪提拔”，开了一个国际玩笑。周荣曜盘算，庆王是领班军机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方督抚总是要给面子，放他一马。

可岑春煊不吃这一套。他迅速上奏将周荣曜革职并“严拿监追”。周荣曜知道敌不过，经香港逃到暹罗（今泰国），隐姓埋名。岑春煊将周荣曜在广州的产业悉数查抄充公。

周荣曜原是没读过什么书的无赖子。他的舅父傅秩西充粤海关库书（登记账目的小吏），年纪大了想退休享清福，把这个职位顶让给外甥。周荣曜当库书20年，侵吞库款达200多万，数目惊人。暴富以后，以穷奢极侈著称于羊城。某年嫁女，妆奁清单大书“不求人”三字，意谓嫁妆包罗世间万物，应有尽有（《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辑，第226-227页）。

被查抄的周荣曜产业中，最著名的是位于西关宝华正中约的大宅。这座大宅面阔十三开间，进深二十余进，内设戏台，极尽奢华。充公后，部分建筑用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办公楼。（黄国声：《最后的超级西关大屋》，载《羊城沧桑》第2辑）岑春煊没收周荣曜经营的花县灰鼠岩灰矿，在广州河南创办广东士敏土厂（水泥厂），这个厂址后来成为孙中山开府广东的大元帅府，至今尚存。

岑春煊从惩治周荣曜入手，彻底厘清粤海关历年积弊，单此一项，每年粤省可增加收入70多万，这在当时是笔巨款，为举办新政提供了经费。张人骏、岑春煊清理粤海关积弊，用的是循名责实的传统方法，并无太多巧妙，关键在于将原有各项收支制度加以落实，明确责任，说到做到。这一套经验，后来为各地海关所效仿，收到明显效果。

研究晚清经济史的学者，多将张人骏、岑春煊的措施称之为“粤海关改革”，其实滥用了“改革”之名。清理粤海关的措施，只是从原有制度精神出发，严格贯彻实施，纠正违反制度的行为，准确的说法，是“整顿”。改革是对原有制度进行修改或创设新的制度，是个中性词，其效果如何需要作中立评估。不是每个政策措施都需要采用“改革”之名，巩固完善已有改革成果，纠正偏差，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贪官周荣曜十分机灵，汲取了裴景福的教训，不是匿居香港、澳门，而选择到泰国躲藏。与香港、澳门相比，泰国地域广阔，清廷耳目不灵，无法查实。岑春煊无可奈何，让周荣曜逃脱了人身惩罚，只能没收资产了事。岑春煊基本达到目的，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追捕到周荣曜情有可原。

成功引渡裴景福

同样是潜逃境外，周荣曜逃脱了，南海裴景福却被引渡回国受审，过程则充满艰难曲折。

裴景福是否有罪，从法律上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从春秋时代起，即有“罪疑从无”“罪疑惟轻”的司法传统，但《大清律例》取消了中传统“疑罪”的规定，给了地方官上下其手的空间。

桑兵指出：“晚清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若以此划线，几乎无人不在可参之列。岑春煊穷追不舍，别有潜因。”（《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264页）。桑兵据《睫闇诗钞》序言，怀疑裴景福负责查抄康有为私宅时，可能发现了岑春煊与康有为“勾结”的书信，引起报复行动。笔者从茅海建著作找到线索，发现在戊戌政变以前，岑春煊已开始弹劾裴景福，抄家事件使仇恨升级。

在“百日维新”期间，两广总督谭锺麟对变法毫不热心，遭到皇帝批评。康有为探得消息，策动御史宋伯鲁弹劾谭锺麟，奏折中并提出以梁启超姐夫、乡试座师李端棻取而代之。（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636-638页）

显然，这是“康党”攫取地方权力的一步棋。岑春煊也是李端棻学生，积极配合弹劾谭锺麟“阻抑新政”，顺带也参劾番禺知县裴景福“遇案受贿”（《德宗景皇帝实录》二十四年七月己卯）。若作合理推测，南海、番禺两县是省城附廓，知县都是总督亲信，裴景福精明强干，或许恃宠而骄，对年轻的布政使岑春煊有所怠慢。

1903年9月，岑春煊再莅粤地，在戎马倥偬之中，不忘上奏一本：“南海县知县裴景福，叠据绅民禀控，婪索有案。”奉到上谕后，即将裴景福收监于番禺县署，勒令追缴“赃款”十二万。裴景福先交上现金四万，后又追加上缴股票、衣物等价值三万，而后报称力竭。

岑春煊委派按察使程仪洛调集案卷搜索证据，发现裴景福“平日弥缝，极为周密”，案卷“不足以为凭”，怀疑“其贪酷之事，皆由门丁某某为之，过付助虐”（岑春煊奏折，转引自《河海昆仑录》，第4页）。但两个门丁闻讯已逃之夭夭。至此，物证、人证俱缺，已失去定案的基础。

岑春煊对裴景福采取的是先定罪、后取证的做法，违反了司法程序。不能说裴景福完全没有受贿嫌疑，问题是办案必须做到证据确凿。办案官员用尽心思，最后只找到赌商账簿贿赂记录有“南属”两字作为“物证”（《河海昆仑录》，第4页）。所谓“南属”，指的是南海县合属文武弁差，并非指某一个人，可以指全体，也可以指南海县部分员弁。据此定案，未免牵强。

1904年4月17日凌晨，预感到不能得到公正审判，裴景福偷偷出城，搭乘轮船前往澳门。岑春煊闻讯，派人往澳门交涉，并把军舰开到澳门海面，向澳门总督施压。（《河海昆仑录》，第3-5页）

此事引起了中葡之间的严重交涉。葡萄牙按照国际引渡法则，提出“交犯”的前提是不得判处死刑、不得施加虐待；中方考虑后终做出让步，承诺改判为非死刑的刑罚。到1905年8月9日裴景福被引渡回穗，只能流放新疆。

东方国家要求西方国家引渡嫌犯或罪犯，经常发生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按照西方各国惯例，政治犯不引渡、两国均认定为犯罪才引渡、一般不判死刑、对疑犯实行人道主义等。东方国家很难理解这一套，往往把这种要求视作“干涉内政”，故交涉常常闹成僵局。这是“西方价值观”作祟呢，还是未能“与国际接轨”造成这种困局？

岑春煊运动式反腐短期内收到明显成效，他本人也比较廉洁，但个别案例则不免有挟私报复的嫌疑。反腐最终目的在健全法制，以求渐进于法治。为报复而入人以罪，违反了司法程序，侵蚀了法治赖以存在的公正精神。不过，除个别案例外，岑春煊所参劾的贪官，绝大多数是罪有应得。笔者对岑春煊“吹毛求疵”，乃春秋责备贤者之义。